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管仲的以德治国

浅谈管仲的以德治国
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认真分析了当时齐国总的形势，充分认识到：要强国，就要招揽民心，而招揽民心，就必须珍惜百姓，以德治国。

为此，管仲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方略，做到在齐国德治法制相结合，终于帮齐桓公实现了霸业。

几
千年以来，历代当权者无不把“以德治国”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一个重要决策。

下面，简要论述一下管仲以德治国的几点方略以及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一观众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德治”思想和理论体系。

管仲在富国强兵的过程中，首先强调注重德治，即对民众实施道德教育,达到人人爱国，人人为国出力的目的。

他在这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姜尚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理论，这就是说：道德教育和以德治国的实施，要紧跟着“仓廪实”和“衣食足”来抓。

他在《管子·牧民》中提出：“守国之度，在饬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顿“四维”，这里的“思维”即“礼、义、廉、耻。

如果破坏了“四维”，国家就要灭亡。

这是因为“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枉从。

”意思是：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遵守的规范；有义，人们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人们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人们就不会趋从坏人。

为详细阐明，他进一步指出：“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妄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即是说，人们不越出应守的规范，统治者的地位就安稳；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会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他说：“四维张则君令行。

”“四维”张扬了，君令就可以顺利贯彻，国家则能上下一致，万众一心。

他把张与不张的“四维”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说明管仲不仅认识到“仓廪实”与“衣食足”对整个国家起着决定作用，而且认识到“知礼节”与“知荣辱”的巨大作用。

这在当时不仅是深刻而有远见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

就是现在。

也很有借鉴意义。

就当前咱农村来讲，40年前，人们生活不富裕，因此社会上极不安定，失盗的很多，为争一点利益，邻居吵架，父子反目的屡屡可见，可是现在，这方面农村已经基本绝迹了。

很简单，现代人衣食富足，再去小偷小摸，争执小事情，不够丢人的。

这不就是“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具体体现么？这足以说明：形成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就是人们的“衣食足”》
管仲倡导的道德内容，除礼、义、廉、耻外，在《管子·五辅》中还具体要求“德有六兴”，包括：1、“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
此谓厚其生。

”即开辟田野，建造住宅，研究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这叫改善人民生活。

2、“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

”即开发潜在财源，疏通屯积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给人们输送财货。

3、“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

”即疏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这叫给人们提供便利。

4、“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

”即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豁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实施宽大政治。

5、“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

”即敬仰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救人之急。

6、“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

”即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的人家，资助赤贫，这叫救人之穷困。

以上措施不仅在物质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给以关心、照顾、帮助，而且在精神上给予关怀、爱护、鼓励。

管仲这些理论和措施，对齐国实行德治，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些理论对我们实现中国梦，进一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仍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二管仲在用人标准上，以“德”为先。

管仲对德的要求给后人铺垫了道路。

以德治国，何为德？在当时管仲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主张
管仲为了以德治国，除了提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和命题外，还特别重视对有德人才的培养和
重视利用有德人才的标准。

管仲认为要振兴国家，首先君主本身得有德，国君的道德素养尤
为重要。

《管子·牧民》中说：“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

”为什么呢？他说：“授有德，
则国安。

”对全国来讲，“四方所归，心行者也。

”(《管子·版法》)只有内心认真行德，四面
八方才会归附。

这些道理阐述后，管仲更进一步指出了不仅君主的道德修养要高，而且君主
任人也要十分慎重。

在《管子·立政》中，他说：“君主所慎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
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

”他很重视选贤任能，注意德、功、能三个重要方面，并把德
放在首位。

他说：“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以授尊位。

”主持政事没有取信于民的人
不能做大官。

人，如何才能算是有“德：呢？当时，管仲对不同人群的“德”赋予了不同的层面：“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

”作为君主的“德”，就
在于以国家社稷为重，行仁义之政。

，一般人的“德”，管仲认为就是要树立“仁义”的道德规范。

“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于人”。

即人所不欲不要强加于人。

“义”就要对亲属孝悌慈惠，对君主恭敬忠信，对外公正有礼，对自己静心克制，对国家任公御敌。

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势》）。

如何运用有德之人呢？管仲做了详细的论述。

在《管子·立政》中说：“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

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

”即君主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有四个：一是尊崇道德而不真正行仁的人，不可授予国家大权；二是见到贤能不推让的人，不可授以尊高爵位；三是对掌握刑罚躲避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轻易取赋税的人，不可以让做都邑的官。

这四条是巩固国家的原则，是决定国家安危的根本。

同时，他指出：“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

”即德行深厚而授爵位低微的做法，叫做“有过”；德行浅薄而授爵位尊高的做法，叫做“有失”。

他告诫各级用人者，在选贤任能中不要做“有过”、“有失”的事。

（挥泪斩马谡，穆桂英棍打杨宗保，杨六郎辕门斩子......这些都是掌握刑罚躲避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
管仲主张奖励有德才的人。

