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的新起点_翻译与认知_评介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西方译界出现从译作到译者、从成品到过程的转向，翻译界开始引入认知学的概念与方法来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

认知科学为研究译者大脑黑匣子的运作过程、进而建立翻译过程实证模式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方法与灵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学科视野；而对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些认知学分支学科中的重要课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结合态势日益明显，并在短短十余年间取得了卓著成果。

2010年，John Benjamins集团出版《翻译与认知》（Shreve &
Angelone, 2010）一书，该书集近年翻译认知研究发展之大成，既总结了此前过程研究的进展，也展望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前景，对日渐重视过程、实证与跨学科建设的翻译界具有显著的学术意义，对研究语言认知机制的相关认知学科也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

本文拟对该书略作评介，以期为我国目前缓慢发展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发展动力。

1．内容简介
全书由前言和14篇文章构成，文章分属三大部分，即研究工具的变革、研究设计与相关问题、翻译过程研究与认知科学的结合。

在前言中，两位编者简要回顾了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跨学科结合历程，并从上述三个角度对近年来翻译过程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小结。

这三大类范畴其实体现了本书“翻译与认知”这一大的视角，因为研究方法的变革、研究设计的进一步规范化，正是翻译过程研究近年取得的两大进展，后者又全得益于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跨学科结合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一部分“研究工具的变革”包含六篇文章，旨在从不同侧面展示翻译过程研究近年来在研究工具上的进展。

这主要体现于继早期研究工具TAPs之后，多维收集翻译过程数据的研究软件Translog的广泛应用，及最新工具眼部运动跟踪技术（eye-tracking）的初期试用。

在“翻译任务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管理、以及元认知问题的解决”一文中，Erik Angelone 结合运用TAPs与电脑屏幕录像法，聚焦翻译过程中受试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元认知问题处理过程，研究了专业译员与翻译学员在问题解决模式上的差异。

Barbara Dragsted在“翻译中读写过程的协调：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更综合运用了Translog与眼部跟踪技术，来探索翻译学员与专业译员如何协调源语理解过程与目的语产出过程。

其结果对专业译员与非专业译员之间差异性研究的贡献毋庸置疑，但更主要的是，该研究为眼部跟踪技术这一新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因此极具方法论意义。

本部分其他几项研究都综合运用了Translog 与眼部跟踪法来获取数据。

Gegory Shreve等在“看文口译过程中的认知努力、句式混乱以及视觉干扰”一文中，研究“干扰”（disruption)如何影响受试的认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s），并探讨了“视译”（sight translation）过程与笔译相关过程在这一研究角度上的异同；Rydning & Lachaud 在“翻译重组过程所面临的挑战：语境有助多义词的理解过程，而极大地增加其翻译难度”一文中，报告了语境和翻译技巧如何对多义词的理解与翻译重组过程产生影响；Alves 及其研究小组在“翻译单位与语法迁移：基于结果与过程研究的综合视角”这一研究中，结合翻译语料库数据，取过程研究与结果研究的交叉视角，探索了翻译过程中认知努力与翻译单位的关系。

这些研究的成功开展表明，眼部跟踪技术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运用潜力极大，因此非常值得翻译研究者重视。

不仅如此，眼部跟踪法还可望从不同角度扩展翻译过程研究的视野与领域。

O’Brien在“受控语言与可读性”一文中报告了他如何采用眼部跟踪法来探索受控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与可读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的产生与实际研究
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的新起点
——《翻译与认知》评介
邓志辉中山大学
书刊评介
的开展，几乎完全得益于眼部跟踪技术的应用。

第二部分“研究设计与相关问题”包含三篇文章，围绕过程研究的设计思路、研究框架及考察标准等进行了探讨。

西班牙学者Martin在题为“范式与认知翻译学”一文中，从思维的并行处理模型（或称联接主义）出发，以十条原则为纲进行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otology）理论框架建构，如指出认知翻译学在本质上具功能主义特征、必须以科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认为翻译行为乃是一种具主体间性的创造性模仿活动等。

以此为基础，他指出认知翻译学提供的理论新范式有助于加强实证研究设计的科学性，而由于翻译理论需经由实验研究加以验证，所以眼下有必要建立一些具普遍意义的标准来规约认知翻译研究的设计与开展。

