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_比较政治学和治理_欧洲问题研究路径浅析

摘要：自欧盟成立以来，面对涉及多学科的欧洲问题采用何种理论和研究路径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盟逐渐转型为一个多层政体，欧盟事务不仅为成员国政府所关注同时也与欧洲公民、政党以及各种政治团体的利益息息相关。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显得解释力不足，而比较政治学者则利用国内政治的方法以及治理研究路径为欧洲问题研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的研究思路，研究路径的争鸣既体现了欧洲问题研究的复杂性，也为新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治理；研究路径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1-0150-03

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和治理

邢瑞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欧盟问题研究涉及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法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其研究路径也呈现一种多样化的特点。在政治学范围内，欧盟问题研究总体来看可以分为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以及治理三大研究路径。通过对欧盟研究路径的梳理和分析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欧盟的各种理论争论。

一、传统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

从国际关系角度研究欧洲问题几乎都是围绕着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成因分析展开的，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之后，厄恩斯特·哈斯教授在《联合的欧洲》一书中将煤钢共同体的建立进行了理论化的分析，其最为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外溢概念的提出。他认为欧共体的形成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外溢的结果，是部门一体化的扩展逻辑。并预测这种外溢的过程会在共同体内继续，关税同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一般经济政策的和谐，并外溢到政治领域，并最终导致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建立。随后林德伯格又使用外溢的概念分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进一步完善了新功能主义，至此哈斯和林德伯格开创了以外溢为核心概念的新功能主义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戴高乐强烈的民族主义

情感引起的“空椅危机”，致使新功能主义理论遇到了极大的现实挑战，对此一些新功能主义学者尝试对理论进行修正以求解释欧洲一体化面临困境的现实。此时继承了大量现实主义传统的政府间主义作为新功能主义的

主要竞争对手出现在欧洲一体化理论中。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斯坦利·霍夫曼。政府间主义是关于国家间讨价还价的理论，该理论在分析欧洲一体化时把成员国，尤其是成员国政府当作首要的行为体，强调政府的优先选择和政府间的谈判，通过分析成员国政府采取的决策和行动，政府间主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方向和速度做出了解释。政府间主义遵循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传统，明确坚持以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

[2]

虽然20

世纪70年代欧共体的发展状况较好地反映了政府间主义的解释，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使得政府间主义的理论解释相形见绌，无法给出有力的分析。针对政府间主义理论的缺陷，自由政府间主义应运而生。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创始人安德鲁·穆拉维斯克通过对优先选择形成的自由主义理论同对成员国之间艰难讨价还价的政府间关注进行了全新的综合，对斯坦利·霍夫曼等人的政府间主义进行了一定修正，以解释在欧盟框架下进行的政府间讨价还价的性质和欧盟的发展演变。

除上述传统的国际关系路径对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解释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在欧洲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以理性选择、历史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较为深远。建构主义在欧洲问题的应用从开始就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其中以穆拉维斯克的批判最为突出，穆拉维斯克认为：第一，建构主义并未建构

———欧洲问题研究路径浅析

出明显的可证假设，而是选择使用宽泛的框架解读进而导致几乎任何可能的结果。第二，即使建构主义可以提出可供证伪的假设，建构主义也无法用明显区别于理性主义的方法来检测，除非建构主义者创建出与理性主义完全相反的方法。穆拉维斯克最后还略带讽刺地评价建构主义只是虚空建构无法实现。[3]穆拉维斯克的分析显然局限于美国政治科学的框架之中而忽视了欧盟的独特性质，但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就理论假设检测的僵局一时难以缓解。虽然存在着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但一些欧洲学者尝试使用实证方法验证欧盟有关社会化、准则扩散以及集体偏好形成等问题，[4]以及委员会官员和一些国内官员的政治态度对其参与欧盟委员会会议的影响，并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检测了官员政治态度，包括在成员国的社会动员等因素对欧盟决策的影响等。这些学术努力虽然没有解决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争论的问题，但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路径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欧洲问题源自联邦主义的思想，联邦主义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成功实践使欧洲的联邦主义者深受启发，尝试将美、加等国的联邦模式应用于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地区一体化实践，[5]将欧共体与德国、美国和瑞士等一些联邦或邦联制国家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尝试从这些国家的体制中找到适合欧洲应用的各类积极因素。重要的是“欧盟展示出了一种超越成员国的权威，而这正是国内政体的重要特征。”[6]威勒则认为“欧盟对其立宪行为体——

