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理论与美国华裔文学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华裔美国文学Homi K. Bhabha’s Post-colonialist Theory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代表人物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1949年出生在印度孟买，现任（2008年）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

巴巴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与萨义德（Edward Said）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一起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

其主要批评著作有《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以及他主编的《民族与叙事》等。

霍米·巴巴是一位重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善于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角度，对外在的强迫的权力如何通过心理因素扭曲人性加以描述。

他在《后殖民与后现代》一文中指出，殖民批评旨在揭露以下三种“社会病理”：一是在争夺现代世界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的斗争中，文化表象之间不平等和不均衡的力量对比关系；二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为不同的国家、种族和民族设定一个霸权主义规范的；三是揭露现代性的“理性化”过程是如何掩盖和压抑其内在矛盾与冲突的。

在他看来，在后殖民和后现代语境中，真正的学者必须永远质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阶级民族立场，甚至性别为何？自己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话语方
式、言说方式来展示自己声音的？因为差异性是很难抹平的，任何想通过语言达到完全彻底的思想“对译”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在通过各种话语的交流中，恰好是看似无意义的、抹平差异的说法，隐藏了一种话语暴力、意义误读和更大的文化危机与文化矛盾。

只有承认这种危机和矛盾，才能真正促使双方达到真诚的理解和对话的可能，否则，对话仅仅是掩盖了差异的文化霸权的一种文化策略而已。

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既不是定位在后殖民宗主国的文化的普遍性意义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抹平差异的所谓多元话语的问题上，而是定位在“处于中心之外”的非主流的文化疆界上。

这使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永远不封闭的、未完成的文化构成物。

在崇尚普遍性潮流中，霍米·巴巴标举边缘文化立场，是相当有眼光的。

他认为，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而这种改写不仅是话语权力或文化策略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批判方面的，所以，这种改写也许是第三世界文化获取自己的合法性，使自己的边缘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不至于过分恶化的重要前提。

霍米·巴巴强调，在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进行改写时，要注意它所具有的边界，即必须反对性别歧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种族主义等，因为一切忽视文化差异的结果，一切抹平少数话语的立场的做法，其最终结果都可能是复制老牌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使得全球性的文化丧失差异而变成一种平面的模块，那将是人类文化的末日。

霍米·巴巴的理论深思熟虑探究了文化差异或者他称之为文化“方位”的性质。

他定位他独树一帜的后殖民论：“背靠文化差异的概念，我试图把自己放在界线性的立场，放在作为差异的文化的生产性空间之中，放在差异或他者性的精神之中。

”
针对这“文化差异的围堵”，他引入了“混杂性”(Hybridity)（也称为杂合性、杂交性或杂糅性）这个概念，将它置于另一种三维辩证的作为他者的第三化型之中。

“杂合”(Hy brid)一词源于生物学,后被引用到其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它指具有了发生交流双方的特点,但又是不同于双方的混合体,而且具备了双方不可比拟的优点。

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持续不断处在混杂性的过程之中。

但是对于霍米·巴巴来说，混杂性之重要并不在于能够追溯两种本原，而让第三种从中而出，反之混杂性对于霍米·巴巴来说，是令其他各种立场得以出现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

第三空间置换了建构它的历史，树立起新的权威解构、新的政治动因，而这些都是现成的智慧未能充分了解的……文化混杂性的程引发了一种不同的东西，一种崭新的以前未被认知的东西，引发了一个意义和表征的谈判的新时代。

第三空间生产性的能力具有一种殖民与后殖民的起源，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因为心甘情愿降格走进那一块异邦领土，就像霍米·巴巴领导你们的那样，可以明，从理论上认知阐述的分裂空间有可能开辟通向一种国际文化的概念形成。

其基础不是多元文化主义或杂多性的异国情调，而是文化混杂性的撰写和表达。

为了那一目的，应当记住正是“际”这个转译和谈判的边缘，这个“内”—“间”空间，承载了文化意义的重负……探讨第三空间，就有可能避开极端政治，而将自己表现为他者。

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有时候玩世不恭地游荡在边缘之上，是为了一个无空间根基的文学修辞，一个漂浮的隐喻，表征着一种无意中遮掩了时间对空间悠久特权的批判历
史意识。

虽然如此，巴巴在《文化的方位》中，仍卓有成效地巩固了一种第三空间文化政治的策略构想，帮助第三空间从霸权史学和历史主义之解脱出来。

这本书的一些段落同样不失为一种过渡性概括，连接了我们到过的地方和面前的路程。

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代表人物霍米·巴巴。

通过全面考察巴巴的知识生涯和细读他的代表性著作，认为，与另两位后殖民理论大师相比较。

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了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发展的最新阶段。

即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这种批评的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

