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化人格

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及其人格魅力
[摘要]“乌台诗案”之前, 苏轼是以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仕途的。

“乌台诗案”之后, 苏轼集儒道佛三家于一身,创立了“东坡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随物赋形、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还有他的诗词文, 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千古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苏轼之所以为苏轼，是大起大落的经历、超然旷达的个性和那充满生命激情的文字成就了他。

这也就是黄州时期的苏轼最具人格魅力的原因所在。

贬谪黄州的苏轼虽身处多重困境,但自强不息。

自筑雪堂以安居,亲耕东坡自其力, 融入自然慰孤心,走向民众与民乐。

在词采斐然、大气包举的同时以绝异同类的东坡哲学砥砺情操，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和真实。

不仅超越了自我，而且超越了士人，从而实现了自身人格的超越。

[关键词] 苏轼黄州精神创新人格魅力文化人格
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 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人类所固有的弱点,而是因为他能够克服并超越这些弱点。

苏东坡正是如此。

他兼收诸学,又扬弃了诸学, 从而构建了一种区别于任何时代和个人的充满了自主、自觉、自由精神的文化人格,形成了无往不胜、超然旷达、委运自然、率真任性、穷达相济、刚柔并存的东坡哲学。

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能在壮志难酬、真情难诉、漂浮不定的悲惨的黄州贬所的世界中保持人格的完整和真实。

王国维曾说: “三代以下诗人, 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 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 《文学小言》 )他把苏轼列于“四子”之末,或许不仅仅是出于年代的先后, 还看到了他对前三者的超越。

其实, 苏轼不仅仅超越了前三者,而且超越了阮籍、李白、白居易等旷世奇才。

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大都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云帆沧海之志而踏入社会生活的,然而,当我们具体去审视他们的人生历程时,却发现他们最初心怀美好的理想,却遥遥悬挂于天空;而脚踏人生之旅却又荆棘丛生而迢迢。

异己的社会力量冲击包围着他们, 常使他们处境尴尬,抑郁难伸,就像梵高生前穷困潦倒, 落寞一生,而死后其作品却蜚声画坛一样;越是超越时代的大家,越是不能容于他所处的时代。

在他们身上显示了各异的人格特征:率真而又世故, 狂放而又拘谨, 执著而又超然,重生而又忘身,既兼济天下又每每独善其身,既一心为国又明哲保身,而苏轼可以说是这些文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人格的深刻影响。

可以说苏轼的文化人格就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苏轼的这首诗,既是就自己政治生涯所作的总结, 也是对自己在黄州、惠州、儋州功业的重视。

特别是贬谪黄州的四年多时间,是苏轼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苏轼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对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精神创新及其人格魅力作一探讨。

一、“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经世济民、积极用世的思想
苏轼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经世济民、有为于天下的思想。

这方面经常为后人所称道的是苏轼的胞弟子由提供的一件事例：公生十年, 而先君宦学四方, 太夫人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公恃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

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东坡先生墓志铭》)司马光在《苏主薄夫人墓志铭》中也说: 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 常戒曰: 汝读书, 勿效曹耦, 止欲以书自名而已。

每称引古人名节, 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 吾无戚焉。

‘死直道’就是为真理而献身。

由于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 因此, 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 不管是春风得意、仕途通达, 还是屡遭贬谪、命运多舛, 苏轼总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 (《与李公择书》)。

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 , 苏轼以一篇“以仁治国”思想为主旨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而中进士第二名。

