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起源

冷战的起源
首先我解释一下冷战，冷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一种现象和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这种对抗除了直接的军事对峙之外，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等一切领域，是一种埋藏着战争危机的和平状态，也是一种以和平形态表现的战争。

郭建平、岳占菊在东方论坛发表的《试论冷战起源的几个因素》上提到的。

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学术界的争论、第二部分是苏联和俄罗斯人的观点以及第三部分是中国学者的观点。

美国学术界的争论
这一部分我主要看的是刘金质的《冷战史》以及郭建平、岳占菊在东方论坛发表的《试论冷战起源的几个因素》还有美国雷蒙德。

加特霍夫的《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英国约翰。

W。

梅森的《冷战1945-1991》,以及在知网上拉的一些文章。

在讨论冷战的起源，西方学者分为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

传统派：对冷战的起源的解释一开始同政府的立场和观点完全吻合，故称为传统派。

持传统立场和观点的许多人就是当时制定对苏政策的重要人物，如杜鲁门、赫尔、贝尔纳斯、凯南等等。

传统学派的观点认定苏联是冷战爆发的第一责任者。

苏联应对冷战的产生负责。

这一学派从意识形态和苏联决策者个人风格的角度出发，认为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追求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

苏联是冷战的发动者，美国仅仅是对苏联的扩张做出必要的反应，以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保障自由世界的安全。

因为苏联是一个注重军事和侵略的国家，具有沙俄扩张主义传统，又有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

苏联号召和推动革命、摧毁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把斯大林的专制制度强加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它的军事力量的增长和日益扩张的政治意志，毫无顾忌地扩张革命。

因此，传统派认为美国对苏联所采取的行动是自由人民对苏联侵略的勇敢和根本的反击。

在美国，这一观点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50和60年代成为冷战史研究的主流。

特别是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狂热反共浪潮把这一主张发挥到极致。

美国传统学派围绕具体问题又分成三个支派:一是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者谴责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明确认识到苏联的威胁，并采取果断行动制止苏联的扩张，他们在共产主义威胁面前，表现得优柔寡断没有有效的制止苏联的扩张。

二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为美国冷战政策辩护、喝彩，他们否认罗斯福出卖美国的利益，歌颂杜鲁门主义是抑制苏联的扩张和最终战胜孤立主义的一个大胆的开端认为杜鲁门政府对苏政策采取的坚决而制定政策恰到好处，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

三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者同样把冷战的根源归因于苏联的扩张，特别把斯大林在东欧违反雅尔塔协定的行为看作是冷战的重要起因。

但传统派一致指责苏联开始了冷战。

他们认为，苏联在东欧的行动破坏了战士同盟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和谅解，苏联随时进攻西欧，把共产主义强加于整个欧洲。

他们断定，由于苏维埃制度和苏联所奉行的马列主义固有的扩张性，加上沙皇俄国的侵略传统，导致冷战的不可避免性。

小施莱辛格认为，俄罗斯帝国主义。

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共产主义驱使苏联谋求同西方的对抗和获取对世界的统治权。

传统派认为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具有强烈的扩张和进攻性，破坏了战时协议。

处理东欧问题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他们断定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明显背弃了欧洲解放宣言对自由选举的承诺。

因此美国需要作出必要的反应。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原苏联档案的解密，美国的许多报刊及学术刊物反复论证，美国关于冷战起源的传统观点是正确的。

传统观点死灰复燃。

支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们确信，苏联决策者不知道自我约束，无节制地进行扩张，对其他国家的安全需要不加考虑，他们是冷酷、野蛮与专制的。

修正派：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学术界一些持修正主义观点的人对传统主义提出了挑战。

修正学派的解释完全推翻了传统学派的说法。

修正派引入了经济压力和原子压力，认
定美国要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战后美国的独特地位必然通过军事力量来确立其统治，这是冷战的根本原因。

美国迫使苏联卷入冲突。

战后美国拥有对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明显优势，美国对苏联充满了确立的意图。

美国在两国关系中处于战略进攻态势。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并不是真正的两极结构，苏联要比美国虚弱得多，美国因战争而得到加强，且拥有原子弹，而苏联没有。

而且，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斯大林的外交行为相当温和。

从实力角度来看，史学家们认为，至少是美国决定了冷战的发展进程，因为它比苏联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选择去影响冷战的发展。

