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金文学术研究的振兴——刘正先生新出巨著《金文学术史》述评

为了金文学术研究的振兴——刘正先生新出巨著《金文学
术史》述评
纵览古今，金文研究的历史绵延数千年之久。

由此而来，金文研究的著作之多，说汗牛充栋绝不过分。

从先秦至今，金文研究的大师代代不绝。

随着金文研究之理论的不断深入和推进，加之金文研究之国界的不断扩大……时至今日，在金文的学术之林里似乎还缺一部对古今中外金文研究做通盘梳理的通史学术研究经典的诞生。

上个世纪著名的学术经典《商周彝器通考》侧重于铜器考古、而《两周金文辞大系》则是以铭文考证历史的杰作、《西周铜器断代》则是铜器分期和断代的经典，上述诸多经典著作同样疏于对商周金文的系统研究和宏观综述。

有鉴于此，刘正教授积数十年之功力，推出了最新力作：一百多万字的巨著《金文学术史》，正是这样一本熔铜器收藏史、铭文发展和研究史、海内外金文研究史和金文研究工具性于一炉的金文学术综述性的史学著作。

本书是刘正教授数十年来研究商周金文积累下来的学术精品，也是金文学术潮流发展到今天所应当诞生的必然成果。

《金文学术史》一书共分四编。

第一编“铭文背景研究”，其下计分五章：第一章金文学释名，第二、三章论述夏代青铜器的起源和青铜文化，第四、五章为铭文的产生背景、分期、断代研究。

第二编“铭文结构研究”研究铭文中的各类词汇用语，其下计分七章：第一章“时间用语”研究商周的历法和纪年，第二章“方国名和地名用语”，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别是“氏族名和人名用语”、“器名用语”、“词类用语”、“嘏辞用语”、“徽记用语”。

第三编“铭文研究的种类和进展”，下计分九章：分别是“历史研究”、“礼制研究”、“宫制研究”、“庙制研究”、“祭祀制度”、“官制研究”、“法制研究”、“兵器题铭”。

第四编“铭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评述的内容不仅包括中国（包括港、台）古今金文研究的大家和著作，还包括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

下计分十四章，第一到第十二章是从两汉到当代的大陆及港台地区青铜器出土和收藏、金文学家和金文研究著作评述；第十三、十四章是欧美、日本汉学界的青铜器流传和收藏、金文家和金文研究著作评述。

不难看出，该书总体框架为从“铭文相关背景研究”到“铭文语言本体研究”、再到“铭文而对商周史、礼、庙、祀、政、兵制度的研究”，最后是古今中外铭文研究史之研究。

书后另有一篇附编为“金文关系大事年表”。

刘正教授在书后跋中自信此书为一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拓荒性的著作，一览通书，看来这确非妄言。

首先，这是学术界罕见的一部金文学术研究通史。

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集古文字学及古文字学史、古典文献学及古典文献学史、海外汉学史、中国思想史、铜镜考古学史等诸多学科于一身的多学科、多视角、多领域，专业性的金文学术研究通史。

”①书中不仅介绍了中国大陆历代金文研究，还介绍了港台、日本、欧美的金文研究历程，对于其中评述不乏思想性、启发性。

书中引用推介海量文献，评述确切详尽，注解清晰可查，是初学者进入金文研究领域的必备工具书。

其次，该书重大发现层出不穷。

如，对于古今学术界异议不断、难以成定论的“初吉”一词，刘正教授首先考证：
“初吉”这一术语，可说十分怪异。

以至于有些学者居然主张“初吉一词，不见于先秦文献，仅仅见于铜器的铭辞”。

②此言大谬。

不过，此类谬论的首创时间还要上推到
①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800页。

1958年。

当时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黄盛璋的文章《论初吉》，该文中声称“《左传》中不见初吉，自春秋以来，战国诸子的著作里亦不见有初吉”①。

这应该是此类谬说之始。

实际上，在《诗经》和《周易》中就分别出现了“初吉”这一术语。

②
接下来，他又给出了新解：
我们根据《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③一书中出现“初吉”的一百一十四例铭文的统计，发现：正月初吉出现27次，二月初吉出现9次，三月初吉出现14次，四月初吉出现7次，五月初吉出现10次，六月初吉出现8次，七月初吉出现1次，八月初吉出现14次，九月初吉出现17次，十月初吉出现2次，十一月初吉出现5次，十二月初吉出现7次，月份不明出现初吉5次。

