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爱“观念及其本质

传统文化中“爱”的观念及其本质

人类与一般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是有思维、有情感的高等动物，只有人类能够表达源于情感而高于情感的“爱”。“爱”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主题。自古以来，人类文化对于“爱”有无数美好的描述，“爱”是生命追求的目标，是生命存在的理由，是生命存在的曙光。世界各民族对于“爱”的理解方式是不尽相同的，于是也产生了对爱的不同表达与实现方式。

从以上我所探讨的关于中西文化对比的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尊重人的个性发展，每个个体都处于“饱满”状态，因而西方文化中“爱”的观念主要地是与个体价值的实现有关，“爱”是激情燃烧的“火”。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与整体的和谐，重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秩序性与协调性，因而中国传统文化“爱”的观念不是建立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整体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范畴之上。“爱”是一种意境，含蓄而内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似乎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存在物；“爱”是“水”中望月，似有似无，可望而不可及。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当我们追思先人“爱”的踪迹，我们的内心却变得十分的沉重。越是觉得“爱”的美好，越是容易从历史的长河中读出“爱”的沉重、“爱”的沉郁，中国式的“爱”是那么了无生气，让人窒息——“爱”甚至是与血泪连在一起的！

“爱”是什么？“爱”究竟怎么了？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爱”面前感到那么沉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是从属于家庭、家族观念的。中华民族历来强调家族意识而淡化社会意识，家庭、家族的血缘关系是人们一切活动的中心。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爱”的观念都建立在家族意识之上。一切有利于家庭行为的都是值得赞扬的，反之，一切不利于家庭、家族的行为都是为人们所不齿的。实际上，中国式的“爱”完全从属于儒教的基本教义，其在国家的层面上，“爱”的最高代表就是对君主的“忠”；在家庭——家族观念中，“孝”代表着子女对父母的顺从；“节”代表着妻子对丈夫的服从；“义”具有封建道德准则的意义，这里主要指君臣之间或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的一种道德责任。所谓的“忠”、“孝”、“节”、“义”是中国式的“爱”的主要代表，它是一种道德概念上的爱，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意义上的崇拜，也是一种精神范畴上的义务——“爱”消失在繁琐礼仪范式之中。

中国式的“爱”所明确的主要内容是人们之间的占有关系。忠君思想强调的是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其发展的极致便是愚忠思想。不管封建皇帝是何种德行，是否是正常意义上的“人”，作为臣子，都要完全听命于皇帝安排。这种愚忠思想所代表的正是君对臣的占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中国的皇帝占有了国家、土地和人民，拥有了三宫六院，妃嫔成群，但中国的皇帝却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爱。皇权所拥有的泛滥了的占有欲，所代表的正是封建专制的万恶之源。在成群的美女中，皇帝却并没有那种“爱”的感觉，史书上鲜见皇帝们与她们之间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就是例证，反而让人觉得肮脏而又污秽。

“孝”是孔子仁学的根本，它所代表的正是父母对子女的占有关系，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以及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等说法，都是对子女的父母之“爱”提出的具体要求。在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关于这类“爱”的描述。子女为了尽孝，竟将自己身上的肉割下烹给父母吃，此种残忍的“爱”历来是受到褒扬的。

“节”代表的是夫对妻的占有关系，封建礼教对这种占有关系明确为所谓的“三从四德”，“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古西方，女性爱到了极大的尊重，“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前进”。而在中国古代，男人

与女人是赤裸裸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到了宋代以降，女人差不多沦为男人的玩物。女人裹小脚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证。女人裹脚据说是由南唐后主李煜引起来的。这位儒弱无能的皇帝,复国无望,成天却在那儿吟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的诗句，整日与妃子、宫女们混在一起。宫中妃子,争相向皇帝献媚。其中有一位妃子,别出心裁地把自已的脚用布缠起来,缠得很紧,一双脚看上去似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因为疼痛,又紧皱双眉,见了皇帝,勉强笑了起来,那李煜见了,真是又疼又怜,于是就特别地宠爱这位妃子,后来竟让她当了皇后。这事一出来,宫中所有的女子,全都学着她的样,也裹起小脚来。后来,凡寻找民间美女,均要看脚是不是小的。这样就造成了当时一种时尚,凡大脚女人就是难看的妇人。全国的女子,不得不也全裹起小脚来。后来的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也都推崇小脚,那些明主贤相,文人墨客,从王安石到曹雪芹,满腹经论,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女人裹脚需从幼年开始，能裹成三寸金莲的女人，从现代的话来说，那脚显然已成残疾。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千年多年女人裹脚的历史,正是代表着中国女人的血泪史。那些残疾了的女人，其实从中国男人那里所能得到的也只是残疾了的“爱”！

“义”代表的是中国人际比较普通的关系，其发展到极端也是一种占有关系。很多人明知不能去做、明明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但为了讲义气而去做了，结果落下身败名裂，甚至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道家思想中似乎是“爱”道——“爱”自然的，如果说老庄思想是“爱”自然的倒不如说顺从自然。老庄所鼓吹的“去欲”，不正是去“爱”吗？庄子之妻病死，好朋友惠施前去吊唁，见庄子盘腿坐地，鼓盆而歌。惠施于是责问庄子：“你与人家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养老持家，如今仙逝，你不但不忧伤反而还鼓盆而歌，简直是太过分了！”庄子说：“她刚去世之时，我也很是悲伤。可是我后来一想，她的生命本就起于无形；不仅无行，而本无气！而是阴阳交杂在冥茫之间，变而有气，气又变而有形，形又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这不正象春夏秋冬四时交替吗？如今她虽然死了，却是回归了生命的原本。死生犹如昼夜交错，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死生都是一气所化，人情不了解此理，故有悲乐之心。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那么忧伤呢？我应该为她归于生命的原本而高兴啊！否则我就是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了！”

封建礼教实质上就是“爱”的宗教，在忠孝节义的华丽外衣下，“爱”成了教化了的谎言。人们遭受了“爱”的奴役，被“爱”所摧残。男人对女人的“爱”，竟然到了从身体到心灵的铁筒式占有的地步。

中国式的“爱”是自私的，是不平等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有人说“爱”本身是自私的，但这种说法明显是把“爱”局限于“情爱”甚至是“性爱”的范围之内。中国式的“爱”是被政治与宗教决定的。“爱”并非是爱“人”的本身。也许，正是由于“爱”是命定的，被决定的，“爱”便成了一个不可以轻易说出口的字眼。

“爱”被占有并且被肢解了，“爱”成了家庭家族式纯粹的私爱。这就是中国式的“爱”的悲剧。

因为占有关系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人若不平等，“爱”缘何而来？于是，我不由得怀疑历史上的中国人是否真正地“爱”过？

当我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时，我的内心突然间震颤起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难道“爱”真的没有存在过吗？

“爱”显然是存在着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所拥有的“爱”更多的表现为家庭式的私有的爱。由于“爱”被局限在家族与家族之内的血缘关系之中，中国人失去了对“爱”的宏大思考，“爱”的冲动消解于琐碎的宗教仪式之中。你“爱”你的，我“爱”我的，你我之间没有共有的“爱”，“爱”不可以共享，“爱”没有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