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

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莫龙

科学地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对于本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老龄化是本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挑战之一。国内外大量的研究都佐证类似的判断：“人口老龄化将对21世纪中国的崛起构成巨大挑战”（OECD, 2005）；“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挑战，将决定它能否变成一个繁荣和稳定的发达国家”（Jackson and Howe, 2004）。科学地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则是妥善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人口发展战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战略。确立和实施本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正在于如何科学地评估中国已经和将要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并将其与人口规模压力比较，进而在解决“人口太多”和“人口太老”这对关键而两难的问题中寻找平衡点。近年来围绕“中国是否‘未富先老’”进行的激烈辩论（《人口研究》编辑部，2006；2007），彰显了科学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压力的重要性。

通过定量地测度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从而科学地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是本文的创新尝试。在本研究中，我们不打算按照传统的方法通过研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测度和评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实际上，即使在老龄化出现较早和对老龄化研究更为深入的发达国家，由于老龄化经济社会影响的复杂性，这类研究也颇为困难、进展有限并且存在争议（Henripin et Loriaux, 1995）。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宏观而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者之间的不协调性。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进程越是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的经济社会压力就越大。因此，通过测度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压力。本文只讨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鉴于经济发展在整个人类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是全面认识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压力的基础和关键。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核心，对这一关系进行定量评估则一直是人口学的难题。本文建立的方法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近期发布的更可比、更可靠和时间跨度更大的各国人口与经济数据，使定量地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从而反映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成为可能。

本文的研究框架是，首先建构一个定量测度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新方法。利用该方法和相应的指标，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最新人口与经济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本文对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定量分析。这项研究将回答如下重要问题：中国真的已经“未富先老”了吗？程度如何？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否仍将超前于经济发展？趋势和程度如何？即将出现的高速人口老龄化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如何？差异有多大？这些差异对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有何影响？不同生育政策选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

1 方法和数据

1.1 方法

以往的研究提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例如，世界银行（1995）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所分析的100多个国家中，存在“199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显著趋向。实际上，这种关系不是伪相关，相反，它可以从人口老龄化动力学得到理论解释。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已经证实，人口老龄化的原动力是死亡率特别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死亡率下降还是生育率下降，很大程度上都与经济发展密切正相关。

我们利用最新数据进行的更系统和深入的分析表明，上述规律不是个别年份或者部分国家的偶然现象。图1描述了2007年人口超过500万的104个国家（地区）① 关于当年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与人均GDP这两个变量的散点分布。其中的三项式回归曲线有很高的吻合度（R[2]＝0.749），可以被看作2007年这104个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和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的基本特征是：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往往也越高。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836，为高度正相关。对历史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这104个国家和地区而言，上述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1980～2007年每年都保持在＋0.787～＋0.884之间（其中1982年以后更是一直保持在＋0.830以上）。也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和长达28年的时间里，上述两个变量表现出稳定的高度正相关关系。

以上事实给我们以启示：既然这两个变量的数量关系具有稳定的高度正相关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可以用曲线型回归曲线加以表征和描述，那么就可以把接近这个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判定为同步型，即相对于各国一般规律而言，该国的人口老龄化完全或基本同步于经济发展；把显著超越（高于）或落后（低于）这个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分别确定为超前型或滞后型，即相对于各国一般规律而言，该国的人口老龄化分别超前或滞后于经济发展；用一个国家的散点与这个一般规律（回归曲线）的接近程度来反映该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见图1）。

其余变量的定义同上（参见图1）。

（2）指数AECI的含义及应用

指数AECI反映的是，和基准年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相比，某一国家在某一时点以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代表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的协调程度。指数AECI的几何意义是：其绝对值等于各国上述两个变量的散点分布图中散点与回归曲线的垂直距离；散点位于回归曲线上（下）方时，AECI分别取正（负）值（见图1）。当指数AECI≥1时②，人口老龄化为超前型（即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AECI的值越大，超前程度越高；当－1＜AECI＜1时，人口老龄化为同步型（即老龄化完全或基本同步于经济发展），AECI的绝对值越小，同步程度越好；当AECI≤－1时，人口老龄化为滞后型（即老龄化滞后于经济发展），AECI的值越小，滞后程度越高。

（3）新方法的意义、可靠性及局限

和以往的方法不同，本文提出的方法不仅可以鉴别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类型，还可以度量协调的程度。协调性的可量化使比较各国（各地区）或同一国家（地区）在不同时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及其由此形成的经济压力成为可能。

除了本节前面已陈述的理由，本文提出的新方法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还体现在其原理之中。我们在构思这个方法时受到中国“未富先老”论断的启发。该论断自1986年提出以后，尽管在方法论上存在局限（李建民，2006），仍被学术界大量采用和普遍认可（《人口研究》编辑部，2006；2007）。本研究的结果也将印证这一论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论断的原理具有合理性。本文提出的方法和中国“未富先老”论断的原理是一样的，即通过和其他国家的比较来判断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对的协调性。所不同的是，中国“未富先老”论断是通过将中国开始出现老龄化或开始进入老年型人口时的经济水平和部分发达国家在经历相同人口转变时的经济水平比较，得出中国在上述时点已经“未富先老”的判断；而本文提出的新方法则是通过将中国的情况（包括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情况比较③，判断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时点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类型，并且对协调程度进行动态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