统计结果表明：一月出现初吉最多，为27次。

七月则最少，仅有1次。

如果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那么应该在每月出现的“初吉”次数保持大致一致的范围，而不是现在的如此悬殊的差异！由此也可以证明把“初吉”理解为“每个月的第一个干日，初吉就是每月初于吉日的意思”之说是不妥的。

“一月初吉”出现如此最多，正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每年正月的期待。

初者，始也。

吉者，好也，吉利也，祥和也。

每月都有初吉，而只有新年的初吉最具有起始和源头的含义。

因此，初吉的真正含义只能是“初吉，朔日也”，也即初一。

④
又如，在该书的徽记用语中，他对蚩尤图像和名字来历的考证、对铭文中著名的“析子孙”含义的深刻挖掘，成了该书亮点。

对于前者，他指出：
“尪”具有“巫”的神格特征。

也就是说，“尢”字具有巫术神格特征，所以才出现“巫”、“尪”并举的现象。

历史文献记载能够呼风唤雨的“蚩尤”证明了他具有“巫”的神格特征。

首先，《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而当时能够指使风雨的人肯定是通巫术的。

其次，《龙鱼河图》中记载：“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沙石，制五兵之器，变化云雾”。

还是进一步强调他的“变化云雾”这一巫术功能。

第三，《春秋繁露·求雨》中记载：“夏求雨……
其神蚩尤”。

因此，所谓“蚩尤”，它的准确读音和内在含义应该是“蚩尢”，也就是“蚩尪”。

后世写成“蚩尤”当是以表面的读音和意义隐藏了内在的真实的读音和意义。

由此来看，“蚩尤”的名字其实只是单汉字“蚩”，而“尤”（尪）则是对其巫师身份的说明。

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我们主张对“蚩尤”名字的考证和商周铭文史料研究集中体现在对“蚩”字的研究上。

⑤
对于后者，他主张：
至于商周青铜器上著名的所谓的“析子孙”的真正含义，我们主张：这是“感天而生”的图像表达。

那图像中的“子”一定是当时的某国国君或某位圣人最初诞生时的形象表达。

⑥
①黄盛璋《论初吉》，《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85页。

②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③《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⑤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第三，该书评价历代的金文研究成果，持论公正，确为良史之风。

如，该书对于宋代王黼的金文研究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没有因为王氏是著名的奸臣而因人废言。

刘正教授指出：
《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当时皇室在宣和殿所藏的自商至唐的铜器八百三十九件，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

全书共三十卷。

细分为鼎、尊、罍、舟、卣、瓶、壶、爵、斝、觯、敦、簠、簋、鬲、盘、匜、钟、盘、錞于、杂器、镜鉴等，凡二十类。

还特别注意到了分类方法上的问题，大致从功用分为酒器、炊器、食器、杂器、水器、乐器等，特别是“其同类相须之器”，即把功能上接近的和关联的器物归入同一类，这一分类法科学而明确。

每类有总说，每器皆摹绘图像，勾勒铭文，并记录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或附有考证。

所绘图形较精，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

这一特点特别值得称道。

该书所绘图形构图合理，富有立体感，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上器形对比研究的先河。

书中每能根据实物形制以订正《三礼图》之失，考订精审。

其所定器名，如鼎、尊、罍、爵等，多沿用至今。

①
又如，该书对于王国维的金文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
王氏把刘心源、陈介祺等人发起的金文学术研究的近代化研究趋势正式发扬光大，从他出现以后，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的金文学术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彻底走上了现代！
他对彝铭称谓的研究、历法的研究、商周铜器断代的研究、商周史和彝铭在军事、政治、经济、法制等方方面面的对比研究、彝铭解读对商周礼制起源和实际运用的研究等等，都启到了前人所不能及的作用，作出了跨时代的卓越贡献！②
再如，刘正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前人之误，立刻加以说明。

这可以蚕见该书多清代著名金文大师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的评价：
该书在铜器分类和断代上时有错误，还经常有将伪器收入的现象。

如，《亚形鲁公鼎》、《嘉礼尊》并非商周时器。

《木鼎》乃商代晚期，并非周代。

再如，将《尤盘》归入盉类、将《父丁鼎》归入彝类、将《谏豆》归入彝类等分类错误。

③
第四，刘正教授在该书中，对于商周金文在语言、历史、宗教、地理等方面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研究。

如，对于语言文字学的研究。

他总结了金文中常见的连词、副词、感叹词、语气词、形容词、介词、代词七大词类100个用例，进行详细说明。

金文是对商周时期的语言的直接记录，这要比传世典籍的语言材料更为真实可靠，因此语言学界日益重视金文语料对于上古汉语研究的价值。

金文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古文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为文字发展史、文字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如，对于商周礼制的研究，他通过礼制研究、宫制研究、庙制研究、庙制和礼制、祭祀制度、官制研究六章内容，加以分析和研究。

