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

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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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光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农场(户)排挤小农场(户)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的科学论断没有过时,所谓“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国自进入清代中叶以后,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维生型小农经济”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衰亡。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产权虚置”和“集体成员权平等”的平分机制,使明清以后出现“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趋势更加凸现,造成了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土地报酬递减和边际收益下降。

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已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关键词:小农经济;现代小农制;要素集中;技术密集;社会化服务
一、关于小农经济理论的百年争论
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无论是在斯密的自由经济论中,还是在李嘉图的国民分配论中,都是没有小自耕农经济的历史地位的,农民小生产者必将被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所吞没。

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

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

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

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

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
是一种不幸”①。

恩格斯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
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

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
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②。

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却提出:“用不着有丝毫怀疑,农业的每一部门在中小生产内就如同在大生产内一样可以同样合理地经营,而且甚至和工业的发展相反,农业中集约耕作就使小经营较大经营有极大的优越性。

在农业的发展中并没有走向大生产的倾向,恰恰相反,在农业发展的范围以内大生产并不常是较高的生产形式”。

他们由此断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对于工业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农业的发展就不
然”
③。

于是,在德国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小农制历史地位的大论战。

争论中留存下来的最宝贵、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著作,当推考茨基的《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社会民主党在1905——
59— 张新光: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
3①②③本文是国家行政学院委托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7DF W T007)
马克思1资本论(第3卷)1人民出版社,1998:910
恩格斯1法德农民问题[A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人民出版社,1995:485～501
【德】卡儿・考茨基1土地问题1三联书店,1955:14～15
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考茨基认为:“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就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

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

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
之前停止下来”①。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生产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而这
种依赖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

列宁根据当时的俄国、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新材料,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严厉批判了现代土地问题著作界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大卫、亨利希・普多尔、吉姆美尔等人关于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理论”。

他指出:“丹麦也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农业的基础是大中资本主义农业。

超过40公顷土地的大资本主义业主仅占1017%,但却集中了6216%的土地和将近一半的畜牧。

所谓‘农民国家’和‘小农经营水平’的论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是各种有学衔或没有学衔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事实的
歪曲”②;而美国“从1900年到1910年这10年间,农村人口从5915%下降到5317%,自耕农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产权人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减少,大多数的农场主都更加陷于破产境地,通过抵押而落入金融资本的魔掌。

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

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
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③。

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前者以“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为标本,普遍实行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大集体农业生产方式;后者则以“美国式道路”为样板,逐步实现了高度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

这样就使过去曾经拥有小块土地耕作而“自食其力的独立小农”似乎一下子在地球上消失了。

然而,当代西方一些学者仍对“落后地区”和“传统经济”中的“农民经济行为”极为关注,他们选取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小农经济进行实证研究,形成了五大基本农户经济理论: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舒尔茨和波普金的“理性小农”理论、吉尔兹和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理论、斯科特和利普顿的“风险厌恶”理论、巴纳姆和斯奎尔的“小农场经营模型”理论等。

上述理论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重于分析“家庭劳动农场”的性质,过分强调农户经济行为所遵循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逻辑,主张小农经济行为不能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学说来解释④。

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小农制再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引发了关于现代小农制历史地位的新一轮论争。

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和列宁之所以未能预测到当今世界各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实际进程,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理解生物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生物生产过程对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潜在贡献。

关于资本主义农业中大生产优于小生产、雇佣劳动农场优于家庭自耕农场的论述,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悖论———未来的农业组织形式并非是农场的横向合并导致工厂式经营的大生产,而是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公司加农户或各种农业合作社实现生
产的纵向一体化,通过这些纽带可以使小自耕农场参与到国际大市场,融入到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去”⑤。

