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对翻译研究影响

“互文性”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摘要：一切文本皆为互文本，一切文本都与它以前的以及和它同时存在的其他文本有互文关系，后人对前人的解读反过来构成并不断地构成前人文本的一部分，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处于与其他许许多多作品的无限关联之中。

因此，在翻译中，”互文性”意味着翻译文本中没有一个意义的真理期待被一劳永逸地发现和揭示，意味着译本对原作的延续和创造，意味着读者解读的无限性和翻译的多元性。

关键词：翻译；互文性；跨文化
一、”互文性”的提出及概念
“互文性”这一概念是法国文论家克利斯特瓦于1969年首先提出来的。

”互文性”指的是语篇生成过程中各种语料相互交叉、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复杂的、异质的特性。

首先，就文本的关联属性而言, 任何文本都不可能作为单独的个体而存在, 它存在于自己与他文本的关系之中。

其次，就文本的构成特性而言，文本就是异质之文的共存兼容与错综相交。

作为漂浮的能指而在不同文本之间流动着的那些话语成分, 诸如典故、语词、句子等等, 导致文本形成”文中有文”的现象, 文本因此成为用过去语言所完成的’新织体’。

最后，就文本的生成方式而言，文本来自模仿、改造与转换。

莎士比亚的名剧《王子复仇记》中王子哈姆雷特(hamlet)在得知他叔叔暗杀了他父亲，篡夺了王位并霸占他母亲为妻后那句痛不欲生的内心独白就一再受到戏仿。

二、”互文性”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1、译者的三种角色
译者不仅仅只是翻译一部作品，由于“互文性”的存在文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部作品肯定存在着对于其他作品的涉及，不同的人对于作品还有不同的理解。

这就对译者的多重身份进行了挑战。

译者有着特殊的身份,因为他扮演了三种角色：读者，阐释者和作者。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待译作品的读者。

其次，他又是一个阐释者，因为翻译出来的文字是基于他的理解之上的。

最后，他又扮演了作者的角色,因为译文只有通过他才能得到完成。

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完成三个步骤,即改写、完成和阐释。

例如：seated with stuart and brent tarleton in the cool shade of the porch of tara, her father’s plantation, that bright april afternoon of1861, she made a pretty picture.
一八六一年四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小姐在陶乐垦植场的住宅,陪着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一个叫汤司徒,一个叫汤伯伦,坐在一个阴凉的走廊里。

这时春意正浓，景物如绣，她也显得特别的别致。

--傅译
1961年4月,有一天下午阳光明媚，她在父亲的塔拉庄园宅前门廊的阴处，同塔尔顿家两兄弟斯图拉和布伦特坐在一起，那模样真宛如画中人。

--陈译
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基本的互文标记在两个译文中都得到了体
现。

然而,两位译者在翻译原文时体现出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是对于姓名和地名的译法问题。

傅译采用了”归化”法,即姓名和地名的译法都采用中国化表达法,如姓汤,乍一看以为是中国人；而陈译采用的却是”异化”法，即保留外国名字的本来发音，译为”斯图拉”和”布伦特”。

这说明两位译者在文化转移上存在着意见的分歧-赞同”归化”还是”异化”。

这和改写、完成、阐释过程中译者的主观性问题有关。

2、文本意义翻译的区别性
在翻译理论的深化发展过程中,意义是一个饱受关注的要素，对等传输意义被视为是评价好译文的标准。

传统结构主义认为意义是固定的，稳定的。

比如，根茨勒(gentzler)指出不同的读者读同一文本会获得统一的意义。

然而，互文性理论却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

换句话说，由于任何文本都是另一既存文本的重铸，这些文本网络的互动过程中就会生成意义。

忽略”互文性”。

也就是说,要想正确理解一个文本，我们必须求助于另一文本来澄清、证明、修正原文中在的问题。

3、跨文化的翻译
跨文化互文指“互文性”的跨文化指涉。

由于翻译过程是不同文化文本间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在源语文化中互文文本为源语读者所心神领会，因为他们具备必需的背景知识或文化语用预设，而这种互文文本直译成目的语会对不具备这种文化预设或期待视野的译语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或误解。

因
此，在翻译时,文化隔膜要求译者应根据不同情况增添必要的预设信息，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要求。

尤金·奈达指出”然而,语言和文化并不真的那么不同。

(它们)有许多的共同性”，这就为可译性提供了理论前提。

然而，两种语言间的差别是现实存在的，在意义传输的过程中，跨文化互文也应该考虑在内。

例如，英语谚语中有这样一句”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is sure to appear”。

”devil”(“魔鬼”)在英语中有特殊的文化隐喻，但中国读者可能对此文化标志不太熟悉。

所以，我们在翻译时不能直译成”说魔鬼,魔鬼到”，而可以换成大家都熟知的”说曹操,曹操到”。

尽管改动了原文的本义，但事实上，后一句才真正做到了功能对等。

又如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

“others can stay for a few months,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s and making friends; this may be called dismounting to look at the flowers.”
对任何汉语读者而言,”下马看花”与”走马看花”之间的互文关系是再明显不过了，而译语读者却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原文的形象在译文中的保留会使译文读者一头雾水，无法与此句所表达的语义联系起来,文化语用预设的缺乏使译文读者无法深入到此习语所表达的引申义中去。

为避免误解,译者只好诉诸于文内或文外注释，如“gain a thorough under standing through careful
observation or in a down-to-ear way.”显然,这种译文虽然保留了原文语义，但在文体效果、文化内涵的传递等方面都不尽人意，可谓损失多多。

原文互文成语的运用是为了达到机巧、凝炼、含蓄、蕴含丰富等多重审美效果，而在译文中这一切却不复存在，解释使之成了冗赘的大白话，另外，在译语读者的心理上也造成一种负担或产生一种负面作用，因为解释性翻译的确说明了译语读者的理解水平和知识结构缺损这一事实。

因此，译者能够再现原文的语义，却不能再现原文所具有的互文风格特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三、结语
翻译是再创造其他文本的特殊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需要时间的，但是随着计算机理论技术的发展，人们创造出许多翻译的软件，有的翻译软件的错误率已经相当低了，这就引发了人们的争论：究竟译者的翻译是否必要？我认为”互文性”最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

翻译的过程是一种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改写文本的过程。

然而,翻译是一种和其他任何改写都不同的特殊的改写。

由于文字也包含了文化的积淀,因此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它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和艺术的再创造。

这需要译者具有广博的语言文化知识，通过大量阅读和实践积累增强这种敏感性。

因此，翻译可谓永无止境,译者应不懈地努力，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和读者需求挖掘作品更深、更多的语义内涵与信息。

参考文献：
[1]newmark, p. 翻译问题探讨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10
[2]刘云虹.论文学翻译批评的多元功能.中国翻译,2002
[3]殷企平.谈”互文性”.外国文学评论,1994
[4]张培基译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马文飏（1981-），男，哈尔滨理工大学远东学院，英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