他在文中强调“以仁治国”的重要性。

他认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责人贵宽。

”他秉承的还是儒家的仁治思想。

苏轼的文章,梅尧臣认为“有孟轲之风”, 欧阳修认为“惊喜以为异人”。

苏轼因此而一举成名。

嘉佑四年(公元 1059 年) , 在老家服完母丧的苏轼，与胞弟子由随父回京城。

这时已二十四岁的苏轼, 在途经忠州、秭归时,先后瞻仰了屈原塔和屈原庙, 写下了凭吊屈原的一诗一赋。

“楚人悲屈原, 千载意未歇。

精魂飘何处, 父老空哽咽。

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

遗风成竞渡, 哀叫
楚山裂。

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世俗安得知, 眷眷不忍决。

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

应是奉佛人, 恐子就沦灭。

此事虽无凭, 此意固已切。

古人谁不死, 何必较考析。

名声实无穷, 富贵亦暂热。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屈原塔》)端午节包粽子吃,投饭沧江和龙舟竞渡, 传说是当地人民为纪念忠君爱国而投汨罗江殉节的屈原而逐渐形成的民间习俗。

忠州只是古楚国的属地而已,与屈原没有直接关系,可是, 当地的人民还是建了这个塔来纪念屈原。

因此,苏轼自然而然地感到了“古人谁不死” ,生命是短暂的, 感到了“富贵亦暂热” ,富贵也只是过眼云烟。

只有“名声实无穷”，身后的名声才是流芳百世的。

在这首诗里,苏轼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赞颂了屈原矢志不渝的忠君爱国精神,实质上也表达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人生在世, 不应当去计较生命的长短,也没有必要去追求富贵,而应当像屈原那样忧国忧民, 为坚持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随后写的《屈原庙赋》中,苏轼感叹屈原的身世:“峡山高兮崔嵬, 故居废兮行人哀。

子孙散兮安在? 况复见兮高台。

自子之逝今千载兮, 世愈狭而难存。

贤者畏机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

”自从屈原投江死谏到苏轼那时,已有千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世间的道路已越来越狭窄,忠贞正义之士越来越难以生存。

贤臣良民因畏惧讥谗而不得不削方为圆,随波逐流, 放弃了做人的原则。

在这篇赋里,尽管对屈原以死相谏的行动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 苏轼还是以十分敬仰的心情,肯定了屈原坚持人生理想、甚至以身相殉的精神,歌颂了屈原的高风亮节。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十分自信于自己的才能品格,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政治上,他“恐皇舆之败绩”上下求索,希冀“及前王之踵武”(《离骚》) ,实现心目中的“美政”理想。

对这一信念他十分坚定执著, 以至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大死其犹未悔”( 《离骚》)。

也正因为如此,当理想信念受挫时,就给他带来了深重的心理撞击,从而发出“国无人莫我知兮”的怨叹,表现出“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渔父》)的愤激之情。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屈原把以身殉国作为自己的惟一的选择。

苏轼有屈原的执著忠心,而且对屈原的爱国给予了深切缅怀,无限仰慕和由衷同情, “屈原古壮士, 就死意甚烈”,他高度赞扬屈原为国捐躯的战斗精神,并且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古人谁不死, 何必较考折”。

他要像屈原那样, “知此理”, “持死节”。

但纵观他的诗文,绝难看见慷慨激烈的愤懑,他也没有步屈子后尘而自沉,让奸佞们幸灾乐祸。

苏轼的这一诗一赋,实是咏史抒怀之作。

在历代凭吊屈原的诗赋中,是颇为引人关注的。

因为这一诗一赋可以看作是苏轼正式走向仕途前夕, 就自己今后为人从政所作的宣示:要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 绝不从俗而变, 更不为名利所误,忠君泽民, 经时济世。

在这次回京的路上,苏轼还写下了一些同情人民生活疾苦的诗篇。

“日落红雾生, 系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 三四依古柳。

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

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儿女自咿 ,亦足乐且久。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 甘与麋鹿友。

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夜泊牛口》)
阮籍, 竹林七贤之一。

“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 ( 《晋书·阮籍传》)。

面对司马氏为达到阴谋篡权的目的,采取“笼络”和“屠杀”的政策, 才情抱负无以施展的他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 车迹所穷, 辄恸哭而返”。

把寓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愤懑在《咏怀诗》中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倾泻出来: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号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苏轼的困厄处境并不亚于阮籍。

