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古代欧洲的知识阶层

特点：垄断当时教化权力的特殊阶级，其主要的功能是在为当时流行的世界观提供理论的根据，为当时的政治、社会秩序做辩护士。

典型代表：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或欧洲中古的僧侣。

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

特点：既不具有垄断教化的权力；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没有组织严密的中古教会作后台；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内从事于公平而自由的竞争。。。

（一）士的起源

“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

（二）“封建”秩序的解体与士阶层的兴起

顾颉刚：“士为低级之贵族”。

传统的“封建”秩序到了解体的阶段，“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回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是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变化的原因：春秋晚期，各国内部的剧烈政争是促使阶级制度崩坏的原因之一；庶人以学术仕进者而上升对传统的“士”阶层所造成的激荡更为严重。

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到了春秋晚期后以士从最低层的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三）士的文化渊源

严格的说文士并不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他们自有其礼乐诗书的文化渊源。

（四）“哲学的突破”

士阶层的发展将始于孔、墨学派的建立，而终于秦代的统一。

“哲学的突破”是指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未曾有的。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

1、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

性；

2、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

3、导致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

哲学的突破造成王官之学散为百家的局面。

（五）“士志于道”——兼论“道”的中国特征

道的特征：历史性、人间性、强调秩序的安排。

（六）君主礼贤下的“不治而议论”

稷下学宫的创建——博士制度的创设

（七）私门养客与游士的结局

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出现“士族化”和“地主化”。

秦、汉统一的帝国出现，中国知识阶层史上的游士时代随即告终，这是完全不必诧异的。

二、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一)从社会背景来说，“士”从固定的封建身份中获得解放，变成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之首，

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才能出现于古代中国。所以“士”虽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来源，我们却不能把古代文献中所有的“士”都单纯的理解为知识分子，以历史断代而言，中国知识分子之形成一自觉的社会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正式开始的。

客观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封建制度的解体。

(二)士的阶层不但娴熟礼乐，而且也掌握了一切有关礼乐的古代典籍。周室东迁以后，这是

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的一大关键所在。

(三)儒、墨、道三家与当时的礼乐传统之间的关系而言，儒家可以说是赋予礼乐以哲学的新

解，道家追求一个超越礼乐的境界，但墨家则不免于礼乐发生正面的冲突。

(四)“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下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稷下之学的特点：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这些知识界领袖的专职即是各持其道以批评故事。

(五)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于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如“封建”

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

第二，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

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

第四，但是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

1、“俳优”是指在社会上没有固定的位分，他们上不属于统治阶级，下不属于被统治阶级；既在社会秩序之内，又复能置身其外。

2、总之由于“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的保证，知识分子不得不走“修身以立道”的内倾路线，最后终于归宿到“心之中又有心”上去了。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一）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

以汉代为分界点：以前大传统与小传统互相交流，大传统是由小传统精炼而成的，来源于小传统；汉代以后，大、小传统逐渐趋向分隔，但儒家关于两个传统的关系的看法则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二）汉代的大传统与原始儒教

“反求诸己”，即由修身逐步推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富后教”。

（三）循吏观念的变迁

（四）循吏教化与汉廷政策

循吏具有政治和文化两重功能，吏和师两重身份。

（五）两种吏道观的对照

一种是强调以“法律令”为唯一根据的政治秩序；一种是强调兼重“吏”的教化功能，在政治秩序之外还关心到文化秩序。

（六）循吏与文化传播

循吏推行教化的确是出于自觉的实践儒家的文化思想——建立礼治或德治的秩序。

张纯明所翻译书籍指出中国循吏的特征：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教育、理讼。

循吏不但逐步把大传统注入中国民间，而且也曾努力将中国的生活方式传播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因而不断地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

（七）循吏与教条

条教在汉代并不是循吏的专利品。但是就两汉的记载而言，条教终是与循吏的关系较深。最低限度，少数受儒教熏陶的循吏曾企图运用守令的庞大权力把条教导如“先富后教”的方向，是条教的教名副其实。

（八）总结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五、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卒大姓之关系

（一）引言

两汉开过君臣性质：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

（二）士人数量的激增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对士人数量的增多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士族的形成探源

西汉末叶，士人变成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士人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四）王莽兴亡与士族大姓的关系

王莽一方面结交士大夫，另一方面却又打击侵凌小民的豪强势力，这与多数士族大姓的利益相冲突的。

王莽复井田与奴婢之禁，是激起士族大姓反莽的基本原因之一。

（五）两汉之际起兵群雄的社会背景

群雄角逐的特点：

第一、两汉之际的群雄并起是全国性的，当时中国境内几无处没有豪杰聚众起兵之事；

第二、起兵者实以宗室、士族、大姓作主要成分；

第三、西北、西南，以及北方之一部分，因人口较稀，士族大姓不多，故起事者不多，而东南诸郡以及中心地区，起事者极多，扰乱最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