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的新起点_翻译与认知_评介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译界出现从译作到译者、从成品到过程的转向，翻译界开始引入认知学的概念与方法来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认知科学为研究译者大脑黑匣子的运作过程、进而建立翻译过程实证模式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方法与灵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学科视野；而对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些认知学分支学科中的重要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结合态势日益明显，并在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卓著成果。2010年，John Benjamins集团出版《翻译与认知》（Shreve &

Angelone, 2010）一书，该书集近年翻译认知研究发展之大成，既总结了此前过程研究的进展，也展望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前景，对日渐重视过程、实证与跨学科建设的翻译界具有显著的学术意义，对研究语言认知机制的相关认知学科也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本文拟对该书略作评介，以期为我国目前缓慢发展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发展动力。

1．内容简介

全书由前言和14篇文章构成，文章分属三大部分，即研究工具的变革、研究设计与相关问题、翻译过程研究与认知科学的结合。在前言中，两位编者简要回顾了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跨学科结合历程，并从上述三个角度对近年来翻译过程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小结。这三大类范畴其实体现了本书“翻译与认知”这一大的视角，因为研究方法的变革、研究设计的进一步规范化，正是翻译过程研究近年取得的两大进展，后者又全得益于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跨学科结合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一部分“研究工具的变革”包含六篇文章，旨在从不同侧面展示翻译过程研究近年来在研究工具上的进展。这主要体现于继早期研究工具TAPs之后，多维收集翻译过程数据的研究软件Translog的广泛应用，及最新工具眼部运动跟踪技术（eye-tracking）的初期试用。

在“翻译任务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管理、以及元认知问题的解决”一文中，Erik Angelone 结合运用TAPs与电脑屏幕录像法，聚焦翻译过程中受试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元认知问题处理过程，研究了专业译员与翻译学员在问题解决模式上的差异。Barbara Dragsted在“翻译中读写过程的协调：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更综合运用了Translog与眼部跟踪技术，来探索翻译学员与专业译员如何协调源语理解过程与目的语产出过程。其结果对专业译员与非专业译员之间差异性研究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更主要的是，该研究为眼部跟踪技术这一新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因此极具方法论意义。

本部分其他几项研究都综合运用了Translog 与眼部跟踪法来获取数据。Gegory Shreve等在“看文口译过程中的认知努力、句式混乱以及视觉干扰”一文中，研究“干扰”（disruption)如何影响受试的认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s），并探讨了“视译”（sight translation）过程与笔译相关过程在这一研究角度上的异同；Rydning & Lachaud 在“翻译重组过程所面临的挑战：语境有助多义词的理解过程，而极大地增加其翻译难度”一文中，报告了语境和翻译技巧如何对多义词的理解与翻译重组过程产生影响；Alves 及其研究小组在“翻译单位与语法迁移：基于结果与过程研究的综合视角”这一研究中，结合翻译语料库数据，取过程研究与结果研究的交叉视角，探索了翻译过程中认知努力与翻译单位的关系。这些研究的成功开展表明，眼部跟踪技术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运用潜力极大，因此非常值得翻译研究者重视。

不仅如此，眼部跟踪法还可望从不同角度扩展翻译过程研究的视野与领域。O’Brien在“受控语言与可读性”一文中报告了他如何采用眼部跟踪法来探索受控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与可读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的产生与实际研究