—联盟、成员国、国家组织、欧盟公民及其他——

—的宪政要求与联邦国家无二”。[7]对比欧美学者的研究兴趣我们发现，欧洲学者更倾向利用比较政治学研究路径来研究欧洲问题，而美国学者则更多利用国际关系的理论工具。这可能是因为欧洲人更为直接地感受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欧盟与民族国家所起的作用没有什么区别，这为欧盟与“正常”政体比较创造了条件。

比较政治学派认为欧共体是类似的国内政体，具备许多通常只与国家政治体系相关的一些属性，欧共体是由政治需求（输入）、政府行为体以及公共政策（输出）之间构成简单的政治系统。[8]比较政治学派抛开一体化进程及其最终目标的问题不谈，将注意力放在了欧共体公共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上。[9]在此观点的推动下欧盟的比较公共政策分析于20世纪70-8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其时对运行中的欧共体系统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0]第一，对某一政策或政策领域的集中研究。第二，公众舆论研究。公共舆论研究是新功能主义的“遗产”，即新建欧洲机构解决问题的卓越能力将导致个人忠诚的转移，特别是欧洲晴雨表项目建立之后，公共舆论的调查研究成为了欧盟成员国内固定长期的标准化舆论测验；第三，欧盟政治研究。主要是欧洲政党和选举的研究，此类研究在1979年欧洲议会首次直选后达到高潮，此时的研究兴趣在于欧洲议会的直选所带来的制度变化是否会导致欧洲政党的出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领军人物为西蒙·希克斯。希克斯认为，先前的欧洲问题研究单一的由国际关系的各种理论入手，研究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及其动力，忽视了欧盟的政治研究以及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特性。[11]通过对欧盟政治的检验，希克斯认为欧盟的政治体系完全符合阿尔蒙德对政体系统的界定，采用政治系统的分析方法是完全可行的。并对林德伯格和沙因戈德的国内政体分析进行补充，将欧盟政治系统理论化为一个由各类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及其政治行为交织而成的网络系统，并分别对欧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政治进行了分析，认为由此产生的众多公共政策影响着欧洲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布。[12]因而，希克斯最后总结道：对欧盟的研究应该使用“一般性的政府政治和政策制定的工具、方法以及跨系统的理论”，[13]这样欧盟问题研究应成为政治科学主流的一部分。

三、欧洲问题研究的治理转型

就在学界还为是否应将这两种研究路径区分开来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一种综合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学的治理研究路径开始出现在欧洲问题研究的舞台之上。治理研究并非有关欧盟或欧洲一体化的单一理论，而是一组强调共同主题的相关理论。早期的欧洲研究主要是将“欧洲政体”看作为一体化的因变量，分析引起该“政体”不断发生变化的动力；而欧洲问题的治理研究则将“欧洲政体”作为一个给定的自变量，主要研究“欧洲政体”对国家和欧盟各种政策与政治的影响，[14]欧洲问题研究的治理转型具备了概念性，实证性以及制度性的基础。从概念角度看，欧盟的政策制定成为欧洲研究新的关注焦点，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早期，欧洲问题研究开始从政策分析领域引入政策循环和政策网络等概念用以研究欧盟的政策制定过程和应用。在实证方面，随着单一欧洲法案的签署和成功实施，欧盟层面的政策制定效能不断引起学者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欧盟“政府”和治理相对应的政策制定和共同协调开始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提出了新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欧盟治理和地区问题开始成为了最为热门的话题，欧洲的“地区化”以及地区在欧盟治理中的新作用或治理新模式的探讨如“伙伴关系原则”的实施、市民社会的参与对问题解决能力提高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引起学者们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