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偶奇遇记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儿童文学作业

结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分析《木偶奇遇记》的民族性与世

界性

创作背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从民族的角度看，《木偶奇遇记》受到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真实主义”思潮影响，是专为意大利儿童所创作的童话故事。

《木偶奇遇记》（Le avventure di Pinocchio）创作于1881年，最早发表在《儿童日报》上，它的作者，是意大利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科洛迪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这对他的生活和创作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他早期积极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并志愿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随后他参与出版讽刺杂志《路灯》和《斗争》，写短篇小说、随笔、评论，对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进行讽刺，同情穷人，卫护民主和民族艺术。他在一八七五年翻译发表了《仙女的故事——法国贝洛等人的童话集》，开始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他的创作受到意大利“真实主义”的影响，真实主义作家把目光投向当时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以贫苦农民或城市平民为主人公，展现他们的悲苦境遇，《木偶奇遇记》中的小木偶，就是典型的“平民的孩子”通过他的一系列遭遇，展现了19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社会风貌。

科洛迪最初编写《一个木偶的故事》（连载第二年改名为《木偶奇遇记》）是为了偿还债务，他甚至在给《儿童日报》的社长菲尔迪南多·马尔提尼的附言中这样提到：“我寄给你的这些材料，只不过是幼稚可笑的小玩意儿罢了。你可随意处理，如要采用，我可继续写下去。”而没有料到的是“这幼稚可笑的小玩意儿”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从一八八一年七月七日起在《儿童报》上分期连载，一直到一八八三年才连载完毕。中间科洛迪一度想停止连载，却被读者“不满”的信件所淹没。与此同时，读者的热情也极大的鼓舞了作者，科洛迪创造出了各种生动活泼的形象和新奇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完全是为意大利的儿童所创作的。在意大利民间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无数家庭往往拿书里的一些情节教育自己的孩子，说谁要是不好好学习，就会像皮诺曹（Pinocchio）那样长出驴耳朵，谁要是撒谎，就会像皮诺曹那样生出又尖又长的鼻子。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木偶奇遇记》是世界儿童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儿童文学经历了古典意义时期那些不自觉的创作后（如民间故事，经典成人文学，古典文学作品，非专为儿童创作的儿童读物，具有文学色彩的蒙养读物），终于在各种因素的催生下，在1840-1945百余年间内自立门户，以安徒生的童话创作为标志，形成了独立的文学分支。并诞生了19世纪三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儿童文学巨擘——安徒生，科洛迪，马克·吐温。

科洛迪的童话创作，将童话从描绘贵族王孙的传统童话转向描绘普通下层平民的现代童话。尤其是《木偶奇遇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的反响，从发表之日起至今的一百多年间，单在意大利就有十三万五千个正式版本问世，行销千千万万册。这部书超越了时代和国界的限制，被译成二百多种文字和方言，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儿童读物之一。这部书与意大利另一位作家德·阿米琪斯的儿童教育名著《爱的教育》交相辉映，给意大利和作者本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艺术特色上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题材内容上，木偶奇遇记多采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意大利民间故事和假面具，木偶戏等民间传统艺术形式，反映了19世纪意大利的社会风貌，同时，《木偶奇遇记》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现代童话，它突破了传统教育童话的训导模式，实现了娱乐性与教育性，启迪性与娱乐性的完美统一。

文中第十章就生动的描写了西西里木偶剧的表演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是多么受欢迎，台上站着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正吵得不可开交，接着就是那老一套，他们不断地你威吓我我威吓你，说要请对方吃耳光和吃棍子。台下的观众聚精会神，听着这两个木偶吵架，哈哈大笑，两个木偶做着手势，互相辱骂，活灵活现，就像两个有理性的动物，咱们这世界的两个人。（任溶溶译《木偶奇遇记》，下同）小木偶经不起诱惑，竟然将爸爸用上衣换来的课本转卖掉，去买戏院的门票。

《木偶奇遇记》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童话，不是通过生硬的教条，而是通过小木偶数遇险的经历，自然而然的教育了孩子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一出生，就淘气的把爸爸弄进了监狱，自己却饿的咕咕叫，“会说话的蟋蟀说得对，我错就错在不听爸爸的话，逃出了屋子……我爸爸要是在这儿，这会儿我就不会一个劲儿打哈欠，人都要打死了！唉哟！肚子饿多难受啊！”小木偶的遭遇，无疑会给孩子一个警钟，告诉他们不应该不听父母的话，到处乱跑。