他虽有阮籍的放浪不羁,韬晦放达,却无其“忧思独伤心”。

而他却直言无隐,率真、旷达, “谁怕? 蓑烟而任平生”。

陶渊明是因“大济苍生”无以施展而“归去来兮”, “兼济天下”不成,便要“独善其身”。

他集儒道于一身,把“东篱”、“南山”当作心灵的避难所, “车马无喧”的世外桃源。

从而在“心远地偏”的田园品味自然“真意”,直至消隐山林。

然而“金刚怒目”的他虽归隐田园,却是一个”带性负气”之人(朱熹语) ,而且把归隐当作抗议污浊现实的一种方式,苏轼虽然对陶渊明的诗品和人品都极为赞赏, 并心仪已久, 但他没有步陶渊明达不通则沉隐的后尘。

在东坡、雪堂里的苏轼, 既不远世, 亦不避人, 而是“澄怀观道”, 清新品味新的生活。

他虽生活困顿,却不畏艰辛,亲耕劳作, 并不沉沦。

因此他纵情歌唱“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寓居安定惠院之东》) ,自喻海棠。

其放达乐观、昂扬向上的襟怀绝非陶渊明的“悠然”自得的萎缩逃避可比。

这新的生活,使酷爱自由的苏轼超越了传统人格,走进了新的人生。

龚自珍在评论追求自由的李白时说: “庄、屈实二,不可以并, 并之以为心, 自白始。

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 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

”(《最录李白集》) “出世? 还是入世?”这就是李白
徘徊的人生。

儒之执著进取;道之率真自然;仙之神奇飘逸; 侠之纵横四海, 交合错现于一身。

因此, 他一方面“直挂云帆济沧海”, 豪情万丈、希冀盈怀;另一方面又“举杯消愁愁更愁”,忧思茫茫, 无处消融。

而当无论仕、隐,还是游仙、行侠, 都不能使自己志酬意满时,我们便听到了诗人“我本不弃世, 世人独弃我”的愤愤不平之鸣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那捶胸顿足的呐喊和抗议。

苏轼不仅有李白追求自由的一面,而且在观照现实人生时,又赋予了自由以新的意义。

众所周知, 黄州时期的苏轼身处“忠”不成、“隐”不就的精神困境中。

但他并不苦恼徘徊, 而是走向自然,融入民众,关注内心,扬弃自我。

正如他在《灵壁张氏园记》中所说: “古之君子, 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

”可见苏轼既不愿为求仕而违心地攀附权贵;也不想为退隐而矫情沽名。

而是顺乎自然, 以独立自由的个体行走天涯。

杜甫出生于官僚世家,所以他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 《进雕赋表》 )。

他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庄左丞丈二十二韵》) ,也曾“放荡齐赵间, 裘马颇清狂”(《壮游》)。

但由于家庭变故,小人当权,他的生活因此困顿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闻达,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

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等, 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

种种努力之后,才得到一个卑微官职,后又有“出逃”、“被贬”经历, 所以经过重重苦难磨砺,杜甫个性中狂放的一面收敛了许多,渐趋沉郁,苦悲起来,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苏轼继承了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的用世精神,发扬了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仁爱的民胞襟怀,但苏轼却没有滞留沉郁和苦难, 而以旷达精神,超脱了悲苦人生。

