西安——汉文化的起源之地

西安——汉文化起源之地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近四年的“楚汉战争”，西楚霸王项羽在乌江上演“霸王别姬”之后，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政权，定都于“长安”，意即“长治久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

在这片沃土上伟大的华夏民族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盛世王朝西汉，找到了自己永恒的名字“汉族”，他们的文化传承也在这里逐步形式，最终发展成为“汉文化体系”影响后世千百年。

我们说西安是汉文化的起源之地，不仅因为这里曾经是辉煌一时的西汉都城，更因为汉文化在这里得到了系统化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存在，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领域得到全方位的呈现，并得到世界的认同。

一、什么是文化“起源”以及汉文化起源地之争
人类重要的思想和行为最先形成的地方称为文化起源地。

在谈论汉文化的起源地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文化范畴内“起源”意义。

在辞典上，我们不难查出“起源”的意思为：事物产生的根源。

以这句话我们套用于文化起源上可以这么解读，“文化”就是这个“事物”，“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就是“产生”，而“根源”就是“促成的原因和表现形态”。

当一种文化还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中时，并没有形成完整体系、物质载体和独特的文化呈现、文化符号时，我们只能说这种文化启蒙了。

那么当一个文化发展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已经起源呢？也就是说人类重要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在这里形成了呢？首先，它要形式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形成；接着，它要以物质为载体得到传播和呈现；同时，它要形成这个时期独特的文化符号得到最大范围内的认可，才算是文化的起源。

了解了文化起源和文化起源地的条件之后，我们来一起看下比较流行了，关于汉文化的起源目前有几种说法，这里归纳如下：
1、籍贯说。

也就是根据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地——徐州来确定汉文化起源的说法。

文献记载，
汉高祖刘邦（前256年—前195年6月1日），沛郡丰邑中阳里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丰县人。

因其地隶属江苏省徐州市，所以就有了汉文化乃徐州起源一说。

从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事的故事和中华历史朝代更替年份表，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公元前209年10月刘邦在沛县揭竿而起，成为秦末农民起义主要领袖之一，而直到公元前202年大汉朝才算成立。

先不说刘邦起事之时仍处于秦朝末年还没有进入汉朝，单从在整个推翻秦朝的运动中，徐州所处的历史地位，也不足以促进一个文化的形成。

刘邦从最初的起义军领袖，到后辅佐楚怀王并被封汉王，直至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称帝，在这个过程中徐州给予西汉历史的不过是生养了一个皇帝和为这个皇帝提供了一个积蓄自己力量的地点，在汉文化方面别说完整的文化体系，就连“汉”这个字也还没有在徐州被提出，所以汉文化起源的籍贯说不成立。

2、封王说。

也就是根据汉高祖刘邦的分封之地——汉中来确定汉文化起源的说法。

公元前206年刘邦首先进入关中要地，秦王子婴请求投降，秦帝国灭亡。

随后，他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之后是四年零三个月楚汉之争，消灭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建立汉朝。

因刘邦被封在汉中为汉王，又从这里问鼎天下，所以就有了汉文化乃汉中起源一说。

汉中的历史可以追述到先秦时期，那时并没有明确的汉中的说法，直到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首置汉中郡，为秦36郡之一，汉中才在中华历史舞台上正式亮相。

从汉中设郡到刘邦封汉中王时隔100多年，设想如果用一个仅仅持续4年的诸侯王朝的历史去冲击传承100多年的独立文化体系，那么我们是否太看重这个诸侯王朝的力量。

况且，刘邦作为汉中的“外来户”更多是给这里带来了一些汉文化在启蒙阶段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在这里才形成的完整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我想，如果不是后来这个诸侯王朝统一了中国，那么汉中依旧会坚持自己的汉水文化，而此刻我们在谈论的也许就是楚文化了。