为了解释小农经济的顽强生命力,有的学者提出了“资本对农业征服而不占领”之说,还提出了当代世界
经济发展的“小农战略”或“单峰战略”(uni m odal strategy )以区别于资本主义大农场占统治地位的“双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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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08年第4期
①②③④⑤【德】卡儿・考茨基1土地问题1三联书店,1955:12
列　宁1列宁全集(第5卷)1人民出版社,1990:238
列　宁1列宁全集(第27卷)1人民出版社,1990:189～236
郑杭生,汪　雁1农户经济理论再议1学海,2005(3)
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1农业农民问题与新农村建设1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6:232
略”(bi -modal strategy )”①。

凡此种种都把直接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的
科学论断,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学者古德曼指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仍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农地问题’;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著述就所观察到的诸结构进程展开的讨论,仍
然在影响着对当代农业结构变化的解释”②。

事实胜于雄辩。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农场(户)排挤小农场(户)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所谓“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比如从1935年到2005年的70年间,美国农场总数由68114万个减少到不足200万个,每个农场平均规模由191英亩增加到435英亩,扩大了12717%,每个农场平均拥有固定资产价值由十几美元增加到60多万美元,年产值在10万美元以下的小型农场虽占85%,但其农业产值仅占1114%,而年产值在10～50万美元之间的中型农场仅占l113%,农业产值占到了2619%,年产值在5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农场只占农场总数的313%,农业产值占到了6119%③。

从1970年到2004年的30余年间,丹麦农场总数从20万个减少到45624个,每个农场平均规模由十几公顷扩大到近60公顷,目前仅剩下1813万户农民,农业劳动力只有618万人。

预计在未来的10～15年,丹麦农场平均规模仍将再扩大一倍以上④。

最近二三十年间,荷兰家庭农场由1815万个减少到215万个,以年均418%的速度递减,每个农场平均规模从16公顷扩大到2215公顷,农户总数仅剩下816万个,农业从业人员12万人,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15%。

据荷兰农业部预测,在未来的10～15年内仍将有40%的小农户被淘汰出局⑤。

日本政府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的首要目标就是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促进耕地集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务农者收入,建立一种以“自立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结构。

从1963年到2000年的37年间,日本农户总数由575万户减少到312万户,农业就业者人数由7616%下降到212%。

这一时期日本的人均耕地虽由010633公顷减少到010374公顷,下降了40%以上,但其单位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却呈上升趋势,由012060公顷/人上升到110870公顷/人,接近1961年的5倍⑥。

尽管这样,目前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是比较低的,大概是美国的1/8、欧洲的1/4。

因此,“现在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农业发展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把农业资源尽量集中到具有经营积极性和经营能力的少数农民手中,发展自立型专业农户;另一条是把农地继续留在仅仅为了保全财产的虚假农民的手中,放任农业的自然衰退。

何去何从,将取决于日本政府今后的农业政策选择。

但必须明确的是,今天的
维持现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明天的农业衰退”⑦。

可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扩大适度规模经
营,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集约化、信息化,才能提高农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品牌意识,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

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
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⑧。

但时至今日,在我国13亿人口中仍有9149亿农民和216亿多个小农户
分散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其中包括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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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张新光: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董正华1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1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David Goodman,et al 1Fr om Peasant t o Pr oletarian,Cap italist Devel opment and Agricultural Transiti ons[M ]1London:B lackwell Publisher,1981:1
刘志雄,卢向虎,沈　琼1美国农场变迁及其给我们的启示1调研世界,2005(4)
亓学太1丹麦农业的历史变迁:实践及启示1中国农村经济,2006(2)
吴　坚1变迁中的荷兰农业及其启示1农业展望,2006(6)
于伯华1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耕地面积变化及其启示1资源科学,2007(5)
【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1农业经济论1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310
毛泽东1毛泽东选集(第3卷)1人民出版社,1991:934
儿人口。

尤其是目前农村尚缺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始终强调“一亩三分地”式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认为“它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取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

国内学术界对于这种“不死的小农经济”的认识虽有分歧,但占据主流的理论观点与“官方语言”是一致的。

比如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了所谓“社会化小农理论”,试图引入新的分析范式来解释“小农”与“社会化”互相兼容的现象。

他们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农户这个社会细胞正在发生迅速的裂变,农民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社会化小农’的新阶段。