Hansen题为“翻译过程的综合描述”一文则旨在提醒人们注意实证翻译研究开展过程中可能遇见的理论误区，即避免在重视研究之“科学性”时，忽视了翻译研究的“人文”性。

她指出，由于实证性翻译研究涉及译者及其创造的文本，开展研究时既需要收集可测型数据，亦需解释极具主观性的结果，因此若过程研究仅仅沿用科学范式的研究框架，极可能过度简化翻译行为与生俱来的复杂的人文特性。

因此，有必要为认知翻译学创建一种结合实证科学与人文主义的综合型描述法，通过采用不同工具，收集不同类数据，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或简单综合（combination)，或三维立体（triangulating）式的处理，而不必局限于该处理方式是否来自科学还是人文研究范式。

芬兰翻译学者Jaaskelainen一直就是过程研究的主力军之一，她在本辑中以一个问题为题：所有的专业人员都是专家吗？她回顾了过程研究从最初使用有声思维法开始，所选用的受试类型在定义上的混乱性，即：并非所有研究中所宣称的“职业译员”都果真具有高质量的翻译水平，或具备专长性（expertise）。

来自认知心理学的专长性概念在近年的认知翻译研究中倍受关注，作者在文中先对“职业水平”（professionalism)和“专长”这两个概念的各种可能定义方式进行了探讨，然后结合近年来学界针对专长理论所取得的成果，对早期过程研究中一些相关结果进行了全新阐释。

第三部分“翻译过程研究与认知科学的联合”由五篇文章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认知科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结合研究。

第一篇文章“专业行为表现视角下的口译专长研究”对传统的专业能力判别方式（如基于社会公认、个人名气、从业时间长短等）提出质疑，转而用一系列相关研究说明，可以采取心理学科研究高水平者行为表
现的方法（an expert-performance perspective），来研究口译专长能力的获取与发展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作者、美国心理学教授 A. Ericsson早年（1984）与H. Simon合作推出的心理活动口头自陈模式（即TAPs）曾对初期的翻译过程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其后他与Smith合作（1991）推出的专长理论再次引起翻译学者的关注，并为近年来翻译界研究翻译专长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点。

Moser-Mercer的文章取神经生理学视角研究“口译专长的神经生理学关联”，以期发现译员在口译专长的获取过程中，大脑可能经历的神经生理学变化。

作者既参考了实证性口译过程研究的相关结果，也极大地利用了神经生理学针对学习与专长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结果认为同声传译的高强度训练可能对译员大脑的不同区域在功能与结构方面产生长期影响。

该研究为翻译界如何运用现有的认知科学研究文献来进一步认识翻译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颇有示范意义。

另一位美国心理学教授Diamond与翻译学者Shreve的合作研究也说明了将相邻的认知学科成果与翻译学相结合的必要性。

“口笔译过程在双语者大脑中的神经与生理学关联”一文通过概述双语、翻译以及语言转换等领域的一系列近期研究，综合考察了有关口笔译之神经学与生理学关联的研究成果。

文章指出，随着翻译过程研究的发展，新型工具如眼部跟踪法与键盘输入跟踪技术（如Translog）已逐渐得到学界较具规模的应用，然而其他一些认知学科的研究手段，如神经成像技术（neuroimaging techniques）虽尚未能在翻译研究中广泛使用，但它们能为翻译过程在大脑中的投射方式与位置提供更直接的生理学与神经学数据，因此值得关注。

虽然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主要取二语和心理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有其局限性（如翻译任务常仅以单字为对象，受试极少是翻译从业人员等），但它们无疑为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而将心理语言学、神经科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置于翻译学视域下，探讨其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借鉴意义，正是翻译学与认知科学合作进程中必不可缺的一环。

接下来，Maxim Stamenov等三名认知学者在研究如何优化翻译中同源词的词汇提取过程时，基于心理语言学研究双语心理词库的词汇启动方法（priming），转用一种介乎“词汇启动”与“译词识别”（translation recognition）之间的“译词提示”（prompting）法，同时结合运用眼部跟踪法，以辅助译者的译词提取。