在德的方面，他选好义、质仁、慈孝父母又长悌闻于乡里的人。

管仲说过：“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

”有崇高道德的而真行仁的，才可胜任国事，取得众人的拥护。

他把“义”列为“国之四维”之一。

（《牧民》）“义”讲的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这些都是有影响的人。

卫国人宁戚，出身卑微，但是德才兼备，未被人用，管仲就极力向桓公推荐，拜为大夫。

管仲主张处罚那些不慈孝父母、不长悌乡里、骄横浮躁、淫乱施暴、不遵守法令的人。

管仲多次强调：“凡牧民者，士无邪行，女无淫事。

”（《权修》）他在《五辅》中说：“逐奸民，诘诈伪，屏谗慝，而毋听淫辞，毋作淫巧。

”即逐奸民，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不准听淫乱的言辞，不准造淫乱物品。

对有违犯君令的人，要分别给予处分。

就象《小匡》记载的那样：“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

”这样才能达到“政成国安”的目的。

对于献媚取宠有才而无德者，则坚决予以排斥，比如管仲向齐桓公指出，易牙杀子，开方背视，竖刁自宫，都是些居心叵测的人，万万不可亲近。

三在综合治国上，管仲采用的是“法德”并用的方针。

在这里也必须指出，作为一代贤相管仲，为增强齐国的综合国力，也不是把“以德治国”作为唯一，而是重视了“法德”并用的方针。

管仲认为法德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不同的社会作用，二者可以并用、互补。

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施令的法宝。

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

德是统一人们思想行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

要通过教化，因势利导，以化其恶，以养其德。

在德教方面，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理论，并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

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法律的有关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和习惯，就会“见善从之，闻义则服。

温柔孝悌，毋骄恃力。

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小匡》）。

”这样，就能减少犯罪，形成有利于人君统治的社会风气，国家稳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可见，管仲在充分继承和发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以“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思想。

有了这些理论，有了这些具体措施，对
齐国广大子民施政以德，就如同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使得齐国子民紧紧围绕在“中央”周围，创立了齐国800年不衰的精彩历史。

毛泽东同志的治国方略和管理思想，受“以德治国”思想的影响便很深。

毛泽东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反对当官做老爷；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反对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强调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反对搞特权、图享受；强调干部要革命化，反对走白专道路；强调要任人为贤，反对任人为亲。

他的许多论述，与历史上儒家代表人物的说法非常相似。

而且毛泽东不光说，也实实在在地去做。

所以，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才出现了政通人和，吏治清明，欣欣向荣，天下大治的局面。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局面未能保持下来。

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领导人的治国思想出现了紊乱，既无德治，又无法治，整个国家混乱不堪，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好地解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另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

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反复强调“两手抓”的思想，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应该说，小平同志的治国思想也是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

首先，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法是统一的，所要处理的问题是不同的；法是稳定的，实际情况却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如果有人不择手段地谋求个人利益，法律上总会有空子可钻。

即所谓上有政策（包括法律），下有对策。

为此，一些专家建议通过制订更为详尽的法律条文来应对。

这当然有必要。

但正如俗话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法始终处于被动局面，不可能彻底战胜魔，而且还会引出一些新问题。

如法律条文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相互之间难免冲突，这就有可能被那些有意违法者及其辩护人加以利用。

美国在这方面就十分典型。

它的法律之多堪称全球第一，不能说不健全，可是对刺杀里根总统的凶手，却无能为力。

因为凶手家里很有钱，请了一帮能言善辩的律师，抓住法律中的一些空子，硬是将官司打赢了。

还有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电影明星辛普森杀妻案，明明是证据确凿，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也很能说明些问题。

其次，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执法者本身的素质如何，对法律能否正确实施影响极大。

如果执法者本人法治观念不强，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甚至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再好的法律也等于白搭。

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不乏这方面的事例。

如过去人们讲“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最实惠是大檐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反映的都是这种司法腐败现象。

第三，不执行法的情况若得不到及时纠正，违法违纪的人便会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将出现法不责众的局面，使执法者面临两难困境：处理吧，涉及的人太多，抓不胜抓，罚不胜罚，搞不好还要影响稳定；不处理吧，法律便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

第四，法律主要是通过强制手段来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它虽然有惩恶扬善的作用，但效果不宜高估。

起码对社会上的两种人，其威慑作用就十分有限：一是心存侥幸的亡命之徒。

面对暴利的诱惑，这些人很容易鬼迷心窍，铤而走险，不惜刀刃舔血，以身试法。

对他们来说，眼睛里只有钱，刑罚再重也不起作用。

正如老子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二是丧心病狂的变态分子。

如不久前制造石家庄市特大爆炸案的犯罪分子，简直就不是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人渣”。

所有为正常人设置的行为规范，对他丝毫不起作用。

如何防止这类社会畸形儿的出现及其危害，显然已超出了法律的作用范围。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许多社会问题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可由于种种原因，人类的精神世界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进步，反而出现了思想颓废、精神空虚、人性淡漠、信仰危机，进而引发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已非常明显，近些年国内也开始显现。

