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琢玉工艺的发展

第三节、制玉工艺的发展
一、东周时期玉器概述
玉器雕琢是东周时期重要的手工行业。

东周玉器承袭商殷、西周的传统，制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方向发展。

经历春秋早、中期的过渡，至春秋、战国之际，制玉技术有长足的进步。

战国时期玉器种类丰富多样，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繁缛，不仅镂雕及连锁技术精湛，而且制玉与金银细工结合，创造出许多精美的上乘佳作。

东周玉器见于报道的出土地点已逾百处，大体在中原地区的周、虢、三晋、齐、鲁、燕诸国；关中地区的秦国；江汉地区的楚国及邻近诸侯国三个区域。

东周玉器作坊遗址已发现多处，一般在列国的都城附近。

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玉工具，尤其是砣具的改进，加之开始采用硬度大的金刚砂粉作为磨料，使东周的制玉技术进一步提高。

二、春秋时期玉器
春秋列国的玉器既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又有日渐浓厚的地方色
彩。

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东周墓1、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2、山西侯马秦村盟誓遗址3、太原金胜村晋墓4、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5，河南淅川下寺楚墓6、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7，江苏吴县严山吴国窖藏8等处出土的玉器，可大致代表春秋制玉工艺的时代风格和地区特色。

河南洛阳是周平王东迁后的王都，附近分布大规模的东周墓葬1群。

1954年，在涧河东岸通往明清洛阳城的中州路西工段，共发掘春秋墓73座，包括春秋早期墓6座、中期墓30座、晚期墓37座。

其中47座墓随葬玉石器，质料有玉、玉髓、玛瑙、绿松石和大理石等多种。

这些玉石器以片状者居多，立体的很少。

成组的玉石器，在数量上由少渐多，形制亦由简单趋于复杂。

春秋早期的2415号墓出土的玉兽面，体扁平，上宽下窄，下部雕琢阴线纹的眉、目、口、鼻、须和向左右伸张的角。

上端琢阴线双勾云纹。

春秋晚期的2729号墓，墓主人两耳各附片状石玦和水晶，绿松石珠，面部覆盖长方形石片，颈饰为水晶和绿松石串珠，腹部佩玉为齿边玉璜。

上述墓葬虽然等级不高，但或多或少地用玉石器随葬，足以说明玉作业的普及。

即使在平民的生活中玉器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洛阳中州路春秋墓玉石器的特点是，随葬的饰物多为石代玉的明器，墓主人生前佩带的装饰品虽以玉制作，但纹饰较为简单。

1956年冬至1957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234座墓葬中，出土玉、鸡血石等装饰品近2000件，器形有璧、璜、玦、环、簪、腰带饰、串饰等，其中鱼形、龙形、两头兽形、马蹄形、蚕形、卵形和牙形等串饰数量甚多，可视为虢国玉器的代表性品类。

虢国玉器少见立体圆雕，多呈片状，纹饰也比较简单，与洛阳中州路春秋墓葬出土的玉石器相近。

1820号墓是一座随葬装饰品非常丰富的墓葬，外椁盖放有石戈、石璧，内外椁间放一组青铜器和一组串饰。

墓主人耳部有玉玦，口中放着5件碎石片和2件石贝，颈部挂串饰。

颈饰由四枚鸡血色石珠、10枚马蹄形石片、1枚椭圆形玉片和2枚小石饰组成(图七、1 )。

鸡血色石珠用双线串成两行，每隔若干珠子，以双线并穿入一枚马蹄形玉片。

马蹄形玉片正面刻双阴线和勾连纹。

椭圆型玉片垂于整组项饰的下方，正面刻双附线和勾连纹。

颈饰红白相间，色彩绚丽，是虢国墓地出土玉器中最为精致的串饰，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

1965年，在山西侯马秦村发现晋国盟誓遗址，其年代属春秋晚期。

出土的5000余件盟书中，三分之一为玉石质料，有圭、璜形及不规则形。

在存放盟书的竖坎壁龛里，还放置祭玉，有璧、圭、璋、环、璜、珑、佩、、玦、刀、戈、瑁、笏等。

多以青玉、白玉等琢磨而成。

璧、圭较常见的片状者更薄，璜的边缘加宽，呈扇面状扩大，显示出晋国玉工切割和琢磨技术的高超水平。

太原金胜村春秋晚期晋卿赵氏墓出土玉石器545件，器形有璧、环、圭、璋、瑗、玦、佩、剑珌、玛瑙杯、水晶珠串饰等。

青褐色的玉剑珌器表雕琢蟠虺纹、龙首、鹅身、鱼尾等多种动物形象，并施以镂空工艺。

青白色的玉盾形饰（图七、2），正中起十字脊将器表分成四区，满饰卧蚕纹，两侧边透雕出长方形穿孔。

赵氏墓还出土1件未完成最后工序的半成品玉环。

肉的侧缘尚存切割时遗留的毛茬，肉的表面可见雕琢前描画的部分勾云纹底稿。

此环的加工痕迹，可提供晋国玉工制作璧、环类玉器的工艺流程大体是：选料，切片，成型，钻孔，器表磨碾光滑，在肉面起纹样底稿，琢磨内外边缘轮廓线和纹样。

陕西凤翔县境内的雍城是春秋时期秦国的都城所在地。

雍城遗址及其附近多次出土玉器。

1967年在凤翔南指挥乡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为秦景公(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的墓葬。

