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名人的教育思想与科举改革

中国近代名人的教育思想与科举改革
岳麓书院刘觅知
1840年以后，科举制度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处在风雨飘零之中。

为挽救这一制度，清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这一改革过程中，近代一些名人的教育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列举一些名人在科举改革方面的思路及作用进行分析。

一、科举改革的必然性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西方学者曾认为它是最具形式理性、平等精神和个体主义色彩的制度。

如果说，科举制度是适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产物，并对维持漫长的封建帝国的超稳定起过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近代，随着中国自身社会结构的演变及“中外会通之天下”的形成，它日益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当然科举制度为世诟病，主要是在于科举流弊而非制度本身。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对华侵略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渐次东进，同先进的文化教育制度相比，中国科举教育考试制度的重仕轻学，不切实用的弊病日益明显暴露出来，许多主张教育革新的人士对钳制思想、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普遍表示不满。

从19世纪60年代起，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先后发表了改革科举制的论著，维新志士和洋务派大员纷纷上疏清廷，企图把变通考选之制的理想付诸实践。

1895年甲午战败，国人痛心疾首，救亡图存的神圣召唤，使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杰出代表的维新志士醒悟：政治制度不如人乃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

在寻找中国“富强之原”时，维新志士不约而同地将眼光盯住教育，将变科举、兴学校视为中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融合中西，调和新旧，同时提出了详尽的改革科举制内容的建议。

这些思想家们的努力首先让清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然后废除了八股文，并最终导致了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的彻底废止。

二、近代名人的教育思想与科举改革
在改革科举制度的过程中，冯桂芬、张之洞、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的思想和活动是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现逐一进行粗略介绍和分析：
（一）冯桂芬：“采西学改科举并进”的教育主张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日益加深，清代统治岌岌可危，改革科举选拔人才也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这一时期，科举改革的倡导者以冯桂芬最具有代表性。

冯桂芬是道光庚子科探花，对晚清科举有深刻体会。

他认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造就天下之人才”而设立的，因此必须改革科举。

1861年，冯桂芬撰成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提出了采西学、办学堂、改科举，以启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系列初步构想。

在书中指责科举制度“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他主张在保存科举制的形式下，加进西学的内容，提出从县、府试到会试都考经解、策论、古学三场。

他还提出“特设一科以待能者”，凡学习西方技术能造出与西方相等产品的，可赐以“举人”；能超过西方的，可赐以“进士”，采西学与改革科举构成了互济并进的配套改革方案。

⑴
（二）张之洞：从中西学兼重到科举学堂的合一
出身科举的张之洞也算得上科举致仕的幸运儿，八股文自然是当时他入仕的“敲门砖”，然而历史辩证法常常让人难以预料，张之洞年少时孜孜以求的入仕“敲门砖”，正是他晚年积极主张废除的八股取士制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张之洞提出“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

他指责八股文“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必须改革。

他建议以后科举应以实学实政为主。

清政府接受建议，明令“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

这是废除科举的第一步。

⑵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与刘坤一联合上书，请求递减科举取士名额。

在这个《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考生断不致因改章而阁笔，科场更可因改章而省费，而去取渐精，学业渐实，所得人才故已较胜于前矣。

兹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

”⑶直至科举完全被废除。

但他在与张百熙、荣庆联合上疏的《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指出，当前“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

⑷最后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多次请求下，清帝于光绪二十一年（1905年）九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从此科举考试完全废除，封建时代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也宣告结束了。

（三）李鸿章：从改革科举内容到扩大科举取士
李鸿章在近代属于屡遭世人唾骂，却又是不可争辩的对中国近代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

作为晚清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早年既业八股以及科第，深知八股之害。

他认为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科举改革思想经历了逐步发展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他的侧重点只在于改革科举内容，而不是否定科举制度本身。

1864年，李鸿章写信给恭亲王和文祥，提议在科举考试中专设一科，使那些关心西方技术的读书人能毕生奉献于“制器之器”。

⑸李鸿章的提议主要源于洋务学堂的办学实践。

当时上海和京师同文馆并未引起士人的多大兴趣，这使他认识到，要造就精通西艺的人才，必须对科举制度做出相应的改革。

1874年，他再一次建议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认为“科目不能骤变，时文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辞，甚非作养人才之道。

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这一次他的主张得到一定的呼应。

次年2月，《万国公报》发表论西学设科一文，对李鸿章这一主张大加赞同，认为这是中国转弱为强之机。

⑹李鸿章的思想内容接近于早期的维新志士，是当时科举改革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康有为：改良维新的教育主张
康有为是改良派的思想家，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的多寡和教育的得失。

他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强调教育在改造社会方面的作用。

他说：“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国弱”。

⑺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变科举、废八股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上光绪皇帝《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中，猛烈抨击八股文，甚至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都应归罪于八股，他说：“以八股试多士，以小题枯困截搭缚人才，投举国才智于盲瞽，惟恐其稍为有用之学，以为救时之才也，不亦反乎？然则中国割地败兵也，非特为之，而八股致之也”。

他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

这样就可以求得各种人才，“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

他把改科举、废八股作为立国育才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把青年从“惟事八股，只读《四书》”的囹圄中解放出来，把精力用在学习和研究科学、政治中去，为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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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梁启超：“废八股，变科举”的教育主张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康有为齐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教育家。

他和其老师康有为一样，也将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他抨击封建教育，指责科举考试制度，要求建立新式学校。

在他看来，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变法维新靠
教育来实现。

他没有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的统治，却错误地认为是“缺乏人才”，是“教之未善”，是“民智未开”。

所以他说：“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

⒀
梁启超主张废八股、变科举。

他认为科举考试只要求八股精通，楷法优美，因此，使一切人抛弃学问，只攻八股，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销磨了才气，浪费了时光。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奏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⒁因此选举的人“相率为无用之才也”，甚至“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物，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

⒂不仅如此，“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有并其农工商病妇女而皆愚而弃之”。

他还认为“亡我国割我地者，皆自此言也”。

⒃因此他建议光绪帝“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

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⒄在梁启超看来，科举制度再不改革，国将不保。

三、结论
由以上所列举的近代名人的教育思想以及在科举改革方面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们所属的派别并不相同，但他们的教育主张是相近的，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他们教育思想的核心，而改良派主张“宏学习以育真才”，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废八股、改科举、学西方，并且他们都是具有现实感的改革者，改革科举的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首先是改革科举内容，然后是引进新的教育制度，最后才是彻底地废除科举。

他们的改革主张有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因素，因此也就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形式，理所当然地会被清廷所采纳了。

中国近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这些思想家、教育家们的教育改革主张基本是适应当时的时代发展的特点的，在改革科举、兴学校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也为西学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为各种专门人才的脱颖而开出了方便之门，给僵化的人才选拔制度输入了新鲜活力，为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⑴⑸⑹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6
⑵⑺⑿⒀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7
⑻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6
⑶⑷⑼⑽⑾⒁⒂⒃⒄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