在修正主义学者中又有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分。

温和派认为冷战的产生主要是杜鲁门改变了罗斯福同苏联合作的路线。

杜鲁门振幅对苏联推行侵略性的强硬政策。

因此，杜鲁门及其周围的人要对冷战的产生负责。

激进派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冷战起源的根本原因。

战后美国要求建立以他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

苏联坚决拒绝这种霸权，美国则把苏联看做是自己的新的敌人。

修正派认为美国翘起了冷战，这是美国具有侵略的传统和企业资本主义，出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需求，以及杜鲁门政府改变了原有的合作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取攻势，导致了冷战。

美国之所以采取进攻，主要是因为它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从政治上说，美国政府的主要决策者极端仇视共产主义和苏联。

从经济制度而言，美国资本家及其在政府中的代言人谋求世界对美国商业利益的开放。

美国需要扩大在海外市场以避免美国的经济陷于停滞和难以接受的失业。

美国反对任何革命变革，竭力支持各国的保守派。

威廉斯姆认为冷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杜鲁门政府要求全世界，包括中欧地区对美国的商品和投资开放市场，自由获取美国所需的原料，对美国的经济渗透提供方便。

另外，美国违背战时协议否定苏联在东欧的合法利益。

根据美苏战士达成的协议，苏联在东欧有特殊的利益。

当苏联在该地区履行协议，美国则试图干涉，这就必然加剧了东西方的对立和冲突。

另外，盖.阿尔佩罗为此在《原子外交》一书中认为冷战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推行原子外交的结果。

他认为罗斯福向斯大林隐瞒了原子弹的实情，美国却和英国共享有关原子弹的情报。

这样加深了斯大林对美英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怀疑与担忧。

而杜鲁门的上台是冷战起因中的一个极大事件。

杜鲁门政府误解了苏联的政策，否定了苏联的合法利益，拒绝了苏联的合理要求，对苏联采取了极为粗暴的态度。

杜鲁门政府的言论和行为形成了对苏联明显的威胁：突然取消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拒绝苏联根据已达成的谅解从美英法的占领区获取赔偿，不理睬苏联的贷款要求。

美国援助和支持土耳其的右翼，在伊朗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试图在苏联周围建立反共反苏政权，千方百计阻止苏联建立缓冲地带确保国家安全的努力。

所有这一切为苏联对抗西方建立了合法基础。

后修正学派：出现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后修正学派对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的观点进行整合，提出问题不在于追究某一方的责任，而是分析导致冷战的真正原因。

后修正学派认为不能凭感情用事或带着偏见来研究冷战的起因。

他们吸收了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有用的论点，采取自认为公正的态度来阐释冷战。

按他们的说法，东西方紧张、美苏冷战是各自行为方式和国内政治、领导人的品行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欧的政治真空和大量军事力量的存在使之成为战后外交关注的中心和超级大国冲突的焦点。

战后初期美苏领导人都推行教条主义政策，对冷战的成因要从双方寻找。

概括后修正学派的看法，冷战是由于：第一，苏联战后的行动破坏了战时同盟所达成的谅解；斯大林的扩张主义，特别是加速建立东欧势力范围以及在南部的推进是美苏对立的主要原因；第二，美国决策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采取了不当的措施。

但大多数后修正派人士认为，美国对苏政策不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苏联扩张意图和行为做出的反应。

美国利用经济达到政治和安全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美国积极介入欧洲和中东固然带有帝国扩张的目的，但这些都是应该地区有关国家的请求采取的行动，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还有一些后修正学者认为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都是错误的，因为冷战是不可避免的，是两极权力平衡的必然结果，没有人
应该对冷战的起源负责。

再加上战后欧洲国家的脆弱所形成的权力真空，美国和苏联都争相进人这一权力真空，结果必然导致冲突。

闭后修正学派综合考察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地缘政治因素，认为西欧国家担心新的专制主义的庞然大物，要求美国把它们从东方的掠夺者手中解救出来是冷战爆发的原因，苏联是“独裁与恐怖的帝国”，而美国是“被邀请的帝国”。

川后修正学派有别于前两种派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两极论的看法，强化了对其他国家的研究。

该学派提出，冷战不仅是由一个或二个国家形成的，而是由多个国家合力而为的结果，其中尤其强调了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

苏联和俄罗斯人的观点
苏联时期，关于冷战及其起源由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作了统一的解释。

苏联认为，对待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所采取的政策。

美国进行冷战的目的在于断送大战的积极成果，剥夺苏联人民和世界和平与民主力量的胜利果实。

冷战的主要特征是：加紧军备竞赛，建立包围苏联的军事基地，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进步力量进行破坏活动，进行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准备战争和加剧战争气氛。

