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百日祭文

父亲百日祭文

父亲百日祭文

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瑟瑟秋风刮过，发黄的树叶一片片被风吹得脱离了大树的牵挂，有的树叶落下来，它们在空中静静地盘旋，在风中轻轻地飘动着，像一只只离世的蝴蝶在空中飞舞，最后簌簌飘落在地上….大地变成了金黄，秋风带着绵绵细雨……我们伫立在父亲坟头，在满山斑斓的秋色中祭奠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100天了，他的孩子们都从各地返回家中，热闹的家里却和往常不一样了，变得空落落的。时不时看到思念的泪花飘在亲人们的眼里……

是啊!我们想念父亲！父亲生于1931年9月，年幼就失去了双亲，一直跟着伯父一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得不到伯父母的关爱，年幼的他受了许多苦，看尽了人间的冷暖沧桑、悲欢离合，也让他学会了隐忍和自立。17岁时他不顾家人的阻挠毅然决然参军参干考入西北军政大学，穿上军装，走上了追求平等、自由、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部队再次的考试和选拔成为西北局机训队的机要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更是意气奋发，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在中央西北局、新疆外国语学院、省师专学习，获得大专学历。在省委机要处、省人事厅、兰州市教育局、兰州市委工作。由于家庭成分问题，父亲最后到天水市三中当了一名俄语教师，文革期间由于家乡“党团合并”的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父亲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受尽凌辱十多年，平反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最后在五中离休。

父亲爱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父亲原先毕业于俄语系，教俄语，后来平反后重返讲台又改教英语，对他来说需要自学很多新知识，将近50岁时又到西北师大进修英语。多子女的家庭有很多困难，他说：“我自己有多大困难比起学校教学的事来都是小事，我不能给学生教没有把握的知识，我得学得正确才能对得起学生！趁现在还能跑得动，学得会，我还是要去的，机会难得！”当时大学校园里像他那样年龄的学生只有他一人。他的这种不服老的精神一直是我们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父亲对学生有满满的爱。父亲年轻时对学生要求严格，临近考试有个学生给他请假说家中有事，他认为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没有准假。但当考完试学生回家返校时手臂上戴着黑色孝圈，父亲看见后心里非常难过，一直给母亲说他感到非常抱歉，心里很后悔没有给学生请假这件事。以此为例后来父亲告诉我们：“做人不要太绝对，要留有余地，否则就会落下后悔，有些事是无法挽回的！”对后进生，他总是会主动关心他们，找他们谈心，尽量找出他们不爱学习的原因，改变教学的方法。他说：“那些在学校调皮捣蛋的学生往往在长大后最尊敬老师。”他是一个学科教师，但往往在他们年级的办公室里是来的最早，走得最晚的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备课、改作业上。在父亲离休后的最初几年里，父亲被学校返聘，继续带着几个班的课，课时任务少了，但是他却闲不住，央求妈妈给他做一个红袖圈，原来他发现五中门口学生到校和放学两个时间段有拥挤现象，校门口正处于交通拐角处，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他要义务在校门口为学校维持秩

序！

父亲教育子女非常严格。他给我们制定出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尤其在寒暑假期间我们必须早晨5点半起床开始朗诵英语，然后就是晨跑。他说：“你们现在学习的功课很多，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帮你们在家里利用闲暇时间把英语提高上去，就会给你们节省很多时间学习别的功课。爸爸在社会上没有什么权利，也不能给你们承诺什么，你们要自立自强好好学习才会有出路！”他和妈妈经常买来各式各样的历史书籍和名著，鼓励我们多看多思考，有时还会给我们朗诵其中精彩的片段并和我们一起讨论，他说：“要多读书，学会思考，开卷有益，历史会向前发展，遇到问题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在他这种近乎严酷和细心的教育下，我们明白了很多学习和做人的道理。

父亲时刻想着要为国家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在1990年我国首次承办亚运会期间，父亲背上他的英语资料一个人去了北京，在北京当志愿者。他经常在公园等地方与北京市民和学生朗诵英语，为不会的学生纠正发音，免费去为有需要的孩子们辅导英语。他说：“北京的大环境真好，普通市民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很高，在北京我才感受到有用了！”回来后，他把在北京购买的资料都收集起来，在天水给需要的人家的孩子辅导英语，从来都是免费的。爸爸说:“只要我辅导过的学生英语成绩有了提高，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最大的肯定！”父亲性格很直爽，他喜欢做自己认为有价值，对社会能够做点贡献的事。

父亲对待痛苦总是随遇而安，乐观积极。记得母亲说过文革中父亲蹲过牛棚、挨过批斗、下放农村、烧过石灰。不管遭遇怎样的困境，从不埋怨叫苦。挨批斗时红卫兵经常揪住他的头发，他就把自己心爱的“大背头”剪短，笑着给母亲说：“这样不就好了嘛！”，红卫兵们揪不了头发又给他脖子上挂上水桶等东西进行折磨，母亲送饭时，看到父亲脖子上深深的血痕，流出的血迹，父亲也不说什么，还是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菜。母亲有时埋怨父亲为何任凭批斗不去辩解自己的冤屈，父亲说：“真理不辩自明，他们都还是不懂事的孩子，给他们能说得清吗?”。记得父亲被下放，在杨家山农场种地时，有一次晚上他偷着来家里看我们，他对我们说：“山上的阳光真充足啊！风景很美，新鲜的玉米太好吃了！农民们对我不错，我能吃饱饭了”。我们听着很高兴，于是对山上的阳光非常向往！

2005年父亲被查出患上胆管肿瘤，我们都很紧张，担心父亲心理和身体扛不住，当父亲得知自己需要做一个大的手术时，他还是平静地去理了发，就像要出征打仗的样子。就在上手术台时他还和医生护士们开着玩笑。

父亲生前也有过烦恼，那就是他的高级职称被组织遗漏的问题。80年代末学校恢复职称评定时，当时他所在的单位由于疏忽漏掉了他的高级职称。后来由于相关领导的偏见和拖延，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多年来，父亲一直多方奔走信访，均以失败告终。期间，他遇到过不少冷脸、见到过种种推诿扯皮的现象，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此事一拖26年,直到父亲完全不能行动了，他说过这

样的话：“我这一生的经历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了：那就是，前半生投身革命文革受难无中生有……后半生勤勉教学职称遗漏有中生无啊！”

后来这件他时时牵挂认为无法解决的事，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在市信访局蔡、李局长的督办下，在父亲的有生之年终于得到了解决。这件历史遗留问题能够圆满解决，让他看到了人民政府主持公平正义、勤政为民的形象。父亲说：人间自有公道在！此时的父亲由于卧病在床，已经骨瘦如柴，看到父亲眼里噙着泪花，脸上露出的笑容，我们的内心感到欣慰。父亲曾说过：“我在中央西北局当机要人员时，看到过我们首长领着他的孩子，那个可爱的孩子已经成长为我们共和国的主席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已经老了，希望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你们要好好为国家工作！”

父亲卧床三年，没有叫喊过一声，总是安静地躺着，母亲给他喂饭，他总是把嘴张得很大很大，生怕浪费一颗粮食。去世时他还是张着嘴，我们怎么都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