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内而符外_个性_时代_文体与风格_文心雕龙_风格形成论析

第18卷　第3期2004年5月

株洲工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huzhou Institute of T echno logy

V o l.18N o.3

M ay2004

Ξ

因内而符外:个性、时代、文体与风格

——《文心雕龙》风格形成论析

潘桂林1,秦剑蓝2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　要:《文心雕龙》论述了创作主体内在创作个性、客观外在时代风尚和文体选择,作为风格形成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文本因素,彼此之间相互制约转换,形成丰富的风格类型。其张扬个体,扎根现实,关注文本辞采功能,强调创作个性和风格形成的复杂性,是刘勰风格形成论的超越性所在,对后世风格理论具有“开源导流”的作用。

关键词:创作个性;时代变迁;文体选择;内在转换;超越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11(2004)03-0057-03

《文心雕龙》在中国美学史上有“解析神质、包举宏纤、开源导流、为世楷模”(鲁迅语)的动人魅力和深远影响。其风格形成论中,作出“才”、“气”、“学”、“习”和“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的理论总结,提出“功以习成”的观点,并深入分析了文学的时代风格,显示出广阔的理论视阈和深刻的理论洞见。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刘勰的风格形成论。

一、　“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创作个性与风格

《体性》开篇提出:“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显,因内而符外也”[1]《体性》,直接道明,内在情理显现为外在言辞文采,形成风格。接着指出,“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习有雅正,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各师成心,其异如面”[1]《体性》。这段话指出了风格的内涵:在文学作品内容(“情”“理”)与形式(“言”“辞”)的有机统一中显示出来的艺术独创性,就是文学风格。以“才”“气”“学”“习”为构成要素的“成心”,是作家形“言”作“文”的内在指导,是形成文学风格的内在基础。这一“成心”,包括人的天生禀赋“才”和与生理心理相关的“气”,也包括后天的“学”和周围环境的“习”染。前者不可选择,不可更改;后者有不可选择的环境因素,也有可选择可改变的因素,即个体学识和人格的休养历练。正是对先天与后天、作家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综合关注,赋予其理论可贵的超越性和开启性。

首先,刘勰强调创作个性的生命性特质,将“诗品出于人品”[2]《艺概・诗概》的风格论推向了新阶段。这一理论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3]《论语・宪问》和《易传》的“修辞立其诚”[3]《易传・文言》;汉代杨雄强调“绷中

而彪外”[4]《法言・君子》的“心言”“心画”说[4]《法言・问神》。他们认为,艺术风格是主体道德的外在显现。但它纯粹以德行、人品论风格,在张扬社会集体本位的同时,压抑了个体生命情性对艺术创作的积极作用。魏晋时期,曹丕以“文气说”唱出了文学生命关怀的先声。刘勰也强调“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认为个体气质充实情志,并以才力形诸言表,强调主体内在的气质情性是风格形成的根源所在。文中举出汉晋十二位作家进行论证,指出贾谊的“俊发”气质与其“文洁而体清”的风格,司马相如的“傲诞”情性与其“理侈而辞溢”的文风,杨雄的“沉寂”个性与他“志隐而味深”的风格,都有内在的关联。

这一观点直启后世的风格形成论,使风格论不再拘囿于道德评价。清代叶燮的总结“诗与文如其人”[3]《已畦文集・南游集序》中,“人”已不再是抽干生命气血的道德符号,而是作为生命性存在的个体的“人”,是以“才”“胆”“识”“力”[4]《原诗》作为艺术创作和风格形成内在支撑的复杂创作主体。他对个体禀赋“才”“力”的强调,是刘勰“才”“气”理念的自然延伸。

其次,刘勰强调风格形成是“情性所铄”,又承认“陶染所凝”、“功以习成”[1]《体性》,同时超越了“道德决定论”与“先天决定论”的局限。当时,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能力强而致”[3]《典论・论文》,虽然挣脱了以德论文的约束,却将后天外在环境、时代精神和主体休养排除殆尽,实际上割裂了文学与客观生活,与主观努力的动态关系。刘勰则将创作个性从封闭的心理遗传空间解放出来,强调了后天“学”“习”与先天“才”“气”的相互影响,“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辅辏相成”[1]《体性》:艺术家应该博学诸家,从而确