例如，各种邪教的出现，就是典型的因两个文明建设“不同步”引发的社会病。

大多数迷上邪教的人，原本心地善良，遵纪守法，有些甚至是党员、干部，可在邪教的蛊惑下，他们却干出极其荒谬，极其残忍，简直不可理喻的事情来。

显然，要解决这类问题，仅靠法律是不够的。

正是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总结正反两方面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继承我国德治思想的合理成分，提出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新的治国方略，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管理思想。

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虽然对传统的儒家学说有所继承，但二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儒家虽然也讲德治、仁政，可说到底还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是少数剥削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手段。

儒家讲的道德，指的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本质上属于落后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则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一种思路和方法，属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儒家的“以德治国”是与法家的“以法治国”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这反映出倡导者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而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们对二者的辩证关系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它将国家的治理寄托在领导者个人的德性、能力和威望上，所以常常是“人亡政息”。

而我们共产党人讲德治，虽然也强调领导人的德性，但更看重的还是民主制度建设，通过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由于阶级的局限和认识方法的片面性，儒家“以德治国”思想虽然被奉为正宗二千多年，但其收效并不理想，大都被统治者挂在嘴边，当作口号。

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
国”思想则是对我们党长期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已经实行并初见成效的。

相信通过这一思想的进一步明确和深入贯彻，定能收到更加理想的效果。

强调总书记重提“以德治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有些同志可能会问，究竟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怎么发展的？我的初步看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够取得胜利，而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取消商品生产及货币交换，靠人类劳动创造的本能和为自己劳动的热情，来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可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革命导师们所设想的那样发展，无产阶级最先夺取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恰恰是俄国、中国等不发达国家。

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一代代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使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经济建设部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与过去计划经济的一个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主要是靠人们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也就是说要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小平同志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

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近些年之所以能突飞猛进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大幅度地获得改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

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经济万分、分配结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而给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

当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人们普遍感到不满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如腐败现象蔓延、经济秩序混乱、治安形势恶化、社会风气不好等，应该说都与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有关。

在实行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巩固我们的政权，治理好这个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持续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已成为摆到执政党面前的一个必须尽快回答并解决好的问题。

显然，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搞市场经济；西方发达国家的治国方略也不能照搬，因为其政治体制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实际运转中暴露出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的新的治国方略，并做出初步的阐释。

如果按照这一治国方略，能够成功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的治理问题，那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在人类的政治文明史上亦能写下重重的一笔。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重提“以德治国”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但要全面落实这一治国方略并取得成效，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首先，围绕“以德治国”，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有许多模糊认识有待澄清：
例如，“以德治国”的“德”的内涵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思想道德体系？
再如，“以德治国”不同于以往所讲的思想道德建设，它突出了“治”，那么应该如何去治？即如何将精神文明转化为政治文明？
又如，“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什么关系？二者相辅相承是一方面，可有没有相互矛盾的另一面？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此外，要想让我们党提倡的思想道德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还涉及到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包括政治信仰、社会理想、人生价值等等，而目前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极不统一。

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今天就不展开说了。

据我了解，对上述问题，目前思想理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

就是对“以德治国”这一提法本身，也还有不同的认识。

前些年，学术界的一些人便对儒家“以德治国”思想持激进的批判态度。

他们认为，建立在儒家思想根基上的中国传统道德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自身存在着重大缺陷，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很容易堕落为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

以这种道德去治国，不仅使法律道德化，而且使道德法律化，形成一种泛道德主义。

泛道德主义具有强烈的空想性，它把改进社会，改善人生的期望完全寄托在道德重整之上，其结果必然是管理系统自身的腐败。

也就是说，“道德立国必然招致社会的腐败，泛道德化同堕落实际上是同义语”。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陷入一个怪圈：“越腐败，就让人觉得是道德堕落，就越激起道德重整的狂热；越是道德重整，就越腐败。

要解开这个恶性循环的死结，唯有建设一个法治的秩序。

”我估计，持以上看法的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仍将有激烈的争论。

其次，落实“以德治国”方针需要有一系列具体举措，需要全党上下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例如，要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就必须认真搞好全社会的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

这个道理人人都懂，提出几条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也不难，问题是怎样才能使这些规范、准则真正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近几年，小平同志“两手抓”的思想一直在宣传，有关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各种教育、活动没少搞，可为什么效果始终不够理想？怎样才能切实增强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的针对性、有效性？就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再如，要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就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这句话好说，但一些具体问题的分寸却不易把握。

如对道德行为该不该进行物质奖励？不奖吧，不利于鼓励先进，扶持正气；可物质奖励搞过了头，也会带来明显的负作用，使先进分子被讽刺挖苦、独立打击，搞不好还会出现个别哗众取宠、借道德以营私的伪君子。

究竟怎样处理，需要我们好好动动脑筋。

又如，要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就必须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难的。

如果在这方面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腐败现象有增无减，不正之风继续蔓延，领导在群众中威信不高，还谈什么“以德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