巴巴的批评理论的建树主要体现在：
1、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糅为一体，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批判风格；
2、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文化身份认同和少数族裔的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
3、他的模拟概念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
4、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的语言中心主义模式。

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巴巴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身份/认同（Identity）
在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identity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的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性别、阶级、种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另一方面，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它也就可以被理解为认同。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及为什么要追问是谁。

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

自我/他者（Subject/Object）
对身份和认同进行讨论，必然会引出一个关于“我”（我们，主体）与“他”（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问题。

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叙述者“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者“他”）密切相关。

在一个后现代的语境中，关注自我/他者的问题，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进行讨论。

例如殖民与后殖民、男人与女人、白种人与黄种人等。

对于自我/他者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通过文化研究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由此解构和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既定的概念与偏见。

混杂性（Hybridity）
从词源上来讲，混杂性一方面指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混杂，特别是人种方面的混杂；另一方面指的是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语种或方言之间的混杂。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最早将混杂性的概念借用到了后殖民理论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

在后殖民研究中，巴巴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统治与压迫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单向运作，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交织、难以严格划界和区分的。

被殖民者通过带有差异的重复模拟殖民话语，使之变得不纯，从而进一步解构、颠覆殖民话语。

巴巴还特别强调被殖民者的能动性（agency），认为唯有混杂的状态才能使能动性成为可能。

巴巴之外，比尔·阿什克劳夫特等人对混杂性的解释更加具体。

他认为混杂性是“由殖民行为所带来的两种文化接触地带所产生的跨文化形式”。

在后殖民话语中，混杂现象既不完全属于殖民者一方，应该注意的是，它也不完全属于被殖民者一方，它一方面重复现有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也在殖民压迫下又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以新的文化来抵抗旧的文化。

共荣共生的华裔美国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
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与其产生、发展相隔了一百多年，而且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其内涵也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

华裔美国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不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且是共荣共生的关系，所以要了解华裔美国文学的定义，势必首先了解亚裔美国文学的定义。

1.华裔美国文学的发生发展
据美国研究者的考证，华裔美国文学的发生发展迄今已经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尹晓煌（Xiao-huang Yin）出版于2000年的《1850年以来的华裔美国文学》把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原点定在19世纪中期。

中国的“鸦片战争”和美国的“淘金热”使美国西海岸的中国移民数量激增，他乡寻金的“金山客”已经把家乡的歌谣带到了美国，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加入了异乡的生活体会，思乡的种种感念，成为早期华人移民心声的表达，被认为是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源头。

2.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和研究
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紧密相连.美国民权运动树立了多元文化主义。

催生了亚裔美国人作为亚裔的族性意识，引发了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泛亚运动”（“Pan-Asian Movement”）。

作为“种族政治”的有力工具，亚裔美国文学在这一阶段有了自己的命名，在美国文学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批新的华人作家蓬勃成长起来，并且在全国取得了显赫成就：他们是小说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雷祖威(David Wong Louis)、任璧莲(Gish Jen)、和伍慧明（Fae Myenne Ng），戏剧家赵健秀(Frank Chin )、黄哲伦（David Hwang）和林吉莉（Jenny Lim），音乐家/作曲家弗莱德•何（Fred Ho）和乔恩•江（Jon Jang），还有电影制作人王颖（Wayne Wang）和彼德•王（Peter Wang）。

”
3.中国台湾的亚/华裔美国文学研究
起步较早，声势也很大，较早就加入了亚/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和争鸣。

近年来，台湾著名华裔美国文学学者单德兴、冯品佳等都呼应美国学者索乐斯（Werner Sollors）和薛尔（Marc Shell）共同主持的“多语文的美国文学”（“Languages of What Is Now United
States”）研究计划。

4.中国大陆亚/华裔美国文学研究
1998年南京大学的张子清教授率先推出“华裔美国文学译丛”，在译丛总序中，他把亚/华裔美国文学分为以下三种：
1. 出生、成长、受教育、工作、生活均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的作家用英文
．．描写他（她）们在美国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2.出生在亚洲/中国（在亚洲/中国的成长期或长或短）但受教育、工作、生活均在
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的作家用英文
．．描写他（她）们在美国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3.出生在国外（既非亚洲/中国又非美国）但成长、受教育、工作、生活均在美国的
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的作家用英文
．．描写他（她）们在美国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

在2004年“华裔美国文学译丛”第二辑的总序中，张子清也注意到并且指出了亚/华
裔美国文学的界定越来越泛化的趋势，指出在以上三种界定之外的、去美国不久用英文
．．或华文创作的作家也可以被称为华裔美国作家，前者如哈金、闵安琪，后者如白先勇、陈若曦、於梨华、严歌苓等。

5.专门的研究机构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华裔文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2003年元月，是国内高校第一个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教学和科研中心。

