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翻译接受

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忠实于作者和原文，是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的共同基本原则，但在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种种隐喻性称谓中，我们发现了一点不同。

西方传统翻译理论是以性别为基础的，如将原文称为处女，将不忠实于原文的译文称作不忠的美人，或者直接将翻译与女性等同起来，认为它们都是原文和男性的依附物。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却不以性别为基础，有关翻译的隐喻基本上是号|生别无关的。

这是否说明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就没有性别差异和歧视呢?当然不是。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排斥女性方面，较之于西方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竭力将女性译者“他者化”，原因如张伯伦所说是对交陛译者，或者从更大的层面来讲，是对翻译的不信任所引起的焦虑。

他们担心译者背叛作者，翻译篡改原文，由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从事翻译活动，他们更焦虑女性译者所表现的女性思想会对男权统治造成威胁。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几乎没有给予过女性译者任何生存的空间，所以也威胁。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几乎没有给予过女性译者任何生存的空间，所以也就谈不上女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体现的差异性及其意义；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缺失这种焦虑感和威胁感，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匮乏。

在翻译理论中给女性主义一席之地，在中国也仅仅是这十来年的事情，而且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接受也是介绍远远大于阐发。

中国的传统翻译实践起始于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从东汉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达到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马祖毅，1998：18)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从事佛经翻译的人主要是从国外云游传道至中国的僧人。

同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开始允许女性从事宗教文本翻译的情况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翻译活动是完全禁止女性进入的。

在中国，女性真正能够从事翻译活动并出版具有一定影响的翻译文学作品，则是“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时的事了。

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翻译史上继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后的第三次翻译高潮。

在这一时期，许多进步的作家以文学为武器来实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

他们除了创作，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这批作家兼翻译家群体中,也包括了翻译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Kahlil Gibran，1883一1931)的《先知》、印度作家泰戈尔(R．Tagore，1861—1941)的《吉檀迦利》《泰戈尔剧作集》《诗集》《园丁集》等的女作家和翻译家谢冰心(1900--1999)，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女作家和翻译家萧珊(1912--1972)、彭惠(1907—1968)，翻译英美文学的女作家和翻译家、1949年以后定居台湾的沉樱(1907一)等。

在以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林语堂(1895--1975)、茅盾(1896--1981)等为代表的，影响中国整个现代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的作家兼文学翻译家中，女性译者的数量极少，且缺乏影响力。

西方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反而是由男性译者来翻译的。

以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作品翻译为例，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的《傲慢与偏见》在1937年出过两个译本，分别由董仲篪和杨滨翻译；英国文学史中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尤其是夏洛蒂(Charlotte Brontfi，1816--1855)和艾米莉(EmilyBrontfi，1818—1848)的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有多种译本。

20世纪三四年代伍光建(1866--1943)、李霁野(1904一)、梁实秋(1902--1987)等人就翻译了夏洛蒂的《简·爱》《维莱特》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

其中. 就翻译了夏洛蒂的《简·爱》《维莱特》和艾米莉的《呼啸山庄》。

其中《简·爱》和《呼啸山庄》就有3种译本。

乔治·艾略特的代表作《弗罗斯河上的磨房》于1939年出版了朱基俊的译本。

(谢天振、查明建，2004：226-230)以上提到的译本无疑是优秀的译本，我们只是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这些作品由女性译者来翻译，是否能够更接近于作者和原文?女性译者是否能够更细致入微地将女性作家的语言特征、审美感受和心理活动在译文中表现出来?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推测；事实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和教育方式，知识女性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够使用外语、具有翻译能力并具备文学修养的女性自然少之又少。

同当时西方文学和思想界已出现沃尔夫所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女性主义宣言相比，当时的中国，女性作家和女性译者还基本上处于被无视的状态。

女性主义的最初形式，即妇女争取解放、自由、平等的观念则是由男性译者在翻译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以反封建的目的传播到中国的，在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目的传播到中国的，在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翻译界比较有影响的女性译者有《堂吉珂德》的第一位西班牙文翻译者杨绛，翻译《名利场》、杨绛的胞妹杨必(1922—1968)，《草叶集》的翻译者赵萝蕤(1912--1998)，新中国成立后《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罗玉君（1907-1988）等。

