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现代自由的尴尬_逃避自由_浅论

　2007年第5期理论观察

N o.5,2007　(总第47期)

T heoretic Observatio n

Serial No .47

[收稿日期]2007-07-20

[作者简介]任丽杰(198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200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冲破现代自由的尴尬:《逃避自由》浅论

任丽杰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摘　要]弗洛姆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

就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结合,深入剖析了获得自由后的现代人生存的尴尬境状,揭示了引发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社会及心理原因。他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性及现代人不断争取、获得自由后,却又不断发生异化、逃离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层的解析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奠定发展健全人格、健全社会的基础的自由观。

[关键词]弗洛姆;逃避自由

[中图分类号]B 08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5-0081-03

20世纪以来,现代人通过各种技术的、思想的以及意识形态的革命,打破了中世纪以来把人之于庞大的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等各个体系中稳固不变的位置的不自由的生存状态,迈进了独立化、个体化的发展进程,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但获得自由后的现代人,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困惑与迷茫,并未真正体验到他们曾经设想的,并为之奋斗不息的自由的生活。获得了“自由”的现代人是怎样陷入这一自由的谎言的?对于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境遇的剖析与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最具代表性。弗洛姆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批判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结合,深入剖析了获得自由后的现代人生存的尴尬境状,揭示了引发这种现象的深刻的社会及心理原因。因此,他也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于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性及现代人不断争取、获得自由后,却又不断发生异化、逃离自由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层的解析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奠定发展健全人格、健全社会的基础的自由观。

一、现代人的自由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由”二字总是充满了令人神往的无限美好。它作为人类摆脱束缚,走向个体化进程的原动力,令古今无数人士为此不惜生命的热诚。曾有诗人

这样歌颂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自由已被人放入了生命中不可估量的地位。

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一直是不断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发生,在物质与生物性方面,人与自然的分离更加彻底;而在精神方面,人们也更加要求摆脱中世纪以来的精神枷锁,冲破宗教的束缚,争取更大的自由。人们之所以不倦不悔地追求自由,是因为自由首先意味着人的自主,它是人自我成长及自我实现的重要条件。当资本主义发生之时,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次运动的猛烈冲击下,人类摆脱了宗教束缚,以理性、科技、自由为支撑迈入了现代性的历史进程。而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建立了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制度,个人的自由基本得到确立,并获得了极大程度的保障。

获得了自由的现代人,是否就真的“自由”了?在弗洛姆看来,现代人的自由实质上已成为一个悖论,真正的自由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础上,现代人摆脱了宗教、神权的桎梏,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依靠自主性,即独立的思想、行动而生存,他们发挥着自我的力量,自由的生活。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愈来愈大,彼此之间的冷漠、疏远及每个个体独立于“他者”而存在的孤立状态,使获得了自由的现代人产生了极大的失落、孤独与无安全感。这时的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困惑与焦虑。而这种焦虑实则是人类与自然的“脐带”断裂后,人类的归属感缺

—

81—

失造成的精神状态。自由与孤独从来就是个体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双重结果,“与自由相伴随的孤独、焦虑、不安,以及沉重的责任,会使人产生对原始安全感的怀念和对自由的恐惧,于是‘人类产生了要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利的感觉’(弗洛姆《逃避自由》)”〔1〕

这种放弃自由的心理冲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会积淀形成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这种逃避的方式大体会有两种:一种是屈从于被领导,屈服于外在的权威。另一种则是舍己的自动适应,自觉地丧失自我人格,强求与外在的一致。前者,个人希望去与自己不相干的人或事结合起来,以便得到他自身所缺少的力量。其中最明显的企图是服从与支配他人。这种服从与支配的关系,从心里方面看,会极端的表现为施虐与受虐的关系;在政治上,则会表现为一种极权主义的特征,而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则是极具这种心理机制的源蒴的。弗洛姆精辟地分析了这类现象产生的心理基础,其中他独具慧眼地看到了,无论服从与支配,都是欲借他者来增强自己的安全感,以实现自我缺失的力量。他还独到地剖析了施虐与受虐的心理基础,指出他们两个看似对立的存在,实则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以消灭它的目的物为目的的,而是主动与被动地共生,一旦一方被毁灭,则另一方反而会产生失去的痛苦感。逃避自由的另一种方式,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个人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的,抑或说是潜在规则中的“标准人格”,因此他就会和周围其他人一样,个体完全消隐在群体之中。这样,个人与世界的差异及矛盾消失了,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随之消失。个人放弃了他独具的个性,便不再感到孤独与焦虑,成为了民主制度下符合“他者”所希望的“无名大众”。这就是现代人的自由的悖论:人类经过千辛万苦追觅到了自由,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化的生活,孤立化的生存即与外界的融合的关系的断裂,使人们失去了安全感,自由却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担,于是人们又纷纷放弃自由,逃避自由。

