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期传媒业的变化

俄罗斯转型期传媒业的变化

09新闻仇曙峰200984034025

自苏联解体始，俄罗斯政治经济发生激烈变革，传媒领域也随之产生重大调整，社会变革推动媒体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俄罗斯大众媒体从解体初的绝对自由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渐渐为寡头所垄断，直至本世纪初在政府传媒新政的推动下重又回到国家的控制之下。而俄罗斯媒体环境的变迁也直接决定并影响着新闻传播实践，使大众传媒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传播特点。

“黄金时期”的多样化传播

在前苏联时期，大众传媒是国家的宣传工具和舆论机构，新闻媒体完全属于国家所有，宣传是新闻传媒的基本职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没有生存压力，享有政府全额拨款和财政支持，不必为经济犯愁。但另一方面，媒体也失去了作为信息传播主体和工具的新闻自由，它们只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宣传机器，不能顺应新闻传播规律来自由传递信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新闻改革正式展开。改革带给媒体的最大变化就是使其享有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完全独立，赋予其绝对的新闻自由。

在俄罗斯改革初期，激进的经济变革在传媒领域也掀起了私有化、商业化浪潮，传媒经营所有权从一党垄断走向多元化，这样就导致国家与媒体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家垂直管理变成了企业式的平行管理。媒体所有制形式及管理模式的变化促使媒体数目大量增加，非国有化媒体迅速崛起。1991年，叶利钦签署《俄联邦大众传媒法》，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使媒体拥有了充分的政治自由。与此同时，伴随自由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绝对的新闻自由和“第四权力”等西方新闻理念逐渐为俄罗斯新闻界所推崇，对俄罗斯新闻实践产生重大影响。总之，俄罗斯传媒业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迎来俄罗斯传媒史上的“黄金时期”。

媒体环境的巨大变化也促使俄罗斯传媒功能发生根本改变。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在传媒领域的逐步实现，大量媒体被抛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生存的压力迫

使这些媒体开始在市场中寻求新的经济支撑点。与此同时，随着市场越来越成为左右经济的巨大力量，人们面临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对信息和娱乐的需求也就更强烈。这样，满足受众的信息和娱乐需求便成为媒体自身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此外，随着“第四权力”新闻理念在俄罗斯的传播，大众传媒也开始承担起批评、监督政府行为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新闻媒体逐渐摆脱了国家宣传工具的地位，传媒的政治功能弱化，经济和信息功能日益凸显。新闻功能不再局限于宣传，而是以信息传播为主，集提供娱乐、监督政府、获取利润等于一身，传播更为多样化。

“寡头时期”的垄断传播

媒体自由化理念在叶利钦执政以后逐步得到实践，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却造成了金融寡头垄断媒体市场的后果，绝大部分媒体被俄罗斯新出现的金融工业集团控制，其中著名寡头古辛斯基和列别佐夫斯基几乎控制了俄70%的媒体市场，媒体由国家垄断变成了寡头垄断。

激进的“休克疗法”造成俄罗斯经济不断衰退，再加上变幻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大量传媒面临生存困境，岌岌可危，只能寻求新的经济支持以维持生计。以俄罗斯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周刊《星火》为例，有资料显示，从1992年开始，《星火》周刊开始衰落。在1992至1994年间，《星火》变成了只能出版二十几期的不定期期刊。1994年《星火》的订阅量从1990年的4454573份锐减到1万份。在1993年，困境中的《星火》终于接受了来自俄罗斯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的投资，开始市场化转型。

显然，对于金融寡头来说，他们投资新闻媒体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获得巨额经济利润，而是媒体背后承载的政治利益。因为，当时的媒体经营收益并不大，有的甚至还要贴钱。然而，对于命运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金融寡头来说，利用新闻媒体不仅可以扩大自身影响，巩固经济利益，而且能够控制社会舆论，获得政治资本。

因此，由寡头集团控制的媒体高度政治化，从社会情绪的传声筒变成了少数金融集团的传媒附庸，成为政治集团控制社会舆论、干预政治经济生活的工具。寡头媒体经常以新闻自由为幌子，使掌控下的传媒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甚至将之

视为制约政府的筹码。总之，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呈现出垄断性传播的特点。

“国家化时期”的可控传播

普京上任之初，俄罗斯大部分传媒为金融寡头所控制，寡头媒体为各自利益争斗的局面愈演愈烈，舆论严重分散化，政府对媒体几乎失控。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普京政府致力于建立可控民主与传媒新秩序，加强中央集权，推出了一系列传媒新政，一方面策略性地打击利用或控制媒体和政府对立的寡头势力，夺回传媒控制权；另一方面，扶持国有媒体，强化对传媒的控制。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俄罗斯大众传媒逐渐走上“国家化”发展之路，政府控制了国家的主要媒体，并进而影响全国大部分媒体。俄罗斯的传媒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成为大众传媒的最大股东，控制了70%的电视媒体，20%的全俄报刊媒体，以及80%的地区报刊媒体。尽管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媒体因传媒政策的实施开始进入国家化媒体VS专业化媒体的对峙阶段，但21世纪的俄罗斯媒体已经从寡头媒体的商业化时代进入中央联邦级媒体的国家化时代，这是不争的事实。

2003年《俄联邦大众传媒法》的实施标志着俄罗斯传媒正式走上国家调控之路。这样，曾经一度无序的新闻自由开始步入了政府可控民主的状态。

随着传媒控制力的增强，俄罗斯政府利用主流媒体进行信息控制和舆论引导，传播的可控性逐渐得到提高。显而易见，普京传媒新政之后的俄罗斯媒体正在逐步回到宪政体制下，从而使传播更具可控性。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传媒政策也必然会对俄罗斯大众传媒的生存环境和新闻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对此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综上所述，转型时期的俄罗斯传媒业经受着深刻变迁，新闻传播活动也因之而不断调整，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型期的俄罗斯仍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但总的来说，俄罗斯大众传媒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裂变和震荡之后，正在朝着有序化方向发展，传播的可控性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