虽然“汉”得名于此，汉也是从这里开始了确立政权的征途，但是汉文化在这里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得到物质的承载，更谈不上文化的传播和呈现，所以汉文化起源的封王说支持不够。

3、建国说。

也就是根据汉朝开国之——洛阳来确定汉文化起源的说法。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汉高祖刘邦在在山东省定陶县的一个土丘上即皇帝位，建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

因刘邦在登基时在这里建都，加之东汉刘秀也在这里建立都城，所以就有了汉文化乃洛阳起源一说。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西汉和东汉的关系。

公元10年，王莽篡汉称帝建立了新朝，西汉240年的历史宣告结束了，但他的王朝仅仅维持了15年的新朝就土崩瓦解了。

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登基称帝，因刘秀系西汉皇族的后裔，故国号仍为“汉”，因刘秀所建立的汉王朝首都在洛阳，刘邦所建立的汉王朝首都在长安，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故后世称刘邦所建汉朝为西汉，刘秀所建汉朝为东汉。

从历史关系和文化传承上看，东汉仍然为刘邦后裔所建立，而在文化传承上，东汉文化也继承了西汉文化的体系并得到发展。

所以洛阳所呈现的汉文化，也不过是西安汉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另外，即使汉高祖刘邦登基时在洛阳建都，但三年后即迁都长安，从时间上考虑，汉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并得到最大范围内的认可，也是在长安完成的，因此，汉文化起源的建国说考虑不周。

排除了以上三种汉文化起源之地的说法，那么西安在汉文化的完整的文化体系形成，物质载体与传播，以及独特的文化符号的形成与认可上是怎样的呢？
二、汉文化在西安的追根溯源。

1、汉文化体系在西安的搭建。

美国地理学家J.E.斯潘塞和W.L.Jr.托马斯认为：文化的最小单元,即文化的某个项目，不论它是人的某一行为还是使用的某一工具，都是文化特质。

相关的文化特质的集合构成文化复合体，各文化复合体包含的文化特质数目并不相同，这样一些相关的文化复合体集合起来，便形成一个文化体系。

首先，要形成这样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特质首要的是要有统一的政权体系。

从公元前202年，秦朝灭亡之后，经过了近四年的“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中国基本结束了秦末开
始的战乱时期，国家趋向统一，地方性政权基本被消灭。

在汉武帝时期，随着卫青大破匈奴，霍去病越千里大漠大败匈奴，封狼居胥而还；郑吉驱逐匈奴在西域势力，助汉朝一统西域诸国，设西域都护府……中国从此成为东方第一大帝国，与西罗马并称两大帝国。

从此，西汉政权不仅得到稳固，更声威远播，外族开始称呼中国人为“汉人”，而汉朝人也乐于这样称呼自己，“汉”从此成为了伟大的华夏民族永远的名字。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西安作为这个大帝国的首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里文化特质的关联性得到政权最强有力的保护，为汉文化体系在这里的搭建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一系列文化特质相互关联必须配套统一的社会管理制度。

从秦末到楚汉之争，中国的历史一直是战乱纷飞，秦朝统一的社会管理制度在这一阶段完全被打破，各地的割据政权用不同的方式管理占领的地盘，文化特质因受制度不同的影响关联性甚底。

如同冷战时期，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决定了那个时候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质，这一现象在二战后“柏林墙”分割的东西柏林文化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在西汉建立强大的帝国之后，在行政区划分、官制、军事、法制、经济、文化、服饰、饮食等等各个方面制度开始统一化。

这些在对都城长安的管理上表现的尤为强烈，仅从城市的布局上看，汉长安城一改战国时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形成城墙高12米，宽12～16米，全城共设12个城门和8条主要街道，最长的街道长5500米的都城格局，一方面集中居于同城加速了族群的融合，另一方面对城市功能区块划分也促成了社会阶层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明晰，促使了西安地区汉文化特质相互融合、协作，达到了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集合构成了汉文化复合体。