在中国文坛上，有日本文学翻译家唐月梅、文洁若，英美文学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 ang，1919一1999)，以及港台翻译家金圣华和张爱玲(1921--1995)等。

鉴于我们所讨论的文学翻译主题，在以上所列举的为数不多的女性译者中，没有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活跃在中国译坛上的女性口译者，如王海容、唐闻生等。

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所提到的，女性译者历史作用和地位的重新发现、女性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译者主体意识觉醒的政治含义等议题，是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又同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紧密联系，使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中国由于历史发展、文化传统以及文学现实同西方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也同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不同。

总体而言，“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运动”(张岩冰，1997：190)。

同样，“由于国情不同、语言形态不同、宗教因素不同等原因，我国迄今尚没有真正的女性主义译者”(蒋骁华，2004：10一15)。

关于第一个命题，我们如果要证伪它，必须首先证实中国的女性运动是以反对男权思想的统治为目的而开展的。

但纵观上一个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历史，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张岩冰认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给妇女的地位带来了变化，但妇女运动只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妇女自身不是目的，妇女解放只是一种争妇女运动只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妇女自身不是目的，妇女解放只是一种争取社会进步的标志、一种反封建的手段。

妇女将男性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自觉自愿地投入到社会活动的进程中，忘记了对自身的反省以及对自身特殊性的认识。

1949年以后，妇女骄傲地撑起了半边天，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更是以女性忽略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为前提的，是一种女性向男性转变的“雄化”。

(张岩冰，1997：190一192)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需要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对自身价值意识的觉醒，另一个就是这个活动的主体应该是女性自己。

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传人中国，也就是在上述两个条件成熟以后。

20世纪80年代初，朱虹教授开始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介绍进国内，成为国内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一人。

(穆雷，2003：41—45)而此时正是国内译界和研究女性主义的高潮时期，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影响逐步扩大，中国文学创作界提出了“女性文学”和“女性意识”的概念，并引起一定程度的讨论。

但女性主义理论对我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影响甚微，直到上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编著.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05. 义翻译理论有所关注。

据蒋骁华统计，2000年出版的廖七一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论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成为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界最早涉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学术著作。

之后的2002年，中国译坛上陆续开始了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评介和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实践的文章，其中包括王晓元的《性别、女性主义与文学翻译》、孟翔珍的《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廖七一的《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阎建华等的《性别差异与翻译：解读女性主义翻译观》、刘亚儒的《翻译与女性》及刘勇的《从女性翻译理论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蒋骁华，2004)这一段时问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上，其中也有文章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用于翻译批评，进行译本分析；但因对此理论的总体把握和对中国语境的深入了解，仅在语言层面进行分析，将一些语言中的非标记现象当做标记现象，分析便缺乏说服力。

2003年发表有穆雷的《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葛校琴的《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等文章。

2004年是国内翻译界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比较深入的一年，以《中国翻译》在第4期组织的一期专栏为代表，表现了中国翻译界对女性翻译理论全面而理性的思考和研究，尤其是注重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研究，以及中西话语的双向阐发研究。

这些文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编著.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05.翻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研究，以及中西话语的双向阐发研究。

这些文章包括刘军平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蒋骁华的《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徐来的《在女性主义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以及张景华的《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等等。

4．结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质是以解构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社会批评理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已经同后殖民主义理论交融在一起，愈来愈具有政治的意义。

我们切忌将在西方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照搬进完全不同的中国语境中，而应在细读和掌握的基础上，把握该理论的实质和指向，用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给我们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反对女性服从男性、翻译低于原著为目的，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对“忠实”的解构，增加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了解，使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特性得到有力的支持；一是加深了我们对译者主体性，尤其是女性译者主体性的认识。

译者主体对这个整体概念是由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的主体性共同构建而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话性的和共同构建的，男性译者与女性译者各自的“异”，各自互为对方的“他者”，在彼此之问的对话中构成了适当的张力，合成了共同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