冷战的实质是试图阻止世界的革命进程，反应了西方最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苏联一直把美国的外交、特别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称为冷战。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后，苏联学术界开始比较认真思考冷战及其起源问题。

苏联对冷战的起源有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看法，认为冷战之所以产生是苏美关系互动的结果。

因此，美国和苏联对冷战的产生和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的甚至认为苏联应对冷战的爆发负主要责任。

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斯坦丁。

普列沙科夫称“布尔什维克主义天生具有对抗和扩张的特性，这也是冷战的实质，更何况战争改变了斯大林，使他的思想偏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倾向于帝国主义。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学术界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冷战及其起源。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的纳林斯基认为，随着轴心国的失败和国通目标的消失，大国同盟的崩溃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因战后国际舞台上大国所发挥的作用的深远变化而导致的力量重新组合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基本分歧，在盟国分裂和产生东西方对抗时代起了主要作用。

前苏联驻美大使啊。

多勃雷宁则强调美国长期以来轻视和否定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苏联基于地理安全的长期国家利益。

中国学者的观点
我国学者研究冷战起源问题时，主要有四种观点：（一）认为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

尽管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存在失误，但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

(二)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互动的结果，并非美国“独家制造”，美苏都应承担责任。

苏联在冷战形成过程中的举措说明，它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有人认为，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

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错误解读。

还有人认为，美苏的传统外交政策是冷战的历史根源。

指出，二战后敌对状态的产生源于两种原则—门户开放原则和势力范围原则的根本性对立和冲突;这两个原则的冲突不仅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是美苏为划分势力范围而引发了冷战。

(三)强调英国和邱吉尔个人对冷战爆发的作用，认为英国是冷战爆发的始作俑者。

叫这一观点认为，在整个冷战形成过程中，英国起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当美国的政治导师，鼓动美国走上冷战道路;二是在美国举起冷战帅旗前担任临时主帅;三是在冷战开始后做冷战的急先锋。

(四)认为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国际层面上，意识形态差异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促成了东西方战略对峙和双方安全威胁的解读;国家层面上，美国的国力和军力的优势，加之英国的推波助澜，促使美国确立了“领导世界”的国际战略，并首先采取对苏强硬政策;决策者个人层面上，现实主义的政策建议影响和主导了美国领导人的决策框架，促使华盛顿选择了“遏制”的战略。

可以说，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相悖的国家利益，决策者个人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等
这些综合因素促成了冷战的形成。

冷战是国际政治和各国特别是美苏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决策机构和决策人诸多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战后的国际格局的两极分化走向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出现的动荡、重组和权力真空，为大国实现其战略目标提供了机遇和活动空间。

战后美苏成为大国，由于他们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决定了它们在推行外交政策和建立两级体制中不可避免发生冲突。

美苏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彼此奉行零和对策的游戏规则。

综合来看，冷战起源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冷战时不可避免的，单纯把冷战的起因归于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作用，都是不客观的。

综合来看，有以下这些因素。

第一，美苏战时合作基础薄弱，随着战争的结束，合作必然破裂，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美苏对峙是历史的必然。

美苏战时合作基础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基础上，这种合作是严峻形势逼迫的结果，并不是美苏的自愿要求。

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尽管它们具有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但是对于如何打赢这场战争和如何安排战后世界等问题都各有算盘。

美苏在战时的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冲突种子，例如在何时、何地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苏联同西方盟国就存在一系列的矛盾。

关于如何实施租借法案，美苏也有着不同的要求。

随着战争的结束，双方矛盾开始显露，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呈现出对峙局面。

战后初期，美苏在欧洲、中东与远东地区已形成事实上的对峙。

美苏在对待战败国的处理上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特别是对德国的处理问题。

经济方面，美国积极制定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方案，促进世界经济自由化，以适应美国和西方的要求。

如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马歇尔计划等。

而斯大林积极主张的两个平行市场也逐渐形成。

美国要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苏联要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

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苏联已经不是合作者，而是竞争对手，基于这种现实基础上的对峙，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爆发。

第二，冷战是二战后世界格局结构性转变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昔日的强国衰退了或退出了国际政治舞台，殖民帝国已经土崩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的均势，瓦解了德国和日本的力量，英法将为二流国家，丧失了按照自己意愿和利益安排世界事务的能力。

两级体制取代原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格局。

美苏作为大国走向前台，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战后初期，两级体制尚在建立的进程之中。

美苏两个大国为建立和加强各自的体系进行对抗和斗争。

战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既引起了美苏的极大兴趣，又为他们推行外交谋求国家利益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战后，美苏成为最有实力争霸世界的力量，成为主要对手。