第三，纵观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放弃对人们思想的统治，在西汉时期，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这一决策就对中国历代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西汉一时期汉文化复合体的相互关联上提供了思想上的一致性。

在西安城西北，现在大兴新区辖区内，有着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一组皇家礼制建筑的遗迹，汉辟雍遗址和汉明堂遗迹，他们由西周的教育场所变为“行礼乐，宣德化”的礼制建筑。

礼制的确立是西汉统治者德治梦想的具体化，通过礼仪定式与礼制规范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通过法律的惩罚维护礼法的绝对权威。

在西安发现西汉礼制建筑遗迹，表现了那个时期统治者对这里的思想上的高度统治，为西安地区汉文化复合体的相关性提供了思想保证。

同时，这里还有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国立中央最高学府——汉太学遗址。

汉武帝时期，长安始建立太学，从最初只设五经，发展到后期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开始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的课程，弟子最多达一万余人。

汉代西安地区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对汉文化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在汉文化系统的构成上产生了更多具有汉朝特色的文化特质因素，为在西安地区各个汉文化复合体相互集合，相互作用，相互关联，从而形成完整的汉文化体系。

2、汉文化在西安的物质承载及传播。

人们对文化的了解，往往是通过它的物质表现形式开始的，也只有当一个文化体系发展完善之后，它才能够充分的通过物质进行表现并且得到传播。

这个文化阶段的建筑风格，历史文物，文学著作无不成为这种文化的承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盛世，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形成了中国大一统的社会形态，其深厚雄大的文化积累，其建筑文化体现出特有的“大汉气象”。

汉代的西安城位于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上，面积约36平方公里，前后历时90多年的修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

它不仅布局精妙，功能齐全，且种类繁多，风格统一，为汉文化物质承载提供最多彩的建筑表现形式。

汉长安城运用中轴线的手法对宫殿建筑群、礼制建筑群以及院落空间的组合进行布局，可概括为五宫、十二城门、八街九陌，东西九市、一百六十闾里等几项主要内容，显示着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势，一直被其后的历代统治者所推
崇。

元代李好问曾这样描述汉代的西安:“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

使当时楼观在上又当何如？”
作为西安汉文化重要载体之一——西汉代皇宫，更是别的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优势。

以如今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北约3千米处，当年位于西汉都城长安城的西南部的未央宫为例，据考古资料显示，未央宫平面呈方形，四面各有一门，周筑围墙，东、西两墙各长2150米，南、北两墙各2250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占汉长安城总面积1/7左右，宫内主要建筑有40多座。

史料记载，未央宫的四面各有一个司马门，东面和北面门外有阙，称东阙和北阙，当时的诸侯来朝入东阙，士民上书则入北阙。

自未央宫建成之后，汉代皇帝都居住在这里，所以它的名气之大远远超过了其他宫殿，在后世人的诗词中未央宫已经成为汉宫的代名词，这里也成为西安汉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迹，是那个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无不具有时代的特点，是历史文化的物质承载之一。

西安是汉代历史文物出土最多，范围涉及最光的地区，从皇家御用到百姓生活无不涉及。

2008年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广场东侧，西距汉长安城约2500米的汉墓葬群一次就出土文物3000多件，其中不乏罕见的金缕玉衣，更有造型奇特的汉代蒸馏器皿，为汉代社会生活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对解读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2007年，考古人员对西安南郊凤栖原的一处工地勘探后，偶然发现西汉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的家族墓园，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完整的汉代列侯墓葬，再次出土了陶俑、瓷器、玉器等珍贵文物2000多件。

其中，发掘出最完整汉代竹笥，也就是汉朝人生活中使用的竹筐，在中国考古历史上尚属首次。

汉代在我国古代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秦短暂的统一了全国后，封建制度的真正巩固是在汉代，关于西汉史的第一手资料文物是最重要、最准确的史料。