忧患意识,是成就一位伟大诗人必备的基本要素。

苏轼虽然少年得志, 才华横溢, 但是,他并没有对现实社会和人民的困苦生活漠不关心。

诗中写到, 江岸上的居民以能卖出一担山柴而高兴。

因生活贫困,只能煮蔬菜为正餐, 不知还有酒与肉, 屋破还能见星斗。

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强力去追求的东西, 但往往被世间的种种引诱所苦恼。

富贵在眼前招手,却守不住自己的平常之心。

在诗的最后, 苏轼自嘲自己是“汲汲强奔走”之辈,同时,也流露出了要为人民而去奔走的愿望。

“江边石壁高无路, 上有黄牛不服箱。

庙前行客拜且舞,击鼓吹箫屠白羊。

山下耕牛苦硗确,两角磨崖四蹄湿。

青刍半束长苦饥,仰看黄牛安可及。

” (《黄牛庙》)这首诗是途经黄牛峡时作。

在黄牛峡上的黄牛庙, 香火缭绕, 鼓箫齐鸣。

庙内供奉着不拉车不劳动的黄牛神, 正接受行客的祭祀膜拜。

而山下的耕牛在多是石块的田地上辛苦地耕作, 却还要忍饥挨饿。

诗中将山下劳作的耕牛与山上供奉的神牛相比较, 反映了当时人间的不公平,形象地再现了人民的疾苦。

这也是苏轼民为邦本思想的形象体现。

接着,在嘉佑六年( 公元 1061年) ,苏轼在应制科时共作《进策》二十五篇。

其中, 《策略》五篇, 总论天下大势及其应对策略。

《策别》十七篇, 分论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的具体措施。

《策断》三篇,综论加强边疆、抵御外敌的方术。

过了两年, 在凤翔任上又作《思治论》 , 强调“财之不丰,兵之不强, 吏之不择”是积习已久的“三患”。

要革除这“三患” ,必须要“发之以勇, 守之以专, 达之以强”。

并指出“丰财”、“强兵”、“择吏”是关乎国家存亡之所从出。

苏轼这一系列的政论文反映了儒家经世济民、积极用世的思想。

进入仕途以后,不管是在凤翔府判官任上, 还是通判杭州,知密徐二州, 苏轼自始至终关心当地人民的疾苦,勤政爱民,为当地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也因为这样, 苏轼到过地方的人民至今还在传颂他的事迹。

纵观苏轼来黄州前的言行,他对人生目标的追求是一贯的。

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在苏轼人生观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
在黄州的四年多,苏轼对人生有了彻底的省悟, 也确立了他今后生活的人生观。

而他对人生的省悟,我们将之定义为“东坡精神”。

坚定的人生信念是“东坡精神”的灵魂和核心,超然和旷达是“东坡精神”的显著特征,尽力为当地人民做好事是“东坡精神”的实质。

信念,是一种精神力量内在的动力, 既决定着精神主体的价值取向, 又规定着这种精神的本质属性。

苏轼贬谪黄州,一度感到惶恐、寂寞,而又孤独。

但是, 过了没有多久, 苏轼就从这噩梦般的“乌台诗案”中解脱了出来。

这是“东坡精神”的灵魂和核心, 也就是坚定的人生信念仍然深深地扎根在苏轼的心中。

当然,这里说的“解脱”, 不仅让苏轼感到痛苦,同时, 也是最能体现苏轼精神创新特色的地方。

到了黄州,苏轼身上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中积极用世的精神已难行其道。

面对这个朝廷小人当道、国家日趋衰弱的时代, 作为朝廷“罪官”的苏轼, 足以支撑和维系自己人生信念甚至日常生活的精神支柱
在哪里呢? 一直执著于“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精神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这是苏轼时时在问自己,也是时时在探索的问题。

苏轼刚到黄州,是住在黄州东南的定惠院。

整天杜门谢客,借酒浇愁。

由于惶恐、寂寞而又孤独, 使他对道教、佛教渐渐地又有了兴趣。

但是, 要知道此前他是视道教、佛教为异端的。

他在《韩非论》中认为, 以出世为归宿的道教是“天下之乱所由出”。

在《议学校贡举状》中,对老庄的攻击更是不留余地:“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 鬻书于市者, 非庄老之书不售也。

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 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 盖中人之性, 安于放而乐于诞耳。

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 一毁誉,轻富贵, 安贫贱, 则人主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

”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苏轼认为佛教的清规戒律乃是“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

苏轼尊崇儒家,排斥道教、佛教, 并不意味着他对道教、佛教弃而不用。

苏轼“东坡精神”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兼收并蓄,吸收一切合理的东西, 为我所用。

