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绣色彩文化解读

织绣色彩文化解读

摘要：传统织绣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织造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物品。织绣中的色彩艺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原始的风范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不仅保持原发性的色彩意义，而且冲击和震撼现代的视觉色彩与色彩文化；它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不仅体现了工艺美的一般本质特征，而且又显示了民族民间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探讨织绣色彩艺术的原生性和传统的艺术性对现代设计及纺、编、织、绣的色彩应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织锦刺绣设计色彩纹样

织绣是指织锦和刺绣。传统织绣是民间手工织绣技术水平最高的织物，是用彩色缕线编织刺绣而成的各种花纹的织品。织绣的多种属性，特别是色彩和纹样凝聚了民间的真情实感，呈现出绚丽的色彩之美、工艺技术之美，美化着人们平凡的生活。在物质文明范畴，织绣概括了人对材料、工具、科学技术的把握；在精神文明范畴，不仅体现了审美倾向，还反映出社会观念、文化思潮及深层的民族心理意识等等。作为民间手工艺的织绣，不断被民间所选择应用，是因为织绣是贴近民间个人身边、生活的织物，是表达心境、抚慰精神、传承文化、装饰衣物与环境的载体，她深深体现出民族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等功能，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具体表现。

一、织绣的形成与发展

传统织绣的产生伴随着民间生产生活的进步与织物的诞生，其发展是不断吸收了历代的织绣艺术精华，并融入了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与文化特征，使织绣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传统织造造型艺术之一。

织绣的形成与女红的故事有关。《南山经》言：“古时入水采珠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噬。”这说明，在衣没出现的时期，入水者皆绣身面，这时的“绣”是人类为了保护自己的赤身裸体不受伤害。清乾隆《吴县志》记：“断发文身为吴中风俗之始，仲雍来而人知礼义。”仲雍继位后，见刺刻图文于人体，很于心不忍，便召集人开部落会议，商议如何将礼仪之风引入吴地。此时，他的孙女女红在隔壁一针一线地为爷爷试做绣衣，经过七天七夜，一件刺饰着文身图案，层次分明、五彩缤纷的绣衣做成了。仲雍披上绣衣，十分惊喜，他发现绣衣不仅能遮体知礼仪，并且色彩缤呈、美丽大方，这种服饰就取代了当时的文身之俗。后人为纪念女红，就将这种锦绣针刺的工艺称为“女红”。

这就是说，古代原始人类很早懂得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开始时将颜色涂在身上，称“彰身”；进一步刺在身上，称“文身”；后来就画在衣服上，再发展成绣在服装上。自从有了纱线、纺织品、丝织品、染色技术，有了衣服，人们就开始在衣服上刺绣图腾或心有所想、眼有所见的各式纹样。

二、民间织绣的原生性

在民生生存生活中，织、绣、染形式有很多，且丰富。织绣的出现就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民间艺术，以传统的手工方式制作，与民生民俗活动密切结合，与生活密切相关。在一年中的四时八节等岁时节令、从出生到死亡的人生礼仪、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都有民间艺术织绣的陪伴。织绣作为民间手工工艺与生活的接近，使这类民艺保留了艺术发生时的特征，即原始艺术时期艺术与生产活动或生活情景的一体化的特征。织绣手工工艺从最初始女红的传说，也是农闲时的手工活，她们表现或传达的是身边的自然景物、狩猎捕鱼刀耕火种的生产活动、男耕女织喜庆丰收生活情景、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的民俗事件和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民间传说等内容。作为手工技术而产生的织绣最初是一种“自娱自乐型”的文化，“它立足于民生生产、生活的具体背景，以一种通俗活泼的形式，所自发创造出来的用以娱乐民众自我的文化形态”。因为，没有文字的民族是运用织、染、绣的绘画功能，用花纹图案来描绘原始图腾、记述历史神话、再现风情民俗、寄寓精神向往的。无论是手工织锦，还是手工刺绣，凝聚在原始工具里的实用内涵和精神内涵既确立了织绣的初始形态，一种手工式、娱乐民众自我的文化形态。同时，它们具有自发性、传承性的特征。

传承性首先体现为一种言传身教，女红、绣工都是师傅带徒弟或祖母带孙女世代传承，其次体现在口口相传、口传身授的方法代代相传。因此，这类由民间创造的、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之中，其原生性表现在是一种来自社会内

部底层的、由平民自发创造的文化形式，同时还是一种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保留了较多传统色彩的文化。

三、织绣色彩文化性与艺术性

中国民间刺绣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是祈福、纳吉与伦理教化，涵盖了民间百姓所有的美好愿望。织绣品承载着民间厚重的民俗意识、民间文化与民族精神，具有实用性、娱乐性和审美性的共同特征。

从功能上看，织绣包括了侧重欣赏性和精神愉悦的民间作品，也包括了侧重实用性和使用功能的装饰品，其题材和内容充分反映了民间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要的造型饱满粗犷、色彩鲜明浓郁，既美观实用，又具有求吉纳祥、趋利避害的精神功能。

织绣是民间文化发展的产物，是由于它与民间的文化行为息息相关。从西周初到春秋中叶的一部《诗经》中的《豳风·七月》里，就能窥见一斑了。《豳风·七月》中再现了织绣的画面：“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诗的意思为：八月里就要开始纺麻了，把纺的线染成玄色和黄色，用那最漂亮的朱红色给公子做衣裳。再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五彩备，谓之绣。”虞舜时曾有巧匠“工于刺绣山川神坻”。从1974 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井姬墓中发现的织绣残迹，到在新疆民丰、河北五鹿充、长沙马王堆、蒙古等地发现的织绣残迹，特别是马王堆出土的十分丰富的织绣，从著名的张率《绣赋》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对其刺绣之美的感悟：“寻造物之巧妙，固饰化于百工，嗟莫先于黼绣。自帝虞而观风，杂藻

火与粉米，郁山龙与华虫。若夫关其缔缀，与其依仿，龟龙为文，神仙成像。总五色而极思，借罗纨而发想。具万物之有状，尽众化之为行。既锦华而稠彩，亦密照而疏明。若春湿之杨花，似秋汉之辉星。已间红而韵紫，亦表元而裹素。间绿竹与蘅杜，杂青松与芳树。”说明织绣艺术是源远流长和最初娱乐自我的一种文化形态。《周易系辞》有“立像以尽意”，即形象要情意统合，进入明事达理、喻象到情的境界，而刺绣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绝佳手段。织绣中的许多吉祥图案有着很深刻的内涵。譬如：“吉祥”意谓美好，而刺绣作为文化的形态，自然更多地表现这些文化内容和人文心理。我们常看到“喜上眉梢”图形，即用喜鹊与梅花结合成图案；“喜相逢”用两两相对的喜鹊结成图案；还有“寿居耄耋（猫蝶）图案”、“欢（獾）天喜地”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祈求吉祥的一种文化心理。民间织绣对色彩的应用可以说是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编织缝纫与石玉、制陶工艺一样，显示出民间工艺重视实用和审美相统一的造物思想和设计意匠，织绣中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鲜明地显示了工匠把握材料性能和制作工艺的能力，以及对形式美法则的认识和运用。如早在周代已有“画绣之工共其职也”的说法。在当时既有绣画并用，也有先绣纹形后填彩做法。《虞书·益稷》篇中记有：“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里所说的用五彩色施于衣裳上，即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很有特点了。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描写华贵马车车盖车幔“龙衔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