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意义

日月山下首开茶马互市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朝派广德郡公李安远来青海与吐谷浑修好，双方达成互市协议，“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旧唐书》卷五十七）

在分析日月山茶马互市的成因时，任玉贵（青海昆仑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编者注）说：“日月山是我国农牧区的分界线。牧区的老百姓将大批牲畜交换到内地，而内地的丝、茶及日用品，也源源不断地进入西部广大地区，这不仅满足了广大牧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且还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进一步团结。”这是我国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的正史记载。（《文化昆仑，大美青海》，《西海都市报》，2011年12月1日。）

（《青海茶文化形成的民俗文化学分析》，唐仲山，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03期。）

这种官办的茶马贸易，是历代封建王朝从政治上“羁縻”藏区各族人民的重大措施。为了确保获取足够量的马匹，茶马互市置有凭证。明廷制作“金牌信符”，发给甘青藏区纳马之族，作为互市时的凭证，也作为“差发”（即征调征购）马匹时的凭证。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共制金牌四十一面，额定纳马13805匹，其中发至今青海境内的金牌三十七面，额征马10755匹，约占明朝在西北征马总数的78％。

随着茶的生产和马的需求情况，茶马比价也随之变动。北宋熙宁年间，河湟地区以茶一驮（一百斤）以上，易马一匹，良马则需要茶二驮；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西宁茶马的交换牌价为“上马 1匹给茶40斤，中马30斤，下马20斤”；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茶马互易的牌价变为“上马120 斤，中马70斤，下马50斤”；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茶马互易的牌价为“上马给茶120斤，中马90斤，下马60斤”。

这种比价显而易见是提高茶价，压低马价，使藏区少数民族遭受到封建王朝不等价交换的沉重剥削，其结果最终导致了官营茶马互市的衰落。

茶马互市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前后延续近千年。

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代封建王朝通过控制茶马互市，获取了大量的战马，达到了“以茶驭番”，“羁縻”的效果，确立并稳固了对甘青川藏区人民在政治上统治地位，加强了其边防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它在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推动边疆和中原经济发展和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密切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青海高原，气候比较寒冷，是不产茶叶的地方。然而，茶与青海世局各族人民的生活却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地有“茶是头道饭菜”“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因为茶叶中含有咖啡碱、茶碱、鞣酸、挥发油等，除有兴奋大脑和心脏作用外，还具有帮助消化、消热降火的功能。这自然与高原人们的食物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牧区以肉类、青稞为主的饮食结构关系密切。当牧民吃完酥油糌粑（炒面）或手抓羊肉后，喝上几碗酽酽的奶茶，一天之内，很难出现饥渴之感。而肉食引起的维生素C的缺乏，也靠这奶茶来弥补。

诸如此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民众记忆”与“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等具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术意义，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

美与共”、和谐共荣的伟大意义。

藏区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体验到喝茶可以帮助解油腻、助消化、提精神、除疲劳、消烦燥、抗缺氧的保健功效。这是茶受到藏族群众特别喜爱的原因，使藏区人民有“宁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谚语。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吐蕃，唐太宗赠送了许多礼物，其中就有茶叶，《西藏政教史鉴》（附录）说：“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

藏文书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经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145页。）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吐蕃向唐朝提出：“请交马于赤巅”（今青海日月山），开始了唐蕃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当时吐蕃王朝已设有商官管理市场贸易，并专门派官员到长安经营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茶商”。

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喝，所谓茶叶。’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蜀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澭湖者。’”（李肇：《国史补》下卷。）

这些茶的产地分别为安徽茶、江苏茶、湖南茶、湖北茶、四川茶（待考）、江西茶等。可见当时吐蕃派往长安的“汉地五茶商”经营内地茶叶品种之多。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

据《汉藏史集》载：墀松德赞时（755～797年）吐蕃“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

宋代，饮茶习俗在藏区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2002年04期）

据文献记载，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派“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今天水）、风（今风县）、熙（今临洮）、河（今临夏）博马”。这是在甘青一带设置以茶易马（即“博马”）机构的最早正式记录，也是“茶马司”机构的开始。

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到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有1500万斤销往藏区。（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