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财政支出因素

影响财政支出合理规模的因素分析

（一）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分析

为探讨财政支出的合理规模，必须从分析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入手，参照前人的规范性分析并结合我国财政支出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寻求我国财政支出的最佳规模。归纳起来，经常影响财政规模的宏观因素有经济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三个方面。

1、经济性因素。经济性因素主要是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以及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前经济政策。根据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了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规模以及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支出规模的明显例证，是经济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总的情况是长期内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过程中。从经济性因素来看，经济改革之初曾导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滑，这是财政为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经济的稳定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加快了，但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建设新农村、大力发展教育卫生事业、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护生态环境等任务，这就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适度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因而财政收入的增长可能性和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必要性，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运行的主要矛盾。

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政局是否稳定；皮科克与威斯曼认为，当一国发生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财政支出规模必然会超常规地扩大，而且事后一般难以降到原来的水平。

二是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首先是与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模式有关，一般而言，倾向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一些，倾向于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则相对低一些，北欧各国由于政府包办高福利而导致财政支出规模最高。至于行政效率则涉及政府机构的设置问题，若一国的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费开支必然增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当前我国的关键还是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这里要抓好四个环节：

1）坚决实行政企分开。把政府不该管的事务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换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2）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加快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使行政审批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3）在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督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当前特别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应急机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力推进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设公共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4）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兼顾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

三是政府干预政策。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也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显然，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于通过财政等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具有不同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如通过政府管制和政府法令进行经济干预，并未发生政府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或收入再分配活动，即财政支出规模不变。

3、社会性因素。社会性因素包括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城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相应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失业和贫困救济、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镇化等支出的增长压力就大。比如我国在尚未实现工业化之前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来临，农村富余劳动力

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等。

（二）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微观因素

为了寻求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不仅要分析影响财政支出的宏观因素，而且要分析和控制影响财政支出的微观因素。福利经济学对财政支出增长的分析主要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它采用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将市场有效供给原理运用到政府公共物品的供应中，通过影响财政支出增长的变量，如公共物品的需求、公共物品的成本和价格、公共物品的质量、生产组织形式等，来分析和研究财政支出规模。

（三）政治决策程序

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财政是一种与政治联系最紧密的经济问题，因而政治决策必然是确定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财政支出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上升，达到一定阶段而相对稳定，但各经济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财政支出规模却高低不一的，同样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35%左右而英、法两国则高达50%左右。经济发达国家目前相对稳定的水平，主要是在几百年市场运行中与政府的磨合形成的，而各国水平的差异则是由各国的具体国情的不同所决定的，这个水平也就是适合该国的市场与政府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模式。可以说，没有一种精确的模型能够测算出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的最佳水平，除由市场运行自发形成这个主要因素外，无疑还含有政治决策的因素。至于达到相对稳定水平以后，不可能是绝对停止的，不同时期甚至每年都会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必然是由各国政府通过政治决策程序来决定的。正是因为政治决策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的密切关系，才出现了公共选择理论，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是将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应用到政治决策过程，深入研究政府决策程序和选举制度，寻求财政决策的最佳途径。

我国的特殊性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政府推动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换过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和形成的，因而政治决策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变化以及最终形成最佳的相对稳定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必须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制度，实行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形成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根据上述对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经济因素分析，可以建立财政支出的回归分析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对确定财政支出合理规模的政治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