吴冰教授出任中心主任，刘葵兰博士任副主任，成员包括英语学院一批对华裔美国文学深感兴趣，并在该领域发表过论文或译作的教师。

华裔美国文学在中国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不仅是美国文学、也是美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多元文化的重要产物。

成立一个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机构是我国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

早在80年代，华裔美国作家和作品就进入北外英语系文学课程，并从90年代开始开设了亚裔美国文学的专业课程。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英语系有不少学士和硕士论文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主题。

按照文学文本所涉及的主题为标准可将华裔美国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
起始阶段(1850-1943)
1850是华人“淘金客”大规模到达美国的开始，但这时的华裔美国文学还没有诉诸文字，而是异乡淘金的“金山客”口耳相传的歌谣和故事。

1943年是美国废除“排华法案”的年份，在此之前的华裔美国文学，从“苦力歌”、“埃伦诗集”到《春郁太太》，我们可以称之为“愤懑、抗议”之作，显性地表达了华人在美国所遭受的压抑、排斥和打击。

“本土化”历程（1943-1980）
这一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充斥着华裔美国作家的族裔、性别、文化的“身份政治”，从刘裔昌、王玉雪的“认同美国”到赵健秀、徐宗雄甚至汤亭亭的亚裔美国“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双重消解策略，到谭恩美对于中美文化“对话、交融”的探索，其实展示的都是一种华裔美国的文化身份政治。

繁荣阶段（1991- ）
1991年，被华裔美国评论家称为“四人帮”的谭恩美、任璧莲、李健孙、雷祖威同时
推出了新作或处女作，震撼了美国文坛，尤其是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1991）被批评界认为超越了华裔作家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文化认同”主题，既打破了过去白人主流强加给华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比如从事体力劳动、狡猾而傻气的中国人形象，又突破了华裔作家自设的新的刻板印象，比如絮叨第一代移民的艰苦经历、神话传说、中美文化引起的冲突、苦苦寻找和保持少数族裔属性等。

从任璧莲、雷祖威、李健孙到后来的梁志英、吴梅等的创作都体现出对“族裔性”的超越。

而且，随着1980年代以来大陆“新移民”的涌入美国，新移民们更壮大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声音，并且实现了跨国、跨语言的创作实践，用“越界书写”来概括这一阶段的写作是非常贴切的。

特例：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骨》（Bone，1993）虽然发表于“越界”呼声甚高的1990年代，但其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唐人街华裔家庭在种族、文化双重压力之下的边缘生活，而谭恩美和赵健秀的新作也延续了其身份诉求、中美文化冲突的主题。

显示出华裔美国文学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越来越走向复杂和多元。

所以我们将不光进行纵向的梳理，还要进行横向的展开，对比研究才能揭示其复杂性。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越界”
在这种“越界”呼声越来越高的“大气候”影响下，1991年，华裔美国的“四人帮”谭恩美、任璧莲、李健孙、雷祖威同时推出新作和处女作，引起美国文坛的巨大轰动，而华裔美国文学的主题内容也开始展现出崭新的诉求，形成了华裔美国文学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热闹景象。

在这一片杂音中，有一个声音是最响亮的——“越界”。

“越界的三个层面：
这里的“越界”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把握：族裔、文化身份的“越界”，华裔美国文学题材范围的“越界”，以及由于“新移民”的影响日盛所引起的华裔美国文学中国家认同和语言的“越界”。

1.族裔、文化身份的“越界”：
汤亭亭《女勇士》
1976年出版的《女勇士》中，汤亭亭通过女主人公之口曲折地表达出自己对于“地球人”身份的渴求：
“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妈妈。

如果我们和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我们就只属于整个地球了……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

”（Maxine Hong Kingston，1989:107 ）
汤亭亭《中国佬》
在《中国佬》中，她又再次质疑：“你为什么只想要一个国家？” (Maxine Hong Kingston1980:258)
我们不难看到汤亭亭的理想：要消解“他者”与“自我”的对立，要打破文化、种族的边界，要民族沟通、文化融合而不是种族对抗和文化冲突。

从这一点上看，汤亭亭可以说是发出了后来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孜孜以求的“世界主义”的先声。

2.题材范围的“越界”
二十世纪末期的华裔美国文学不仅存在任璧莲等华裔美国女作家在族裔、文化身份认同上面的“越界”现象，在题材范围的选择上也越来越走向杂化和多元，超越了“华裔美国”的范畴，走向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
《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 1991）是一个短篇小说集。

11个中、短篇故事里有四篇的人物不是华裔美国人，这可以说是华裔美国小说在90年代的一个新变：淡化华裔美国属性，开始关注美国人的普遍生存状态。

其中的《情感错位》、《爱的痛苦》、《遗产》三篇故事比较具有华裔美国文学的特色,突出表现了移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差异和代沟。