二、尴尬的自由

自由的悖论使保守的神学家、哲学家找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依据。他们把中世纪理想化,认为在中世纪,人尽管没有自由,受一定外在权威的支配,但人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社会虽严格地规定了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等级,但人并不感到孤独与孤立,他是社会巨大链条中的一环,拥有相与感和安全感。虽然在生活中人固然会有许多苦难和痛苦,但是教会会给人心灵以慰藉,使人不会感到寂寞与无望。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日渐破坏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就是所谓的现代意义的“自由”的出现。现代激进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中世纪完全是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那时的人是迷信与愚昧的;社会充满了压迫和剥削,个人完全没有自由;人丧失自我及个性,变成了危险而可疑的陌生人。自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以来,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现代人开始了标榜以理性、个性、自由为内涵的个体化发展。人类终于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权无尽的束缚,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无论是保守人士还是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实际上都神化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并没有辩证而全面地看待人类历史中,“自由”的真正的发展过程。

现代人通过工业革命及宗教改革运动,摆脱了中世纪神权掌控下的生存状态。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所提供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下,个体化进程使现代人变成了自由和富有创造性地个体。这种新的个性结构,反过来又成为了推动社会与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新的个性结构的特征:强迫自己去不断地工作、节俭勤劳、禁欲,把个人的生活看为达到权利目的的工具,以及一种强制的责任感,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性的力量。二者互为条件,永不停息地推动着,最终,飞速发展的社会推着人不得不奋发地工作以及强迫、压抑自己地发展自身,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以免被社会发展的洪流所抛弃。至此,社会如一台强大的机器又将人卷入了社会发展的链条之中,成为其中实则并不自由的一个环节。

由此,弗洛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的影响,与宗教改革是相同的。人的自由永远处于这样的尴尬状态:现代人刚刚由一种原始的、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却又不得不马上投入到另一种屈从之中。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化的发展,使人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产生了异化。“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已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网络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我。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2〕由此看来,人类之自由,从积极争取到摆脱一切外在威胁而获得,它一直处于这样尴尬的境遇:现代人所享有的自由,一直都是消极的,而积极的自由,即真正的自由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实现过。

三、冲破现代自由的樊篱

“弗洛姆……反复强调,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和文化创造与自然分化的进程必然将人置于两难的生存境地:一方面是自由和个性的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孤独和不安的不断加剧”〔3〕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恰恰是人类逃避自由的心理基础。弗洛姆相信一定有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存在,其发展过程才不会构成恶性循环。他提出“积极性的自由在于整个而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诸多关于自由的言论与定义,但我认为,只有弗洛姆对自由的理解最为恰当。因为作为争取到了自由的主体,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获得自由后真正地享有自由。自由的实现除了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外,还要具备完整而健全的人格。而客观的物质生活基础,是人不能自由选择的,因为人总是生活在既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但人可以通过对自身的调整达到一种总体而完整的人格。这种人格恰恰是真正的自由实现的前提。

这里我们应该理解弗洛姆所定义的“自发活动”,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活动。它不是被迫活动,个人受到某种外在及内在的影响与驱使,强迫自己的活动;也不是自动活动,即接受外在环境所暗示的行为模式,自觉地行动。其中他所指的“活动”并不是指做什么事情,而是指“创造性活动的能力,体现在人的情感、理智、感觉经验和意志等方面”〔3〕而这种“自发性活动”则是建立在爱心与工作平台之上的。弗洛姆认为,自由与融合并非不可同时获得,个体化与孤独、焦虑的矛盾可以在这个爱的平台上消解。在《逃避

—

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