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名人的教育思想与科举改革

中国近代名人的教育思想与科举改革

岳麓书院刘觅知

1840年以后，科举制度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处在风雨飘零之中。为挽救这一制度，清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这一改革过程中，近代一些名人的教育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列举一些名人在科举改革方面的思路及作用进行分析。

一、科举改革的必然性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西方学者曾认为它是最具形式理性、平等精神和个体主义色彩的制度。如果说，科举制度是适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产物，并对维持漫长的封建帝国的超稳定起过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近代，随着中国自身社会结构的演变及“中外会通之天下”的形成，它日益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当然科举制度为世诟病，主要是在于科举流弊而非制度本身。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对华侵略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渐次东进，同先进的文化教育制度相比，中国科举教育考试制度的重仕轻学，不切实用的弊病日益明显暴露出来，许多主张教育革新的人士对钳制思想、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普遍表示不满。从19世纪60年代起，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先后发表了改革科举制的论著，维新志士和洋务派大员纷纷上疏清廷，企图把变通考选之制的理想付诸实践。1895年甲午战败，国人痛心疾首，救亡图存的神圣召唤，使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杰出代表的维新志士醒悟：政治制度不如人乃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寻找中国“富强之原”时，维新志士不约而同地将眼光盯住教育，将变科举、兴学校视为中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融合中西，调和新旧，同时提出了详尽的改革科举制内容的建议。这些思想家们的努力首先让清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然后废除了八股文，并最终导致了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的彻底废止。

二、近代名人的教育思想与科举改革

在改革科举制度的过程中，冯桂芬、张之洞、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的思想和活动是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现逐一进行粗略介绍和分析：

（一）冯桂芬：“采西学改科举并进”的教育主张

19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日益加深，清代统治岌岌可危，改革科举选拔人才也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这一时期，科举改革的倡导者以冯桂芬最具有代表性。冯桂芬是道光庚子科探花，对晚清科举有深刻体会。他认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造就天下之人才”而设立的，因此必须改革科举。1861年，冯桂芬撰成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提出了采西学、办学堂、改科举，以启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系列初步构想。在书中指责科举制度“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他主张在保存科举制的形式下，加进西学的内容，提出从县、府试到会试都考经解、策论、古学三场。他还提出“特设一科以待能者”，凡学习西方技术能造出与西方相等产品的，可赐以“举人”；能超过西方的，可赐以“进士”，采西学与改革科举构成了互济并进的配套改革方案。⑴

（二）张之洞：从中西学兼重到科举学堂的合一

出身科举的张之洞也算得上科举致仕的幸运儿，八股文自然是当时他入仕的“敲门砖”，然而历史辩证法常常让人难以预料，张之洞年少时孜孜以求的入仕“敲门砖”，正是他晚年积极主张废除的八股取士制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张之洞提出“改考试诗赋小楷之法”。他指责八股文“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必须改革。他建议以后科举应以实学实政为主。清政府接受建议，明令“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这是废除科举的第一步。⑵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与刘坤一联合上书，请求递减科举取士名额。在这个《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考生断不致因改章而阁笔，科场更可因改章而省费，而去取渐精，学业渐实，所得人才故已较胜于前矣。兹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⑶直至科举完全被废除。但他在与张百熙、荣庆联合上疏的《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指出，当前“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⑷最后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多次请求下，清帝于光绪二十一年（1905年）九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从此科举考试完全废除，封建时代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也宣告结束了。

（三）李鸿章：从改革科举内容到扩大科举取士

李鸿章在近代属于屡遭世人唾骂，却又是不可争辩的对中国近代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作为晚清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早年既业八股以及科第，深知八股之害。他认为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科举改革思想经历了逐步发展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他的侧重点只在于改革科举内容，而不是否定科举制度本身。

1864年，李鸿章写信给恭亲王和文祥，提议在科举考试中专设一科，使那些关心西方技术的读书人能毕生奉献于“制器之器”。⑸李鸿章的提议主要源于洋务学堂的办学实践。当时上海和京师同文馆并未引起士人的多大兴趣，这使他认识到，要造就精通西艺的人才，必须对科举制度做出相应的改革。1874年，他再一次建议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认为“科目不能骤变，时文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辞，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这一次他的主张得到一定的呼应。次年2月，《万国公报》发表论西学设科一文，对李鸿章这一主张大加赞同，认为这是中国转弱为强之机。⑹李鸿章的思想内容接近于早期的维新志士，是当时科举改革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康有为：改良维新的教育主张

康有为是改良派的思想家，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的多寡和教育的得失。他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强调教育在改造社会方面的作用。他说：“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国弱”。⑺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变科举、废八股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上光绪皇帝《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中，猛烈抨击八股文，甚至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都应归罪于八股，他说：“以八股试多士，以小题枯困截搭缚人才，投举国才智于盲瞽，惟恐其稍为有用之学，以为救时之才也，不亦反乎？然则中国割地败兵也，非特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他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这样就可以求得各种人才，“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他把改科举、废八股作为立国育才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把青年从“惟事八股，只读《四书》”的囹圄中解放出来，把精力用在学习和研究科学、政治中去，为国家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⑿

（五）梁启超：“废八股，变科举”的教育主张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康有为齐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教育家。他和其老师康有为一样，也将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他抨击封建教育，指责科举考试制度，要求建立新式学校。在他看来，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变法维新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