但它在为农户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压力,也使农民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更加不稳定、风险更大、更不具有确定性、更具挑战性的社会之中。

这样就使‘小农’与‘社会化’作为两极始终存在三大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其一,生产条件的外部化与自我生产能力弱小的矛盾;其二,生活消费的无限扩张与满足需要能力有限的矛盾;其三,交往范围
的不断扩大与集体行动能力不强的矛盾”①。

可见,这种以“货币伦理”为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社会化小
农”理论,自提出之日起就陷入了由倡导者自身设计的“理论陷阱”,并不具有理论上的解释力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因此,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小农经济现象,必须首先搞清楚“小农”的概念,尤其是对“自给自足型的传统小农经济”与“营利型的现代家庭农场制”要严格地加以区别。

恩格斯曾经提出:“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
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②。

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有
关“小农经济形态”的一个最完整、最严密、最准确的科学界定,显示出了富有弹性的理论解释力和时代包容性。

根据农业科技史专家的研究,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水平所对应不同的耕作模式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在渔猎、采集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只能养活2人;进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能养活50人;进入连续种植的农业文明阶段,每500公顷土地可养活1000人;而在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阶段,每500公顷土地供养人口则猛增至5000人。

正如列宁指出:“‘小’生产———如果仍然按照惯例,根据土地面积把它算作小生产的话———按其投入土地的资本数量来说却是‘大’生产。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所有正在以集约农业代替粗放农业的国家的典型现象。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如果忽视农业的这个典型的、本质的、根本的特点,就
会犯小农业崇拜者常犯的错误”③。

比如,荷兰大力发展以温室技术工程为代表的现代设施农业,使园艺
作物基本上摆脱了自然条件的影响,1公顷温室的产出水平已经可以超过100公顷大田作物生产的产出规模,荷兰的农业人口不足世界的0102%,耕地面积不到世界的0107%,但其出口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市
场份额的9%。

因此,荷兰农业经济学家通常采用“农业结构理论”
(指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生产各部门和各部门内部的关系比例以及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来解释“创造了世界奇迹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认为“从农场(户)的层面来考察,荷兰过去的小农也追求自给自足;但随着社会分工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文化的昌明、科技的繁荣、交通条件的改进、商品经济的发育、资金的积累,小农户逐步转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再进一步发展成为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者,最终演变成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现代化大农场,并组织成农工商综
合体”④。

事实上,中国最早推行小型家庭农场制的典型形态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至于是否拥有土地私有权皆然。

比如战国初期的魏国贤相李悝曾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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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08年第4期
①②③④徐　勇,邓大才1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新视角1学术月刊,2006(7)
恩格斯1法德农民问题[A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人民出版社,1995:486
列　宁1列宁全集(第27卷)1人民出版社,1990:176
厉为民1论“农业结构”———国际经验给我们的启示1学习与实践,2007(2)
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①。

西汉文帝时期的晁错也说过:“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②。

当然,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小
自耕农家庭实际的土地面积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并且在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

比如,“汉代的一个五口之家,南方人均垦田23小亩,亩产量1137石,总产量32石;中部人均垦
田30小亩,亩产量115石,总产量45石;西北部屯田卒人均垦田74小亩,亩产量014石,总产量29石”③。

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情况大体是一致的,汉唐时期至明清之际的1800年间,中国历代官方记录的总人口大体保持在6000万人上下,耕地面积大体保持在8亿亩左右,人地比率基本保持在8亩/人左右④。

这一时期的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突破,但以高劳动投入和节约耕地型的精耕细作农业却维持了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经济”。

比如在西汉、唐朝、宋朝、明朝等几个主要朝代,中国粮食总产量分别达到29517亿公斤、332135亿公斤、60215亿公斤、72615亿公斤,粮食平均亩产分别达到132公斤、167公斤、15415公斤、173公斤,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达到167015公斤/人、213015公斤/人、1931公斤/人、1863公斤/人⑤。

