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浅析中西女性主义的差异

【摘要】由于中国和西方两种社会在经济条件、社会状况、文化背景方面的不同，使其中西方女性主义在其产生、发展以及特点方面体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本文将从文化和社会背景入手，对比分析中西女性主义在产生条件的差异性、社会状况的差异性、以及所体现出的性别的差异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妇女运动；传统文化

西方女权运动在19世纪西方先进思想的鼓舞下，在妇女被剥削压迫的现实摧残下，产出其显著的特征及其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者绝大部分是女性，显示出女性个体与群体反抗以父权制为基础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立意识与决绝姿态从而奠定其运动的彻底性；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由于其政治的非民主化，经济运行的非市场化，社会生活被国家权力高度控制的非自然状态及伦理道德对个人主义的压制，使中国女性主义运动产生其独有的特征，对男性在政治和文化上产生依赖性，一开始即与政治斗争、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目标融为一体。

一、中西女性主义产生条件之比较

西方女性主义兴起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后，在19世纪下半叶，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出现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其思想基础是启蒙时代所倡导的人道主义观念，人的自由平等，为女性公民权、接受高等教育及进入专业和其他公共领域工作的机会而斗争。20世纪60年代出现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欧美社会运动频繁，各地妇女参加了民权运动、工人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等。两次女性主义浪潮推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女性解放进程又促使女性主义超越单纯的政治行为，走向理性思考，投入与学术的结合，产生了大量的妇女学综合研究成果和多流派的女性主义理论，接着，女性主义者将理论再投入实践，进一步深化女性主义学术与政治。因而，社会革命、理论反思、回归实践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一般模式，而通过社会革命发展为独立的由女性领导和为主体的女权运动、并注重理性建树是西方女性主义的特点。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欧洲一样，也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兴起，只是时间上晚一个世纪。与西方妇女自发自觉性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中没有形成独立的女权运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由男性倡导并组织的中国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妇女运动的先行者是具有启蒙思想的男性知识分子，因此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作、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与西方女权运动中男女对立状况形成明显不同。在从19世纪下半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以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参照，对中国妇女地位与人权进行思考，他们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石。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从开始，便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几乎没有女性组织者。长期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压制，使中国女性并未获得普遍觉醒意识，运动以男性为主导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启蒙特征，妇女缺乏追求自身性别群体独立解放的自觉意识，相反具有依赖性。这也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不具备与男性的二元对立性，而呈现出温和有好的协作特征。二是中国妇女运动本身即是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的一部分，它自始即与民族危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这样比较了中西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与特征：“西方当代女性主义是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日趋超越以生理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分工，日益否定了人们观念中的智能差异之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具备相当条件的基础上蔚然成风的。而中国内地的男女平等甚至出现在社会步入工业文明之前，这确实是中国妇女的骄傲，或者不如说是中国妇女的幸运。然而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并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妇女解放‘运动’。”

二、中西女性主义发展的社会状况之比较

西方女权运动的前提是女性自觉反思父权文化对自身的压迫。女性运动显示出其二元对立的基本冲突形式。以女性为主体的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是从女性的现实境遇出发，从女性的个人解放愿望出发。改变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成为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在文学方面，19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集中表现了知识女性对婚姻困境与两性关系的反思，出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托尼·莫里森《苏拉》等以女性婚姻与家庭为背景的作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主义精神的缺乏，关系取代个体构成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妇女解放呈现出明显的两性同盟特征，女性没有独立的性别意识。同时，从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文化主题，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互碰撞、纠缠、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由于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始终同民族解放、革命事业相连，女性意识常常包含在甚至淹没于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和阶级意识之中。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革命相伴，决定其自身的政治色彩。20世纪3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体现在革命加爱情的个人情感模式，为革命牺牲爱情的主题层出不穷。革命特征使女性意识隐藏甚至消失。丁玲曾是一位特例独行的知识女性，五四大潮曾使她说过个性鲜明的话语：“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但当她走向延安后却“愿意做革命、做

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我放在哪里我就在那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女作家张辛欣在小说《同一地平线上》中将这种危机感描述成：“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更高些，家庭义务、社会工作，我们和男性承担的一样，甚至更多些，这使我们不得不和男子一样强壮。”人们把非常时期对女性的特殊要求理解成社会主义阶段的正常标准。

三、中西女性主义文化根源之比较

西方女性主义由于受到于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影响，其发展过程中确立了过强的女性群体意识，它把男性群体作为对立面，妇女解放的含义是女性从男权统治下的解放，要实现的是女性个体的自由发展，忽略女性解放对于男性解放意义的阐释，以对抗形式表现其哲学思想，导致男性对女性解放的心理漠视与抗拒，使女性运动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而且，西方女性主义的主流是“个性解放”，缺乏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思考。而中国的女性传统与集体主义文化结合在一起，女性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具有全局观和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及自我牺牲、爱国爱家爱人的人文情怀，女性解放被赋予政治化意义。“双性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阴阳合一”、“阴阳互补”等观念存在阴阳协调文化影响，同时也顺应中国的中庸之道。中国女性主义反对西方女权主义把男性作为自己的斗争对象，而中国男性也确实成为中国女性争取解放最好的同盟军。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双性”的问题被多次提到，如“有论者提出了女性文学曾经历和即将经历的三种形态，由‘娇弱’到‘雄化’再到‘无性化’的三种境界。评论家李子云提及20世纪50至70年代性别状况指出：“几十年积攒下来的社会革命思维方式，常常把女性的特点，包括生理及性格上的，认为是非无产阶级化的表现，女性的爱美、柔和特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使女性正常的生活要求反而显得不正常了”。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渊远深邃，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文学中去，不论是土生土长的古代文学还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从中我们都可看到传统文化的影子。这正是我们的文学以独特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关键所在，正是我们文学的民族特色之所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西方文学思潮大行其道的文学时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秉承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伍尔夫现代小说理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08E08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