该研究的意义之一在于再次证明了认知学科研究方法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借鉴作用，同时也还表明，古老如“词
汇启动”这一类的传统研究工具，在经由与新技术如眼部跟踪法相结合之后，亦可为过程研究获取到具全新视角的经验数据。

全集以挪威翻译学者Sandra Halverson 的文章“认知翻译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发展”为收书之作。

作为国际权威翻译期刊Target的编委，Halverson长期致力于将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及方
法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其研究多理论与实证并重。

她在文中首次正式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与“认知翻译学者”（cognitive translation scholars）的概念，并指出，尽管时机尚
不完全成熟，但翻译学与相邻认知学科近年的合作研究确实已为“认知翻译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如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和双语研究领域在“双语词义/概念表征”（bilingual semantic/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上的理论进展等等。

作者指出，翻译认知理论必须以语言认知理论和双语研究的认知理论为基础，而后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双语语义表征模式对于理解基于翻译语料库的概念或现象极有指导意义。

2．简评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认知学与翻译学的结合之旅已有约35年。

这35年间，认知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历经了80年代艰巨的开创时期、90年代小具规模的初步发展期以及新世纪以来令学界瞩目的快速发展期。

前两个时期的翻译过程认知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1997年出版的《口笔译的认知过程》（下称《过程》）。

当时，翻译过程研究的早期方法TAPs正日显其局限性，而翻译学与认知科学分支如二语研究、心理语言学等之间的跨学科结合已然发生，并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极其乐观的前景。

这种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尚显稚嫩的结合，及其所具有的无限前景都在《过程》一书中显露无遗。

此后，翻译过程研究发展迅疾，数种源自认知学的研究工具得到研发，众多取自认知学科的概念与理论为解释翻译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翻译学与认知学的结合俨然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而《翻译与认知》（下称《认知》）正是这一全新阶段的缩影。

有必要指出的是，《认知》的主要编者Shreve正是13年前《过程》的编者之一，两书堪称姊妹篇，在很多方面具对照性。

如果说，《过程》因首次将翻译界与认知学界的学者聚集一堂，而可被视为认知科学与翻译研究结合道路上重要的中转驿站的话，《认知》则因总结了其后至今十余年的合作成果与最新进展，展望了两个学科合作研究的发展方向，而当之无愧地成为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旅程中一座耀眼的里程碑。

本书的学术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展现了近十年认知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结合成果。

这首先体现于新型研究工具的研发与应用。

在《过程》年代，过程研究工具尚主要依赖TAPs单向收集数据，其后，Translog的研发使三维度获取过程数据成为可能，眼部跟踪技术进一步为研究翻译心理过程提供了广阔的思路（cf. O’Brien, 2006; Gopferich, 2008）；与此同时，来自神经科学的神经成像术亦开始引起关注，因其能为翻译过程在大脑中的投射方式与位置提供更直接的生理学与神经学数据。

以上翻译过程研究工具的发展与变革，均在《认知》中有较明确的展现。

可以说，虽然现在“黑匣子”的绝大多数内容依然充满神秘，但这些已开发或将被开发的新型工具无疑为人们更深入地研究“黑匣子”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手段，多维度收集数据的时代已然来临。

其次，这一跨学科结合成果还体现于实证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用，以及研究设计的日渐科学性与规范化。

实证研究强调“以观察或实验为基础”，以客观事实、实际数据来论证观点和描述规律，而由于翻译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思辨式研究传统，翻译学者多欠缺实证研究传统和方法上的训练，其实证研究设计的科学性以及研究工具的信度与效度问题一直颇受争议。

但随着翻译界近20年对实证研究范式的广泛重视，学界一直在探索应如何有效地规范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翻译与认知》即特辟单章以“研究设计及相关问题”为专题对此进行了探讨。

种种迹象表明，实证性研究正在成为推动翻译理论建构不容忽视的来源之一。

还值得一提的是，全书14项研究所涉的22位研究者中，有近三分之一（7位）源自认知科学各分支学科如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专业背景，所涉国别更有德、瑞、美、爱尔兰、巴西等十个之多。

这不仅说明，以往主要由少数学者孤立从事的过程研究正在变得日益合作化、规模化和国际化，而且，与十余年前主要由翻译界单方面借鉴认知学理论与方法相比，如今的翻译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认知学者的关注，翻译学与认知学之间的合作研究已进入一个更高的全新阶段。