经济上，1945年，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0%，对外贸易的1/3，黄金储备的3/4，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

军事上，美国也成为头号强国，拥有装备最精良的陆军和世界最强的海、空军力量，垄断着核武器。

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140多个军事基地，具有了全球性的投放能力。

战后西欧等国家的恢复必须依赖美国的支持，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

美国决心建立自己的世界领导权。

苏联在战后逐渐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战争结束后，苏联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军事上，虽然苏联的海军和空军力量不如美国，也没有控制核武器，但是苏联拥有了一支数量最多、战斗力最强、技术装备精良的陆军。

苏联的国际威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苏联在战后形成了巨大的政治优势，收复了战争中的失地，并且兼并了一些领土，领土扩大了60万平方公里，改善了其西部战略处境;东欧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成为苏联抵御西方势力的重要缓冲地带，增强了苏联本身的战略地位;亚洲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在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站在最前线，壮大了力量，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加强了苏联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亚洲等地民族独立运动由于其反帝、反殖民的性质，在当时也成为苏联可以借助的力量。

战后初期的苏联成了世界上另外一个力量中心。

战后随着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改变，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在“两极化”的国际体系中，两极之间和睦共处是很困
难的，“零和”博弈成为这种现实主义游戏的主导规则。

美苏的敌视和争斗日益加剧。

第三，美苏国家利益的冲突。

美国和苏联拥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需求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

不同国家特别是大国存在不同的利益，甚至是相对立的利益。

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外交的基本动因是国家利益，它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及其全部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任何试图阐释、预测和规范国际行为的各种努力都离不开国家利益。

问题是美苏不能正视和尊重对方的利益，甚至否定对方的利益和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利益。

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把他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利益界定为整个世界，谋求建立世界霸权。

对这种霸权提出异议和挑战的国家都被美国视为是对自己利益的威胁，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认为苏联就是这样的国家，是美国实现霸权最大的阻碍。

美国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苏联的扩张，击退苏联对美国利益的进攻。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美国认为它的国际安全利益的关键是防止任何潜在的对手控制欧亚大陆。

在美国看来，任何国家对欧亚的统治都是对美国最严重的威胁，而苏联就是这一对手。

为此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前沿计划。

从经济利益角度而言，美国必须进入欧亚大陆，反对苏联在该地区占有优势。

美国认为苏联准备对西欧发动战争来建立自己在欧亚的霸权，并利用欧亚大陆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利用共产党制造事端，乘机扩张和扩大影响。

而苏联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利益主要是谋求建立巩固的边界，并在其边境建立友好政权，扩大他同敌对势力的缓冲地带。

因此从美苏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来看，战后两国的利益是相悖的，双方为实现国家利益采取的政策是相抵触的。

苏联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势力范围，以确保国家安全，并努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为了抵制共产主义威胁和领导世界则力图削弱乃至击垮苏联。

由此，国家利益的相悖，使美苏在战后初期国际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导致冷战的出现。

第四、意识形态的分歧。

二战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冷战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

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纷争和冲突主要表现在：美国要推行和扩张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经济，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

苏联要扩大社会主义的阵地，推广苏维埃制度和计划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虐战争政策，反对殖民主义、支持革命运动。

美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是欧洲政治经济和内部权力结构重组的重要部分。

美苏都按照自己的观念和制度来重建欧洲。

首先，意识形态无疑要影响美苏各自的世界体系观，并最终成为双方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其次，意识形态也往往会被当作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在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实力的强弱，但意识形态却潜在地反映了国家的利益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认同。

战争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逐渐暴露出来了，战后日趋明朗化。

苏联和美国，一个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

一个要竭力输出革命，一个要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斯大林信奉的是以阶级划线，而罗斯福、杜鲁门向来以美英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是非的政治标准，对阶级斗争的主张深恶痛绝。

在这种不可调和的分歧中，意识形态这种非武力的东西从社会制度和信仰的角度把世界划分为两部分，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美苏又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

再次，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双方的受威胁感加重，从而扭曲了对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客观判断。

意识形态使苏联的受威胁感变得更加强烈。

它驱使苏联准备战争，并不是因为斯大林喜欢战争，并不是他感到苏联即将受到进攻，而是因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意识形态因素强烈影响了苏联领导人观察国际体系演进的方式，使他们对自己制度的必胜性充满信心。

川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优越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崇尚自由的价值观是至高无尚的。

他们认为，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国际体系与自由贸易正受到苏联与各国共产党扩张的威胁。

而二战的经验就是，对独裁国家的侵略不能稍有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