通过近年来对西安汉代文物的发掘整理，这里已经成为蕴涵汉代文物数量最多，品类最全，涵盖面最广的地区，更完整呈现出了汉代文化的独有的特色和魅力，成为汉代文化在西安物质承载的重要依据。

文化最璀璨的表现无疑于是当世的文学著作，汉代文学总的特色可以概括为“自觉”创新，汉代史著体例完备，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最高水平。

汉代长安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民生活富足；礼乐文化盛行，人们的思想道德得到了充分的提高；这里更成为西汉最高学府太学所在地，有着浓郁的学术氛围。

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出了一批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文人墨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的司马迁。

在汉长安的时期，他先是接其父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官长的职务，后又出任汉武帝的机要秘书中书令。

任职期间，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另外，汉长安还是那个时期的音乐之都，设有专门的政府音乐机构“乐府”，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最多时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

汉乐府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于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我们熟悉的《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这些经典的文学著作得以保存，西汉长安专门的政府音乐机构“乐府”功不可没。

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载体“赋”，这一文学形式首先出现并推广也是在汉长安完成。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受其职务和创作的原因，因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在归纳屈原的作品时称之为诗很不合适，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

另一个对这种文体推广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位真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司马相如。

汉武帝因观其《子虚赋》后非常惊叹，招入长安令其在做《上林赋》，不仅一举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

综上所述，西安城的汉文化的物质表现极为丰富，给汉代文化形成独有特色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这是同一时期其他地区在汉文化的起源上所其的作用不能比拟，也成为西安是汉文化起源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3、汉文化从西安走向世界
在世界的历史上，文化的传播往往伴随着军事的政府，就想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西亚的过程中随行的军队还配备这诗人，文学家，建筑师等角色，将古希腊文明带到了西亚各地。

在汉文化的传播中，汉朝除了对内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对外的扩张。

经过了文景之治，西汉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汉武帝时期一举荡平匈奴扫除了汉朝最大的威胁，西汉的影响力空前强大，起范围可以向东控制今朝鲜半岛，库页岛全境；向西延伸到今天里海东岸；向南覆盖南亚次大陆全境，中南半岛等；向北涵盖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平原大部。

军事上的强大，影响力的扩张使得汉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各种汉朝的生活习惯，科学文化，思想道德从长安出发不断辐射周边，形成这一区域的汉文化圈层。

文化的繁荣与科技的发达为汉代对外经济贸易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也是汉文化对外传播的先决条件。

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由张骞出使西域为契机，开通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也就是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

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

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他们的一些故事都与这条路有关。

正如“丝绸之路”的名称，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的象征，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同时，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丝绸之路的开辟，
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了汉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通路，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

汉文化在西安诞生，丰富，并从这里走向世界，得到不仅得到中国人的认同，更是各国人的认同，在先今的生活中汉文化对他们的生活依旧有着积极的影响，华夏民族以“汉”为名并一直延续至今，他的影响力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强大。

三、西安汉文化的一些思考
西安，在《史记》中被誉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在数千年的建城史上，这块土地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从奴隶制社会的顶峰西周王朝、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中国第一个盛世王朝西汉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朝，西安书写了中国历史最华彩的篇章。

面对这古城，我们往往惊叹于兵马俑的伟大，感慨于盛唐的万邦来朝，似乎不经意间对西安汉代人文历史深厚的积淀熟视无睹了。

在此，我们无意于菲薄当代西安人的遗忘与漠视，只不过赞叹于这里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忧虑于古老的汉文化在越来越多崇尚西方文化的人们眼中，究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还是一副因袭的重担？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中，它能否满足我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当我们直面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应效仿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推崇和高调，还是保持中国人特有的谦虚？其实不管我们的态度如何，汉文化的以柔克刚、自强不息、胸怀博大、荣辱之道和中庸之道的道德价值观，一直到现在还在人们的骨子里深藏。

没有咄咄逼人的态势，没有武力的强制，汉文化凭借自身的魅力穿越时空，有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