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的新起点

——《翻译与认知》评介

邓志辉中山大学

书刊评介

的开展，几乎完全得益于眼部跟踪技术的应用。

第二部分“研究设计与相关问题”包含三篇文章，围绕过程研究的设计思路、研究框架及考察标准等进行了探讨。

西班牙学者Martin在题为“范式与认知翻译学”一文中，从思维的并行处理模型（或称联接主义）出发，以十条原则为纲进行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otology）理论框架建构，如指出认知翻译学在本质上具功能主义特征、必须以科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认为翻译行为乃是一种具主体间性的创造性模仿活动等。以此为基础，他指出认知翻译学提供的理论新范式有助于加强实证研究设计的科学性，而由于翻译理论需经由实验研究加以验证，所以眼下有必要建立一些具普遍意义的标准来规约认知翻译研究的设计与开展。Hansen题为“翻译过程的综合描述”一文则旨在提醒人们注意实证翻译研究开展过程中可能遇见的理论误区，即避免在重视研究之“科学性”时，忽视了翻译研究的“人文”性。她指出，由于实证性翻译研究涉及译者及其创造的文本，开展研究时既需要收集可测型数据，亦需解释极具主观性的结果，因此若过程研究仅仅沿用科学范式的研究框架，极可能过度简化翻译行为与生俱来的复杂的人文特性。因此，有必要为认知翻译学创建一种结合实证科学与人文主义的综合型描述法，通过采用不同工具，收集不同类数据，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或简单综合（combination)，或三维立体（triangulating）式的处理，而不必局限于该处理方式是否来自科学还是人文研究范式。芬兰翻译学者Jaaskelainen一直就是过程研究的主力军之一，她在本辑中以一个问题为题：所有的专业人员都是专家吗？她回顾了过程研究从最初使用有声思维法开始，所选用的受试类型在定义上的混乱性，即：并非所有研究中所宣称的“职业译员”都果真具有高质量的翻译水平，或具备专长性（expertise）。来自认知心理学的专长性概念在近年的认知翻译研究中倍受关注，作者在文中先对“职业水平”（professionalism)和“专长”这两个概念的各种可能定义方式进行了探讨，然后结合近年来学界针对专长理论所取得的成果，对早期过程研究中一些相关结果进行了全新阐释。

第三部分“翻译过程研究与认知科学的联合”由五篇文章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认知科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结合研究。第一篇文章“专业行为表现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对传统的专业能力判别方式（如基于社会公认、个人名气、从业时间长短等）提出质疑，转而用一系列相关研究说明，可以采取心理学科研究高水平者行为表

现的方法（an expert-performance perspective），来研究口译专长能力的获取与发展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作者、美国心理学教授 A. Ericsson早年（1984）与H. Simon合作推出的心理活动口头自陈模式（即TAPs）曾对初期的翻译过程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其后他与Smith合作（1991）推出的专长理论再次引起翻译学者的关注，并为近年来翻译界研究翻译专长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点。

Moser-Mercer的文章取神经生理学视角研究“口译专长的神经生理学关联”，以期发现译员在口译专长的获取过程中，大脑可能经历的神经生理学变化。作者既参考了实证性口译过程研究的相关结果，也极大地利用了神经生理学针对学习与专长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结果认为同声传译的高强度训练可能对译员大脑的不同区域在功能与结构方面产生长期影响。该研究为翻译界如何运用现有的认知科学研究文献来进一步认识翻译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颇有示范意义。

另一位美国心理学教授Diamond与翻译学者Shreve的合作研究也说明了将相邻的认知学科成果与翻译学相结合的必要性。“口笔译过程在双语者大脑中的神经与生理学关联”一文通过概述双语、翻译以及语言转换等领域的一系列近期研究，综合考察了有关口笔译之神经学与生理学关联的研究成果。文章指出，随着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新型工具如眼部跟踪法与键盘输入跟踪技术（如Translog）已逐渐得到学界较具规模的应用，然而其他一些认知学科的研究手段，如神经成像技术（neuroimaging techniques）虽尚未能在翻译研究中广泛使用，但它们能为翻译过程在大脑中的投射方式与位置提供更直接的生理学与神经学数据，因此值得关注。虽然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主要取二语和心理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有其局限性（如翻译任务常仅以单字为对象，受试极少是翻译从业人员等），但它们无疑为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而将心理语言学、神经科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置于翻译学视域下，探讨其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借鉴意义，正是翻译学与认知科学合作进程中必不可缺的一环。

接下来，Maxim Stamenov等三名认知学者在研究如何优化翻译中同源词的词汇提取过程时，基于心理语言学研究双语心理词库的词汇启动方法（priming），转用一种介乎“词汇启动”与“译词识别”（translation recognition）之间的“译词提示”（prompting）法，同时结合运用眼部跟踪法，以辅助译者的译词提取。该研究的意义之一在于再次证明了认知学科研究方法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借鉴作用，同时也还表明，古老如“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