他指出，礼制是商周王朝政治的重大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青铜器制作的目的本身就是“所以藏礼也”。

铭文中出现的礼制问题是商周金
①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416页。

②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575页。

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以金文研究的成果自然可以直接促进礼制的研究。

他特别考证了铭文中“嗣子”的意义。

他提出：
记载在铭文中的文辞，出于“传遗后世子孙”的需要，就经常在铭文结尾出现特定的嘏辞。

即在铭文内容上，几乎每件铜器铭文上都会出现作为作器者对受器者及其子孙后代所说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的嘏辞，这也就是“传遗后世子孙”说在铭文上的具体体现。

一般来说，既然是受器者及其子孙后代所说的“子子孙孙永保用”的，也就必然暗示着对铜器继承和使用的普遍性。

也就是说，凡是作器者的子孙后代都有资格接受和使用这件铜器及其所具有的品格特征。

因为他们和作器者具有直系血缘关系。

但是，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作器者所作之器，并不能为受器者及其全部的子孙后代所接受，而只是为受器者及其部分特定的后代所接受。

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的“嗣子”的问题。

在商周铭文和史书中曾经出现“嗣子”一词，有些学者曾把这两个字看成是一个上嗣下子组合而成的合字的“嗣”字。

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嗣子”的“嗣”是“继承”
的意思，《尔雅》：“嗣，继也”。

“嗣子”就是承嗣人。

对于注重血缘和父子继承关系的商周社会来说，“嗣子”概念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定意义。

①
如，本书对于铜器考古和断代有具有着重要意义。

在该书第212-214页，刘正教授提出了他自己对于西周铜器分期和断代的图表。

他为攻克学术难关的西周铜器断代，从金文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后，该书图文并茂、资料详实。

书前有精美彩图六页，多为青铜器、铭文拓片、经典金文研究著作书影。

正文中的图表大致包括以下几类：1.出土各类青铜器的照片、拓片，甲骨文、铭文照片、拓片，各种图形文字。

2.数据列表，如第14页“青铜器制造中铜锡比例及其现代科学分析图”，第18页“红铜和青铜的物理性能、机械性能、工艺性能比较表”，第24页“《山海经·中山经》所记载产铜之山列表”，第40页“夏商周青铜器演进图”。

3.金文研究家的肖像、作品书影。

4.青铜器、铭文出土、收藏及著作列表，比如第623页到第633页“1950年以来新中国出版金文研究著作表”，第694页到第733页，近40页的“欧美收藏部分商周青铜器存见表”，以及附编部分为长达15页的《金文关系大事年表》，等等。

此类表格在该书中还有很多。

显示出作者对铜器和金文广博的知识和精湛的学术功力。

这些图表为进一步研究铜器考古学和金文学术提供了难得的文献指南。

金文是中国古代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起源于商代，盛行于西周，延至秦汉。

是略与商代甲骨文同时兴起的又一种文字表现载体形式。

但同甲骨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古文字形式相比，金文存在的历史更长，记载的内容更丰富和悠久，也更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最初的金文为商代后期铭文，一至四字不等，多以阴文的形式刻于青铜器的器壁上；西周时，铭文意义和价值突变，铭文渐长，“铭辞之长有几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②乃至于“古文上而会盟、征伐、朝觐、宴飨、赏赐、封建、命爵、授官，小而鱼牧、狩猎、农稼、奴婢、狱诉、婚媾，无一事不敢告命于乃祖、乃考，即无一事不能不铸铭于铜器。

”③所以商周金文之重要就在于它蕴含的史料价值。

由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典籍曾历经多次焚毁和劫难，上古文献又疑信参半，所以这些铸刻于青铜之上的不朽文字，就成了我们复原青铜时代历史和文化原貌的唯一途径。

刘正教授此书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对于金文的学术研究已有悠久历史。

早在汉代就有青
①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227页。

②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序文》，日本文求堂书店，1935年8月。

铜器出土，《汉书·郊祀志》中就有“汾阴得鼎”、“美阳得鼎”的记载。

自汉至唐，朝野间一直存在着将宝鼎出土与政运国祚相联系的传统，而对于铭文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字学领域，正整个学术界还没有意识到钟鼎文字的史料价值和经学研究价值，这一点唐代大师级古文字学家颜师古的研究中就可得见。