所以,在猛烈攻击道教、佛教不合理一面的同时, 苏轼也在悄悄地吸取合理的一面。

苏轼对道教、佛教的吸收, 是由来已久的。

苏轼在他八岁时,便已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得到了张道士的独赏。

张易简作为苏轼的启蒙老师,给了苏轼以很大的影响。

苏轼少年时代就好读《庄子》，苏辙说: 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 初好贾谊、陆贽书, 论古今治乱, 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 , 喟然叹
息曰:-吾昔有见于中, 口未能言; 今见《庄子》 , 得吾心矣”。

(《东坡先生墓志铭》) 后又遍读道藏和佛经。

《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 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庄子人间世》 : “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

”《庄子》中的这两段文字的大意就是说,人生的一切都是命中安排好了的, 作为人的本身是无法去改变它的, 只有听天由命,服从命运的安排。

《坛经疑问品》:“随所住处恒安乐。

”这句话大意是说,人应当随遇而安、知足常乐。

苏轼是深得《庄子》、《坛经》这些话的真谛的。

这在他的诗文和平时的交游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苏轼通判杭州时有诗云:“废兴何足吊, 万古一仰俯。

”(《宿临安净土寺》) 在知徐州时有诗云: “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

”( 《过云龙山人张天骥》 ) 知密州时,修建超然台,并云:“人之所欲无穷, 而物之可以足欲者有尽, 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 而可悲者常多。

”“游于物之外”, 才能达到“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这些诗文是烙于苏轼胸中世事无常、随缘自适、淡薄名利、超然物外等佛老思想的形象反映。

他平生既好游佛寺道观,又好交僧朋道友。

在贬谪黄州的初期,他自己说:“惟佛经以遁日。

”( 《与章文厚书》 ) 。

他经常去城南的安国寺念佛静坐, 他说:“余二月至黄舍。

馆粗定,衣食稍给, 闭门却扫, 收召魂魄。

退伏思念, 求所以自新之方。

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 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

欲新其一,恐失其二; 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

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 不锄其本而耘其末, 今虽改之,后必复作。

差归诚佛僧, 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 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 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 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 表里像然,无所附丽。

私窃乐之。

”(《黄州安国寺记》 ) 一修炼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企望达到“物我两忘, 身心皆空”的佛境。

苏轼从那以后, 还写有不少释教的“铭”、“颂”、“偈”、“赞” ,和有关佛寺道观的“记”类文章。

在他的诗文中,还融入了大量的禅言道语。

由于心向佛道,所以苏轼越来越超然和旷达。

超然和旷达是“东坡精神”的显著特征。

他有诗去: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 (《洗儿戏作》) 这首自嘲诗告诫后辈,人的一生何必去追求什么富贵荣华, 也不需要什么飞黄腾达。

世上的万事万物如能得到,最终也是会失去的, 只有无灾无难、一生平安才是福! 这可谓是悟道之言。

但是,苏轼说佛谈禅并不是要遁入佛门, 只不过是为了排遣胸中的烦闷而己。

同时还在大自然中获得人生的启迪。

在《赤壁赋》中,对获得的大自然的启迪, 苏轼作了详细的记载。

尽管被贬谪黄州,可是,苏轼还是有着被重新起用的期望: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时间在不断地流逝,可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却没有被时间冲走:这个心愿就是能被皇上重新起用。

在天的另一方, 我在企盼着“美人”( 指皇上)。

但他又觉得“侣鱼虾、友麋鹿”,又可以省却人世间争权夺利的煎熬。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它的主人的, 如果不属于我所有, 那怕是一毫一厘也不要想着去拿。

“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 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只有那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了, 就成为声音了, 眼睛看到了, 就成为颜色了。