西奥多・舒尔茨指出:“中国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其效率是很高的。

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现象,小农作为‘理性经济人’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
家”⑥。

但自进入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衰亡。

到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中国人口已增至1177亿人,嘉庆五年(1800年)增至2195亿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增至413亿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增至5亿人,使人地比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从1776年的317亩/人减少到1933年的2194亩/人),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明朝时期的1863公斤/人下降至清朝中叶的1047公斤/人)。

仅就人均占有原粮的数量分析,战国时期为46015公斤/人,秦汉时期为48115公斤/人,唐朝为628公斤/人,宋朝为57915公斤/人,清中叶为314公斤/人,而到20世纪上半期已经跌入低谷(1947年仅为20815公斤/人),这是战国以来最坏的状况⑦。

总的看,“在1350年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了一个高土地产出率与低劳动生产率并存的‘均衡陷阱’。

这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社会经济背景,同时也是造成19～20世纪国内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主要
经济根源”⑧。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总人口由1949年的5148亿人猛增至2006年末的13114亿人,增加了近8亿,耕地从1957年的23134亿亩减少到2006年末的18127亿亩,减少了近5亿亩,这样就使人地比率由1953年的3196亩/人下降至2006年末的1139亩/人。

而目前全国有14个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其中有660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经低于联合国018亩/人的警戒线。

预计今后20～30年,全国仅城镇居民住房用地和工业建设用地就需占用耕地8000万亩左右,人增地减的趋势将难以逆转,下一步如何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个大难题。

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隐含着“产权虚置”和“集体成员权平等”的平分机制,促使明清以后出现“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趋势更加凸现,结果造成了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土地报酬递减和边际收益下降。

比如在1952年,我国农作物复种指数已经提高至13019%,到1957年进一步提高至14016%,而在1976年至1978年间创下了151%的最高历史记录,粮食单产由5616公斤/亩提高到17611公斤/亩,农业总产出增—
99— 张新光:关于小农经济的理论争论与现实发展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司马迁1史记(标点本)卷二十四・食货志1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班　固1汉书(标点本)卷二十四・食货志1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黄今言,温乐平1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1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3)
朱国宏1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1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96
吴　慧1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195
【美】西奥多・舒尔茨1改造传统农业1商务印书馆,1987:37
吴　慧1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216
【美】西奥多・舒尔茨1改造传统农业1商务印书馆,1987:301
加了3倍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却几乎全然没有改进。

直到1978年,全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多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进口大批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

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仅为1000公斤左右,平均一个农业人口提供商品粮只有7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07公斤,几乎和1956年一样多。

有将近1/4的生产队社员全年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还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这说明了在中国特定的人地关系下改造传统农业虽然必要但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还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技术进步条件、人力资本形成、工业化发展等等。

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组织变革、制度创新虽能在形式上改造农业中的土地分散经营形式,但却不可能真正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

特别是近30年来,我们在农村实行土地“大包干”虽然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耕地之外的国土资源(主要包括4217亿亩林地、60亿亩草原、42亿亩大陆架渔场等)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权责不清、主体不明、利用不够、经营粗放的状态,这已严重制约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增收的步伐。

而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微观组织结构已经被锁定在超小规模经营的低水平运行,切断了土地与资本、技术、人才等新的生产要素“市场联姻”,严重阻碍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造成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新事物总在产生,但总也长不大”。

正如恩格斯指出:“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

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时我们可就太糟了。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
的费用节省9/10。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①。

邓小平早在20世纪90年
代也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

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
的过程”②。

总的看,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仍将取决于如何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通过法律制度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财产权,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黄宗智最近提出:“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

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国家政府若能适当投资于农业和扶持农业,并通过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包括定期的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比例,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可以在近10
年间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25年间缓解”③。

这也是国内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必须
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作者单位: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信阳,464000)
责任编辑:李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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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08年第4期
①②③恩格斯1法德农民问题[A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人民出版社,1995:500～501
邓小平1邓小平文选(第3卷)1人民出版社,1993:355
黄宗智1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1中国社会科学,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