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战略意义

新时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战略意义

作者：李泉

来源：《对外传播》2018年第06期

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新时代背景

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和平崛起、造福世界的新时代大国角色做出了准确定位，对中国作为新时代强国的大国文化姿态做出了准确指引：“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①十九大报告中蕴含的世界性高度和国际担当精神，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大格局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叙述，是中国梦宏伟蓝图的现实书写。

笔者认为，处于全球化与新媒体语境的中国文化研究应当兼具深厚的民族传统内涵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坚持地域上跨文化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的学科建构理念，基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理念，让中国文化在理论研究与文化实践中不断增强文化凝聚力。于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就成了顺应新时代而生的课题。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基于纵贯时间维度的历史视野和横跨空间维度的全球视野，从宏观上系统归纳中国文化作品与文化思想在世界各国的流传、接受、变异和影响现状，以传播路径、交流方式与批判性接受状况的实证性案例为支撑来探寻中国文化在异域传播与接受的机制性规律，为后续的文化创作与文化外传提供可以参照的范本和具有极强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同时也为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研究提供详实可靠的学术研究材料。研究中国文化传播路径和接受实效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开创新时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体系，并成为增进文化自信的有效学术路径，服务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建构新的传播秩序”。②

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战略意义

从战略角度来看，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基点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将会推动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与学术范式改革，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一套具有高度理论可行性的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论体系。

首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的体系性研究将促成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学术研究范式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再到有的放矢的“送去主义”这一对外文化立场的重大转变。近代以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界与学术界有不少文艺创作者与文化研究者一味站在接受者的立场引进西方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在接受的同时被传播者消解掉了接受主体的文化本位与文化自信，生成了“崇洋媚外”的文化病态心理。不可否认，西方先进理论登陆中国后让处于接受立场的中国文化迎来了重大的文化模式变革与文化发展，但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也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文化自尊心的失落与文化自信的流

失。在“言必称希腊”的文化模仿期，对西方文化的不完全消化酿成了文化上的“邯郸学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和远离导致古典精神险些断代，导致文化形态变异成了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非民族非世界的“四不像”。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因全盘借用西方话语而得的“文论失语症”，并剖析了由此引发的严重“文化病态”：一是对传统文化与传统文论的陌生化；二是中国古代文论解读能力低下；三是文化价值判断扭曲；四是理论创造力低下。③因此，缺乏独立话语体系的国家自然会丧失与他国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精神基础。后来当中国文化力图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才发现，迫切期望得到西方认可的文化外传有时反而沦落成为了自说自话的孤芳自赏、一厢情愿的顾影自怜。要在异质文化之间建立一个平等对话平台，我们首先必须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主体心态”“价值诉求”以及“精神生活质量标志”，还是深刻认识与正确对待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从而取长补短、共享文明的重要出发点。④要将本国文化推向世界，我们必须实现文化立场的转变，确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本位立场，把中国文化置于文化放送者之位，以主动的姿态积极探寻他国对中国文化接受的现实路径。具有世界情怀与公众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把向世界推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视为自己的使命，因此也热衷于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作品和文化理论著作翻译成各种语言，送给国外。然而具体传播过程中，有时候国外的接受者似乎并不领情，对这份主动送上门的好意冷眼旁观，反倒对一些在国内备受冷落的文化艺术作品类型青眼有加，以至于国内备受喜爱的文化艺术作品到了国外无人问津，而那些不被中国学人看好或重视的文艺作品或文艺理论反倒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开拓出了中国文化海外批评与研究的宏阔领域。

这种现象说明外国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引进来的需求，而我国亦不乏将己国文化传播出去的愿望，这么说来，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在异域广泛传播应是“你情我愿、互惠互利的乐事”。

⑤但为什么现实中中国文化的传出与引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各行其是的状况，无法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高度契合呢？深入反思这一现象，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进行文化换位思考，深刻把握异域文化接受者的接受喜好与接受心理。要转换文化立场，我们就必须先进行文化换位思考，把中国文化从世界文化的接受者转变为世界文化的发送者，稳固文化自信立场，同时超越唯我独尊的狭隘的一国文化中心主义，从他者的接受视野全面反思考察接受者的文化兴趣、文化心理、文化好恶、思维习惯等等。只有对作为他者的接受对象、接受原因和接受方法进行整体考察，我们才能提高中国文化的可接受程度，顺利推出中国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能够立足于异域文化接受者的视阈，更有效地反观一国文化在跨文化传播的得与失。世界各国面对中国文化究竟接受了什么？具体是怎样接受的？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内容？各国之间的接受有何种差异？为何会出现这些差异？要给上述问题找出答案，我们就必须先全盘而又深入地考察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进行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历史过程从而建立世界各国对中国文艺作品与文化理论进行翻译与研究的学术史，以实证研究来考察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互相交流与影响关系、从而探寻到中国文化向世界各国传播的现实经由路径。作为路径起点的“文化发送符号”可以是中国文化中的任何单位，可以小到一篇文艺批评文章，可以大到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可以具体于一种文艺作品类型，可以抽象为一种文艺概念，言个体可以指涉到一名文艺创作者，论集体可以统摄于一种文艺流派，择共时可以选取一种文艺思潮，总历时可以宏括为一种文艺传统。与“文化发送符号”相对应的则是处于文化传播终点的“文化接受主体”。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此处论及的“文化接受主体”侧重关注世界各国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