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离骚》

浅谈《离骚》

春秋战国时代先后产生了《诗经》、《楚辞》两部文学名著，也产生了背景广阔、叙述生动的《左氏春秋》等讲史，产生了感情充沛、饱含哲理的历史散文和思想深邃、风格鲜明的诸子散文。所以说，先秦时代也是我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

就让我们从《离骚》谈起：

一、《离骚》解题

就一首诗的文化和审美的巨大含量，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言，《离骚》称得上是“中国第一诗”。《离骚》是古老中国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特具魅力的结合点，它既显示了民间文化深厚的资源与活性，又表现了文人创造的超越性和经典性。它作为难以比拟的伟大的抒情丰碑，矗立在中国诗史的遥远的地平线上。

《离骚》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重复的智慧转换契机。而诗人屈原则是携带着自己独特的家世和人生经历，去进行这番把握的。从而在中国文学开创期提供了一个非常开阔复杂、奇诡绚丽的精神世界、人格典型和诗学形态。其语言具有多层的指涉性，在较为浅近的层面上可以窥见屈原忧郁而彷徨、坚贞而憔悴的身影，但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却可以领略到使一部带自传性的抒情长诗，充溢着史诗的品格和悲剧的力度。

那么《离骚》采取何种美学机制或表现形式，以拓展它的精神文化的容量和心灵史诗的可能性呢？对此，首先必须诠释《离骚》的题目。既因“离”与“罹”相通，包含着班固所说的“遭忧”的意思；又因“离”有“别”义，可以作出王逸所说的“别愁”的解释。正是“离骚”的双义性悖论，造成一种内在的骚动不安的审美活力，倾泻着诗人遭遇现实困境而想抛离忧愁，却在抛离忧愁的求索中遭遇到更加痛苦的精神困境。在这种“遭#离”的复杂的语义结构中，《离骚》以情感反复动荡的大波大澜，形成了沉郁而奔放的美学格调和“痛苦的崇高”的美学机制，赋予异彩纷呈的比喻也句句沉重，奇诡神异的想象依然语语带血。这样的美学机制，就是充满着力度与深度的心灵史诗的美学机制。

二、“人之初”的精神原点

《离骚》的时空处理不是“从故事的中间开始”的，而是一起笔就追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战国楚人随着华夏化的程度加深，已逐渐地将其种族始祖由祝融上推到颛顼。《离骚》接受了战国楚人的这份精神遗产，把个人的身世抒写推向遥远的“开端前的开端”，其间既包含着他对楚宗族的认同感，也包含着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一篇《离骚》的第一关注，乃是关注着文化密码丛集的“人之初”。它与《天问》的

第一关注在于天地之初相映成趣，反映着中国人探本求源以究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它从遥远的“前开端”即“开端之开端”，开始了自己的精神历程，追问着和确认着“我是谁?”的人生第一谜底。它的思维指向是放射性，多维度地指向人生三种缘分：一是与民族、种姓相联系的血缘；二是与天地运转相联系的生辰缘；三是与德行志趣相联系的名号缘。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文化遗传”，虽有人生选择，却也是在文化遗传的前提下的人生选择。它规范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特质(“内美”)，又规范着他在种种生存处境、尤其是生存困境中的精神方式(“脩能”)。因此，“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既是行文体制中承前启后的句式，承接前述的生命原点，开启后面的精神历程；同时也是诗人对生命的承诺，以及他不折不挠地接受的命运。

三、芳草情操与时间体验

诗人是以第一人称来抒写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历程的，这在中国诗史上已属创格。他既要为人生立则，就必须褒扬美德；但大幅度地褒扬自己的美德，又容易陷入有悖于中国人谦逊美德的悖论。他必须创造一种诗学机制，不事直说，多含暗示，使美德的褒扬处于半显现、半隐蔽之间，令人不觉过分张扬刺耳，须仔细寻味才得到深切的理解和同情。