两宋和清代是古代金文学术研究史上的两个高峰时期，需要重点关注。

宋代是古器物学的鼎盛时期，清代金文大家阮元在《商周铜器说》中评价：“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

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阅三四千年而道大显矣。

”而且宋代的金文研究是金文研究史走向系统化、科学化的尝试，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序文中提出对当时的金文学术研究著作的分类：“与叔《考古》之图，宣和《博古》之录，既写其形，复摹其款，此一类也。

啸堂《集古》，薛氏《法帖》，但以录文为主，不以图谱为名，此二类也。

欧、赵《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评，长睿《东观》之论，彦远《广川》之跋，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此三类也。

”有清一代，金文学术研究达到了井喷般的高峰。

据刘正教授统计，“宋至明末商周金文研究著作不到一百一十种。

而整个清代则不少于二百五十种。

其中，宋代和清代比例是一比五！”①足见清代金文研究之鼎盛。

晚清学者缪荃孙在《王仙舟同年金石文钞序》中曾总结清代金文研究说：“国朝谈金石者有二派。

一曰覃溪派，精购旧拓，讲求笔意，赏鉴家也。

原出宋人法帖考异、兰亭考等书；一曰兰泉派，搜采幽僻，援引宏富，考据家也。

原出宋人金石录、隶释等书。

二家皆见重于艺林。

惟考据家专注意于小学舆地职官氏族事实之类，高者可以订经史之讹误，次者亦可广学者之闻见，繁称博引，曲畅旁通，不屑以议论见长，似较专主书法有实用矣。

”近代以来中外学术界金文研究大家辈出，如中国的罗振玉、王国维、容庚、戴家祥，日本汉学家滨田耕作、梅原末治、贝冢茂树、白川静，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安特生，德国汉学家罗樾、美国汉学家夏含夷等等，但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在殷周青铜器方面做出杰出贡献还应属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白川静四人。

②郭沫若先生是20世纪继王国维之后一位集甲骨学、彝铭学、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学于一身的大师级金文学家。

金文学术代表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考证宗周列国青铜器铭文共323器，在西周及列国事实、人物、年代的考证确定上有突破性成果；《两周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则综合两周金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史实、文字体裁风格、青铜器花纹和形制，进行两周青铜器分期和断代，开创科学研究两周青铜器之先河。

唐兰先生对金文造诣很深，治学严谨、创见甚多。

代表作《古文字学导论》总结考释金文四种方法：“一、对照法或比较法。

二、推勘法。

三、偏旁分析法。

四、历史考证法。

”，此四法至今依然是从事金文研究的敲门砖；《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一书则是他用铜器铭文建构西周历史记录的精心之作。

陈梦家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物收藏和鉴定专家。

代表作《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殷墟卜辞综述》，他的西周铜器断代标准和结论对以后学术界的铜器断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而20世纪中国金文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

白川静先生的白川文字学是文字研究者谁也绕不过去丰碑，他的学术贡献是两部巨著《说文新义》、《金文通释》。

前者是用甲骨文金文史料重新考证解释《说文解字》的杰作，后者则集中考证并解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意义，将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研究推向全新高度。

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金文学术史》，是刘正教授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不懈探索的又一结晶。

从2000年夏刘正教授留日归来至今，他已经在古文字领域出版了二百多万字的学术成果。

但是回首这一路，走得艰难而又扎实。

2002年，刘正教授《金文氏族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学界颇有异议，他本人亦知其拙。

2004年，他的第二部金文研究专著《金文庙制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始得中外学界赞许。

积累七年之后，2011年他的七十万字
①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511页。

的《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一书，由线装书局精装出版，一时海内震动、好评纷至。

此后刘正教授更加努力，创作进入黄金阶段。

2013年，上海书店出版了他的新著《商周图像文字研究》一书。

与此同时，《南方文物》连载了他的《近现代古文字学经典述评》一书、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青铜兵器文字》一书。

现在，时至年末，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百多万字的巨著《金文学术史》正式问世。

刘正教授平日治学，曾有“为己之学、为人之学、为学之学”三个划分。

大致说来，为己之学者，在于自我学术水准之提高；为人之学者，在于“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为学之学者，在于对一门学术发展的真正追求、努力、启迪和影响。

此番出版的《金文学术史》一书，史料丰富、持论公正，思想性、工具性俱佳，应是符合刘正教授平日所谓“为学之学”标准的、满意作品。

我们期待着刘正教授拿出更多更好的金文研究著作，以带动金文学术研究的振兴。

刘正《金文学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