文中小木偶经历了5次奇遇和多次危难。小木偶的每次奇遇，都可以看作了他成长的历程，在他不断的淘气，不断的闯祸后，总是能得到一些经验教训，于是在最后，当他变成人类时，他回想起以前的自己，“当我是个木偶的时候，我是多么滑稽可笑啊！”

人物塑造上，风格化的现代童话形成的突破口就在于对童话人物形象塑造的革命，由类型化的模式向个性化塑造的发展。《木偶奇遇记》正不同于传统童话，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非类型化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小木偶皮诺曹，他的形象取材于意大利民间西西里木偶剧中的木偶形象，他是个穿着着花纸做的衣裳，树皮做的鞋，面包心做的帽子的滑稽木偶形象。但他同时也是个有着真实儿童情感特色的顽童。

他厌恶上学读书,喜欢调皮捣蛋"我明天天不亮，一准就离开这里，我要是呆在这里，就逃不出所有孩子都会遇到的事情：把我送去上学，不是软骗就是硬来，逼着我读书。跟您说句心里话，我一点

不想读书，我更爱追蝴蝶，爬树掏鸟窝。”同时又挑嘴挑食，当爸爸把自己的早餐让给他吃的时候，他又那么说“我永远不吃不削皮的水果，水果皮我受不了。”而当他的小朋友花衣小丑要被烧掉时，他又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那么，”皮诺乔大叫一声，站了起来，扔掉头上的面包心帽子，“那么，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来吧，守卫先生们！把我捆起来扔到火里去，不行，让可怜的花衣小丑，我的真正朋友，替我去死是不公道的！”

从小木偶的这些行为上，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真实的儿童，一个世界意义上的具有文学典型性的鲜活的儿童形象。他娇气任性，贪玩淘气，又天真善良，真诚侠义。他是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形象。在他之前，童话的主人公大多代表这善良正义的脸谱化形象，而皮诺曹，这个聚集了孩子种种天性的形象，开拓了童话主人公描写的新方向，对于20世纪林格伦创造极富人性，个性鲜明的顽童形象，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科洛迪还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劝导者的形象，如第四章中，那只会说话的蟋蟀的警告“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任意离开家，到头来决不会有好结果！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倒霉，迟早会后悔的”再比如第十九章中那只大鹦鹉所说的，"我确信，要正直地挣到一点钱，必须懂得用自己的手劳动，或者用自己的头脑思索。”这与传统的，教条式的说教不同，通过小木偶做了坏事，得了坏的报应，自己的醒悟或者别人的提醒之下，自然而然的理会了道理。那些教导小木偶的形象，无不是可爱的，卡通的，神幻的生灵，符合了孩子爱幻想的特色，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懂得了许多。

同时，科洛迪还将成人写进了童话，他笔下的成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贫穷善良直爽的爸爸“杰佩托”，只要一打喷嚏就心软的木偶戏班班主，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小木偶扔进监狱的法官，和买了小木偶变驴后的马戏班主。这些形象，也极其生动，他们有好有坏，有正有恶，他们并没有从正面意义上教导小木偶，却间接的促使小木偶的成长。这些大人，多是平民形象，他们的言语行为也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相符合，真实的反映了19世纪意大利的下层社会。

象征意义的场景，科洛迪创造了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如“捉傻瓜城”中，小木偶被偷盗，却被关进监狱，只有承认自己是贼，才能出狱。这么个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城市。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那帮表面上正义凛然，实际却腐化愚蠢的政府员工。再如“勤劳蜜蜂国”街上都是有事情跑来跑去的人。他们全都干活，全都有事做。打起灯笼也找不到一个懒汉和二流子。正如他爸爸对他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帮助和同情的真正穷人，只有由于年老和生病，没有办法再用自己的手劳动去挣得面包的人。其他的人都应当劳动，不劳动而挨饿，就是自讨苦吃。”在这里，小木偶学会了依靠劳动来赚取报酬。还有“玩儿国”那里的孩子不学习，一天到晚玩，最终，却变成了任人宰割的驴子，这也是极富象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