Ξ收稿日期:2003-12-19

作者简介:潘桂林(1972-),女,苗族,湖南麻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定适合于自己情性和气质的写作方向,使后天所学更充分地敞亮自己的内在才情。他肯定“习亦凝真,功沿渐靡”,承认后天学习和磨练的积极作用,又深明才由天资,“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而,他提倡“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1]《体性》,强调后天学习不仅要趁人格未定型的早期,还要顺乎主体的心性气质。

刘勰还指出,“辞为肌肤,志实骨髓”,作品的技巧和辞采只是风格的外在显现;而思想情志才是内在的骨髓,是形成风格的精神本原。他提出,“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1]《体性》,体现出重视早期情志熏陶,并以雅制端正体裁的练才思想,其匡正轻靡文风的努力,可略见一斑。

二、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代变迁与风格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1]《时序》,“文律运周,日新其业”[1]《通变》,指出了文学随时势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规律。《时序》篇描述了文学的演变,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点明世情对文学时代风格的多重影响。

其一,政治道德教化的潜移默化。“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逮姬文之德胜,《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10]《时序》。政治清明,教化普及,民风淳厚,产生陶唐歌谣的质朴,《周南》的“勤而不怨”,《豳风》的“乐而不淫”。相反,王者昏庸,政治混乱,民众怨恨,自然《板》《荡》怒;平王东迁,周朝衰落,民心悲凉,故而《黍离》哀怨。《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如此,文学亦然。政治统治、道德教化以及受之影响的民情民风,在浅层面上直接影响了艺术作品反映的内容,在深层面上影响到作家的个性心理,从外而内影响艺术的时代风格。

其二,学术风气的影响。《时序》指出,“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的状况,对“屈子连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的诡异华彩风格影响很大,认为辞赋奇诡之风与战国时期失却统一的思想束缚、抛弃掉雅正之六经、驰骋个体才情及纵横变化的社会风气具有内在联系。东汉提倡经学,也使当时文风不同于前:“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故渐靡儒风者也。”而玄学则因其超越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让魏晋民众产生强烈共鸣,激发了作家个体意识和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进而影响到时代艺术风貌:“自中朝贵玄,江左称胜,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清谈之风濡染心灵,造成与当时动荡时势不吻合的平静舒缓文风,即所谓“世极辶屯,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老庄思想渗透诗赋,时“诗杂仙心”。思想和学术

风气影响着文人审美心理和艺术追求,进而影响着某一时代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

其三,世道状况时代风尚的作用。社会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作为人生活的外部环境,决定着一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而这种外在的因素又会内化为艺术家的生存感受、人生体验,影响到艺术创作的时代风格。“建安风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连续不断的战乱和死亡,“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让人倍感丧亲流离的哀伤,也深味生命的脆弱。对生活的痛彻体验,对生死的感怀思索,唤起作家内心深处深沉的忧思。因此,“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时序》。

另他还提到,君主的提倡与天才的特殊成就也会在某些方面促成时代风格的形成:汉武帝治世隆昌,功业昭昭,为“润色宏业”而礼遇儒士,造成“礼乐争辉,辞藻竞鹜”的文化风气;汉赋风格虽多,但“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1]《时序》,指出了屈原对汉赋整体形式风格的深刻影响。

三、　因体成势,随变立功:文体选择与风格

刘勰在《体性》篇中,归纳出8种基本风格类型:“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又描述了不同作家的具体风格,贾谊“文洁而体清”,相如“理侈而辞溢”……;他还在其他的篇章有简约而传神的概括,展示了文学风格于稳定中有变化,是稳定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过,同一文体的不同作品总有某种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这就是文体风格。

《定势》篇有这样一段话:“章、表、奏、义,则准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1]《定势》,扼要概括了各种文体的特征。随后又指明,虽然同一文体与特定的时代风尚、节目、礼仪相结合,由不同的创作个性操纵,会产生不同风格,但各自内里用以作底的本色是相近的。即便如此,同一种文体内的细微分支又会有差异,同是诗歌,“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在同一体式中,亦是风格有异:同善四言诗的张衡(平子)和嵇康(叔夜),“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同善五言诗的张华(茂先)和张协(景阳),“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同一体裁同一体式风格差异性的存在,原因在于“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1]《明诗》,即所谓“唯才所安”,是个体禀赋与气质对文体体式选择和创造性发挥的产物。

文体选择,受作家创作个性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到作家风格。试问何以郭沫若长于抒情白话诗,老舍小说最富魅力,曹禺选择了戏剧,而鲁迅最终确认杂文是他的生存方式呢?借用刘勰的话是,“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1]《定势》——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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