3.华裔美国语言边界和国家边界的“跨越”
在二十世纪末，华裔美国文学除了以上论及的族裔、文化、题材范围的“越界”之外，更有“新移民”文学的声誉日隆引起的华裔美国语言边界和国家边界的“跨越”：
“新移民”族群出现的历史背景
早在20世纪60年代，由台湾留学、移民美国的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等就曾经掀起了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文学高潮。

“留学生”主要涉及“怀乡”、“漂泊”等海外华文文学中常见的母题，作家们挚爱着中国文化，在远离故土之后，不断回望故土，孤独、失意充斥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历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之后终于进入了政治、经济的和平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门打开，出现了一波波的“留学热”、“移民热”，由此产生了庞大的“新移民”族群。

“新移民”族群的出现，催生了繁华茂盛、绚丽多姿的海外新移民文学。

这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新增长点，也是新世纪我们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点。

“新移民”作家特点
如果说前几代是由于饥荒、战乱、政治迫害或贫穷等原因被迫离乡背井，新移民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放逐。

前几代的移民体力劳动者居多，大多经历的是生存的艰难，而新移民大多数是由“留学”变成“学留”，文化程度较高，其中不乏国内噬需的人才。

他们的苦难，多是精神的苦难，其自我放逐的过程历经千辛万苦、精神的磨练大大多于寻根的感伤和物质生活的艰难。

这群作家在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语境中思考、写作，既反思东方文化传统，也不忘思考西方文化传统；既关注双重边缘语境中海外华裔的生存与抗争，也关心在种族、文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个人的的欲望和追求。

“新移民”作家的影响
“新移民作家”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影响日甚也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他们、研究他们。

严歌苓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多部作品被拍成了电影，而哈金（Jin Ha）的《等待》（Waiting，1999）则获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这一切，大大增强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声音，开拓了华裔美国文学的版图。

同为华人或华人的后裔，其作品深层的文化底蕴自有可以探讨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在跨文化、跨语言视角的对照下、华裔美国文学的母题研究将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

三.回归之旅
“老”作家“老”题材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1990年以来的华裔美国文学在多方面展示出以上所述的各种“越界”趋向，但也不乏表现华裔美国文学“传统主题”的作品。

比如谭恩美的《灶神之妻》、《灵感女孩》和《接骨师之女》，还有赵健秀的《唐老鸭》和《甘加丁之路》，徐宗雄的《美国人》（American Knees，1996）等，都是发表在1990年代之后，而这些作品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种族、文化和性别身份的书写，延续了华裔美国文学的传统。

“新”作家“老”题材
除了这些著名的“老”作家写传统题材之外，还出现了一批写“老”题材的“新”作家： 李健孙（China Boy, 1991），1994年出版了《荣誉与责任》（Honor and Duty, 1994） 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骨》（Bone，1993）
张岚（Lan Samantha Chang，1965-）《渴望》（Hunger：A Novella and Stories, 1998）伍慧明Fae Myenne Ng
《骨》（Bone）写的是旧金山的唐人街一个生养了三个女儿的华人移民家庭的故事:在唐人街作车衣女工的妈妈与作海员的爸爸关系紧张，二女儿安娜由于恋爱与父母产生矛盾，跳楼自杀，三女儿尼娜离家出走，逃到了纽约，只有大女儿莱娜奔走于父母、姊妹之间，成为弥合家庭创伤、维持家庭成员的纽带。

文化包容
《骨》同样关注的是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代沟、矛盾与痛苦。

但故事叙述者、大女儿莱娜回避了在中国和美国二者之间选其一（either…or）的立场，而是对二者都采取了包容、理解的态度。

对饱受美国强势文化歧视的父亲、母亲、祖父体现出关怀和同情，对完全接受美国文化、逃离唐人街的三妹、在中美文化冲突中不可自拔而自杀的二妹给予了理解。

一个新的华美文学典型
在华裔美国学者们看来，《骨》塑造了华裔美国第二代的新形象，她不同于汤亭亭的“女勇士”、赵健秀的“华埠牛仔”和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佬”，是一个“善于进行跨文化对话、富有同情心、办事能干的正面华裔典型——一个新的华美文学典型”。

四.结论：典型母题的重复再现
通观一百多年来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阶段及主题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有几个典型的华裔文学母题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重复的、浓墨重彩的“再现”：首先是“唐人街”，其次是“母与女”和“父与子”母题。

唐人街的再现在华裔美国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台湾的华裔美国研究者冯品佳所言，唐人街再现已经俨然成为“华美文学中的一个副类”，而“母与女”和“父与子”母题虽然在其他族裔文学中并不罕见，但基于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族裔经历，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呈现又殊为不同，所以有着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