第二、指出了认知学与翻译学结合道路上的问题及潜在隐患。

如编者所言，每一种新的方法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某种潜在问题。

与前述之各种新型研究工具伴随而至的，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而广泛的过程数据资料，而如何合理地对这些数据结果进行分析与解释，并进
一步为此发展支撑性的理论，则成为认知取向的过程研究可能遇见的一大难题。

本书对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进行了探讨，方案之一即更广泛地从认知科学借鉴相关理论，深化认知学与翻译学间的合作，以进一步拓展翻译学者的知识结构；另外，在加强翻译实证研究之科学性的同时，还需关照翻译研究特有的人文学科特性，这就要求翻译学者具有更广泛与全方位的研究视野。

第三、为翻译学与认知学跨学科结合的进一步发展规划了未来。

本书在对翻译过程研究最新发展进行汇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概念，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大胆的、指导性的预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可谓继往开来，为未来的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更高的新起点。

本书的一个不足是，虽然编者用心良苦，将全书划分为研究工具、研究设计以及学科结合的发展这三大类范畴，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过程研究与认知学的结合即体现为研究工具的变革与研究设计的改进，三个范畴在逻辑上有意义重叠处，这就导致部分研究的范畴属类划分给人以勉强之感。

如Diamond & Shreve的研究因表明了在翻译研究中借鉴神经生理学等认知学科成果的必要性，而被划归第三部分，但其实介绍神经成像技术对翻译过程研究的意义是该研究的一大亮点，因此似乎亦颇符合第一部分“研究工具的变革”主题。

而Maxim Stamenov等推介与眼部跟踪法相结合之“译词提示”法的研究则明显地更具有研究工具变革特征，却也被划入第三部分主题之下。

3．对我国译界的意义
我国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因起步较晚，在总体发展上较西方译界落后15年左右，这主要体现于研究方法停滞不前，理论视野相对狭窄，以及对本领域最前沿信息的滞后。

如前述，西方过程研究近年在研究工具与方法上的进展日新月异，而我国译界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在方法上绝大部分仍以最原初的TAPs为主，数据收集方法单一，且研究设计上的问题仍然较为严重。

在理论视野上，西方译界早已将众多认知学理论引入过程研究，研究视野极大扩展的同时，一些旧的理论术语如翻译能力、单位、策略等，都被置于新的理论语境进行重新审视与考察，并获得新的理论生命。

相形之下，我国的翻译过程研究多数仍局限于早期翻译概念的传统探讨，研究者在研究中与认知科学新理论的结合意识普遍薄弱，研究视野比较狭窄。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体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国内译界对西方翻译过程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了解不够，以致不少研究者甚至对早于十多年前即已问世、至今已在西方译界广泛运用的Translog软件知之甚少，对近期发展的眼部追踪法等则更一无所知、闻所未闻。

在此意义上，《翻译与认知》一书能有效地帮助有志于进入过程研究领域的翻译学者迅速了解国际译坛在此领域的最前沿理论，对西方以过程为取向的翻译研究在近十余年的概貌及最新发展动向有总体把握。

* 本文是2009年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育项目“文学译者的词汇搜寻与心理决策过程模式究”（WYN09004）阶段性成果, 中山大学
2008年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文学译者的译词选择与决策过程”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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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 Oaks, CA:Sag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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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Press, 1984/1993.
[3] Ericsson, K.Anders and Jacqui Smith (ed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Gopferich, S., A. Jakobsen, & I. Mees (eds.). Looking at
Eyes. Eye-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 [A].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36 [C].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2008.
[5] O’Brien, S. Eye-tracking and translation memory matches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6 (3): 185-205. [6] Shreve, G. & E. Angelon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C].
John Benjamins, 2010.
[作者简介]邓志辉，中山大学外语教学中心副教授。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应用语言学。

[作者电子信箱]dzhetty@
致歉
《中国翻译》2011年第2期“林译《李迫大梦》片段赏析”称《块肉余生述》中的“大卫考伯菲而曰”为译者“用原文作者的名字以代”，此系因疏忽而导致的出错。

特向读者深表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