你去享
用, 是没有人会来禁止你的。

你用也用不完。

这是上天专门为我们准备好了的,是我与你所可以共同去享用的。

在这里,苏轼已寄情于大自然。

在这一时期,苏轼还效仿陶渊明, 躬耕东坡, 大有“守拙归园田”的意味。

他有词云: “梦中了了醉中醒。

只渊明。

是前生。

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

昨夜东坡春雨足, 乌鹊喜, 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

北山倾。

小溪横。

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

都是斜川当日境, 吾老矣, 寄余龄。

” (《江城子》 ) 苏轼既以渊明为自己前生自比,又把自己躬耕东坡之地视作是渊明的斜川之游: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 临流班坐, 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 至今使人想见其处。

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

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 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

”(《江城子》序)
虽然苏轼“独敬爱乐天”(《二老堂诗话》) ,但无论参禅悟佛,还是对待人生, 两人都是径庭悬隔。

白居易之所以晚年自称遁入空门, 是为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可见他是喜欢富贵闲散的生活方式。

因此他既不潜心佛学,亦不以身践行。

而苏轼却以积极的心态参禅悟佛,使佛为我用。

在对待人生上,白居易入世时,以儒者襟怀讥讽时弊,不畏权豪; 出世时又以佛、道姿态, “世事从今口不言”,可谓闲哉、悠哉。

白居易在届堂即存山林之志, 退居山林后,又享乐人生,消极生活,既非真正尊佛行道,亦非真正儒者。

苏轼则不同,而是在居朝市不恋山林, 居山林不恋朝市。

以“兼济”之志, “独善”之心, 处“穷”“达”之境, 发展自我,超越自我。

“兼济”也好, “独善”也罢,都是以社会最高思想道德作为前提的。

而这种前提无疑压抑着个体的独立与自由。

因此,当他们处理“兼济”与“独善”关系时, 就会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

而苏轼走出了传统的误区。

他并不希求社会准则的认同,而是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 丰富提升自我, 因此,他才不合时宜,屡遭迁谪。

其实苏轼洞彻世事,亦晓“少加附会, 进用可必”, 但他决不违心循人,因此其人格才独立而完整。

也正是因为如此, “兼济”和“独善”才得以统一,这两种传统的行为方式才有了新的内涵。

在苏轼身上,兼济之志与独善之心同生并存, “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的两个自我并行不悖。

由于入世理想的制约和规范, 出世的意念便不再作为价值意义上的终极追求, 而只是成为其人生道路上的一种精神支撑。

同时,由于这种精神支撑的存在,使得苏轼能以平常无累的心境, 轻松洒脱的姿态积极进取。

出世态度入世业,苏轼就是这样把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和谐地集于一身, 向世人展示着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 “他既严正又平和, 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 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

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 因而获得他的普遍的尊敬。

苏轼进行精神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奋厉有当世志”。

因此, “东坡精神”的实质是为国为民尽己之力。

在黄州,苏轼在新的人生环境里, 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

这种精神也就是“东坡精神”,它把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和禅家与世无争的思想融会贯通。

这是一种全新的精神,也是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

这种精神,能让苏轼从惶恐、寂寞而又孤独的环境里超然而出, 在更高的境界中。

既能保持旷达的心态,又能尽己之力为当地的人民做事情。

三、黄州时期苏轼的人格魅力
黄州时期苏轼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在恶劣的人生环境里,进行精神创新。

他所创立的“东坡精神” ,千百年来, 一直是处在逆境里人们的精神支柱。

超然、旷达成了苏轼的化身, “东坡精神”的化身。

苏轼对人生的省察, 对生命的领悟, 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面对残酷的人生环境, 苏轼把儒释道融会贯通。

超然自得: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诗中所表达出来的超然和旷达,与其早年所作的诗“入峡喜岩,出峡爱平旷。

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 《出峡》 )、“尝闻不终朝,今此独何久。

只应留远人,此意固亦厚。

吾今幸无事, 闭户为饮酒”( 《新滩阻风》 )和文“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超然台记》 ) 所表现出来的超然心胸的人生观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 又能随遇而安: “仆虽忧患狼狈, 然譬如当初不及第,则诸事易了。

”(《答李寺丞书》) “某谪居既久, 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

”( 《与赵晦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