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题目：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变迁

姓名：张磊

班级：高分子12-02

学号：541204010255

分数：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中国近代教育的变迁

张磊

【摘要】：无论在何时再任何国家，高等教育都是无比重要的。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各种因素，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列强的入侵，国体的变革都对高等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也让其有着其他时期高等教育所不能拥有的特点。通过对其发展的考察可以发现，虽然当时可谓乱世，然而却是在当时一系列高等教育理念的引领下，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成绩斐然，令世人瞩目，今天所谓的大师也多是在当时接受的高等教育。今天，我们提出了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却仍没有取得可以与当时比肩的成绩。固然理念创新是发展的前提，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仍然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鉴古以知今，体现高等教育强国理念的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近现代教育，变迁，

总体来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虽历经多次变迁，但从理念的形成机制看，无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理念的概括和阐释，对大学发展历程和大学观发展的反思与提炼；二是新型理念的生成和提出，是现实社会各种思潮在教育发展中的反应与借鉴。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教育家都在为自己的理念努力着。从高等教育理念的内涵看，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高等教育中的人才培养；二是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将以理念变迁的时间为经度、内涵为纬度、形成机制为线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理念进行一个历史梳理。下文中，前三个理念回答的是高等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后三个理念则回答高等教育应当如何发展。

一、忠孝为本，经世致用

清末，中国高等教育在外力撞击和内力驱动下走上了变革之路，引进西方大学制度。这一时期以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大学开始建立。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实施新学制，新学制从形式上看效仿日本，但究其实质，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就其人才培养的理念来讲，仍是培养能够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卫道之士，使其自觉地遵守圣教之伦纪，既无离经叛道之言，又无犯上作乱之事。诚如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所言：“无论何种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捭学生心术壹归于存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从课程设置上来讲，既有物理、法律、化学、理财等现代西方课程，但经学、史学、掌故等旧式课程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丝毫没有放松。甚至在毕业典礼上都烙上了浓厚的忠孝色彩，以京师大学堂招收的第一批速成科学生为例，1907年期满毕业时，在毕业典礼上，全体师生在总监督的率领下分别向“万岁牌”和“圣人位”行三跪九叩礼，毕业证书上还印有光绪皇帝的“整理学风上谕”。

而今看似腐朽落后，然而在当时中国被作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方式而为许多人所接受。它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当时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通识为本，协调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开始着手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原则和方针，从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来看，以培养专门人才和技术人才为主，如在1929年4月所通过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第四点明确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专才教育固然重要，它能够迅速为国民经济发展培养实用人才，但片面狭窄的课程设置，则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严重失调，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自1931年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长达17年之久的梅贻琦也是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坚持对大学生的通才教育。他认为，通才大于专才，大学应承担培养通才的任务，而培养专才的任务应由大学中的研究院、各级高中级专门学校以及社会事业本身来承担。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梅贻琦“要求学生具有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即使是学工程的，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都得知道一点’，否则他就是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

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开始通过改革课程设置来推行通识教育理念，课程调整原则第二条规定：“先注意于广博基础的培养，文理法各科的基本科目，定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以求合于由博反约之道，使学生不因专门研究而有偏固之弊”。在具体的实施中，大学各学院第一学年注重基本科目，不分学系，第二学年起分系，第三、四学年视各院系性质酌设实用科目，以为出校后就业的准备。通识教育的实施，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方面都有所兼顾，使得大学生的知识不至于狭隘，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三、术德兼修，文武合一

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以后，就始终把培养具有封建道德品行、政治上能维护国民党统治的人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外强入侵，使国民党要员们深感重视文武合一，术德兼修之重要。蒋介石指出：“现在的教育，忘掉了这个最紧要的道理，文武完全分途，文人不学艺事，武人不知文事，甚至养成重文轻武的习惯，结果各个人最多也只知道一半的道理，因此，也就没有完全的学问，也就没有完全的人格，不能完全尽到他做人的责任。”因此，在教育中，应以养成学生之健全人格为第一要义。陈立夫指出文武合一的教育目标，文使人人笃行主义，武使人人具备能力。

“术德兼修，文武合一”的教育理念，在抗日战争中对动员国民共赴国难、灌输国防观念、养成健壮之体魄很有必要。

四、教育独立，政学分途

早在清朝末年，章太炎即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主旨是力求摆脱清政府对高等学校的干预，以保证学术和教育的自由发展。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从政治大环境上说，正是由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等政治改革的一再失利，使人们看到了政治改革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