这种诗学机制，就是流传千古的“芳草喻”。诗人并未明言他在使用比喻，却把自然芳草和人生美德这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二者，关联在一种所指和能指互相生发的特殊情境中，以其一点相通(“芬芳”)而联想到全部，把难以言说的人的本质，物化为自然生物现象，以感为思，别具一番韵味。

应该说，“芳草喻”是荆楚诗人创造出来的一种诗学机制，它把荆楚大地清美的自然风光和充满灵性的诗性感悟，带入了中国诗史。

四、历史意识与现实忧患

抒情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不仅存在于个人生命时间的有限性之中，而且存在于这有限的生命时间又屡受现实政治生活的磨难之中。这就是《离骚》反复痛切陈述的“党人偷安进谗，路途幽昧险隘”。诗人便是以这条“路”作为思维通道，把个人的恩怨感受升华为对历史和现实的深邃的反思。在反思中，生命的价值依存于历史的成败远远超过了依存于个人得失，生命价值观和历史反思意识相结合，是《离骚》式思维的一个特点。

《离骚》以历史作为现实政治的镜子，并非随意拈来，而是精心设计的。要针砭和打动今日楚君，最好是引证其贤明的祖先，正面陈说。由(现实)→楚史→中华史→(现实)的时空推移，既表现了一位诗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又表现了一位政治家以史为鉴、规劝国君的谋略与艺术。

考究而言之，生命价值观与历史意识的结合，是与中原以《春秋》重教的文化传统相通的，或者说，是受了后者的影响。

历史意识是属于理性的、刚性的东西，当诗人带着他的历史意识返回现实世界的时候，必须使之与情感性的、柔性的东西相搭配，相融合，以期创造一种刚柔相济、情理互通的美学机制。于是出现了《离骚》中的“两性喻”。

“两性喻”是置换人物关系的比喻，它以男女两性爱情关系置换君臣、或朋友之类的人际关系。置换的结果产生了某种带审美意味的微妙的双关性，以彼写此，曲中见直，真幻交错，虚实互补，令读者在两种关系和感情的错位中揣摩着、体验着隐秘的情绪变化。它把某些一说便俗、便落形迹的心理行为，转化为似说未说、未说已说的清雅。《离骚》以男女拟君臣，令人在假扮与真相之间遐想连绵，在透过比喻而捕捉历史形迹之时捕捉到诗。

五、人生挫折与精神升华

屈原经历过“甚任”——“怒而疏”——“绌”——“放流”——“行吟”——“自

沉”如此曲折复杂的悲剧人生过程，这种灾难性的经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乃是别人难以代替的精神拥有。当这样一个才华卓绝的诗人从政治社会的中心，被无规则可言的力量弹射到政治社会的遥远的边缘的时候，他把惟一的精神拥有——一颗滴着血的心，献上诗的祭坛。

当他遭疏受绌而离开政治社会中心，却尚处于不甚遥远的边缘地带之时，他曾经开展过一个不无雄心的“滋兰树蕙工程”，培养自己政治路线的人才基础。

精心筹措的人才计划的崩溃，从根本上破坏了屈原东山再起的历史环境，使他陷入了与环境相对抗的孤独的“伤”与“哀”。

《离骚》对“民生”、“民心”、“民德”的重视，在先秦民本思想中应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其民本思想是以生命作为抵质，从而赋予死亡意识以深刻的社会内涵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意识“解放”了诗人的思想，从而也使他的香草喻进入了更加从容自若的境界，而且是带有“精神家园”意味的境界。

死亡意识的洗礼，使诗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或某种精神再生。他选择了污浊政治之外的一片干净土。

先秦文体的研究，不但对以后的文体研究有重要意义，对我们认识古代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也有帮助。先秦文学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国文学重教化、重伦理，有很强的抒情性（包括唐宋传奇、明清小说在内），诗一直占据文学的正统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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