此墓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许多玉器，包括璧、璜、璋、圭、玦、戈、玉蝉、透雕配饰等。

最具代表性的是1件大玉璧(图七、3 )直径30厘米，玉色墨绿，两面满饰四圈繁缛、细密简化的龙纹，互相蟠纠，皆为阴线雕刻，线条顺畅。

透雕蟠璃蚊玉佩，玲珑剔透，造型别致。

马头形玉雕，竖耳，细眼，细长颈，生动再现西域汗血马的艺术形象。

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玉器，集中展示了秦国玉雕的艺术特色。

1978年发掘的河南淅川下寺楚国贵族墓中出土百余件玉器，时代多属春秋晚期。

玉器的种类有璧、璜、玦、簪、牌、角形饰和虎、兔等动物形玉饰。

这批玉器在楚国玉器中是迄今所知年代较早的，工艺精致，不乏珍品。

春秋晚期1号墓出土的一对虎形璜(图七、4 )，其工艺最具特色。

玉料黄色，虎呈卧姿，身体卷曲。

玉工以剔地的技法雕琢出虎身躯上的纹饰，又以粗细不同的阴线纹装饰虎的头尾和耳目。

二虎颜色、形体完全相同。

虎身上仍留有切割的痕迹，很可能用同一件玉虎从中平剖而成。

春秋晚期10号墓出土的1件铁匕首上接有一个玉柄，以汉白玉雕成，表面饰卷曲纹和卷云纹，皆阴刻于器表。

顶端钻銎，以纳匕。

属于春秋早、中期的楚国墓葬目前发现尚少，出土玉器的工艺水平也不高。

但是春秋晚期楚国的琢玉技术却有明显进步，楚玉数量也骤然增多。

究其原因，当是楚国以强大武力，兼并邻国，进而充分吸收先进文化所致。

例如黄国的玉作工艺十分发达，但国小势微，春秋中期被楚成王所灭，其先进的玉作工艺自然流入楚国。

1983年河南光山上官岗宝相寺发掘的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器185件。

品种有璧、环、璜、玦、虎鸟佩、蚕蛾饰、人头雕饰等纹样。

黄氏墓玉器多为薄片状，刻画线条以双勾阴线为主，保留了西周玉器流行的云纹、涡纹、卷曲纹、蝉纹、虎纹、鸟纹等纹样，又出现春秋早期以后至战国流行的繁缛的蟠虺纹。

束绢纹，形似一束缚扎的绫罗，仅见于黄氏墓出土的牌形玉饰上，因而独具特色。

玉器中立体圆雕虽少，但玉雕人头、兽头和鸳鸯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尤其是玉雕人头(图七、5 )，以黄褐色玉料制成，高3.8、宽2.5、厚1.8厘米。

头戴冠，眼圆睁，蒜头鼻，口微张，形象生动逼真，已脱离殷代立体玉人象征性的图案化
的作风。

殷代和西周玉璧一般纹饰较为简单。

黄氏墓出土的玉璧一面光素，一面饰细密的蟠虺纹，开创一代新风。

黄国玉器以小巧精致著称，这与其国力单弱，又缺乏玉料资源有关，但玉工技艺却十分高超。

1986年，江西吴县严山东麓出土一批春秋晚期吴国宫廷的玉器窖藏，出土玉器402件。

种类有璧、环、璜、琮、镯、珌、珑、玦、管、珠及各类玉佩饰等。

纹饰有卷云纹、绹纹、弦纹、鳞纹、羽状纹、几何纹以及形态不同的蟠虺纹、蟠螭纹、兽面纹、夔纹、鸟纹等。

纹饰的雕琢多采用减地浅浮雕，西周流行阴刻一面坡线的手法已很少见到。

由于玉料来之不易，吴国玉工常以前世玉器改制其他作品。

吴国窖藏中出土多件良渚文化的璧和琮。

其中1件琮作为玉料经切割仅余半爿，另一半已改制成别的器物。

由此亦可见璧、琮在春秋已逐渐失去礼天祭地的作用。

改制前代玉器的现象在列国屡有发现，如大器改成小器，或璧改环，环改璜等。

器物形状虽然变动但大多仍残留原器的纹饰。

因纹饰的轮廓走向难免与改制成的新器物的造型有所抵牾，故易于辩识。

吴国玉器中的创新作品以两件拱形器最具特色。

1件双系拱形脊饰(图七、6 )，其整体造型突破了固定单一的传统形式。

在瓦状形器身上下两端，分别琢成兽头系与连接活动环。

兽面形象作省略处理，突出圆目与宽嘴。

下端系、环之间活榫相连。

器身中脊突起，四角作圆弧处理。

形态简洁生动，衔接巧妙自然。

这种在器物上配以双系活环，形成既独立又连为一体的造型开创了后世多节玉作的先河。

另1件鹦鹉首拱形饰，用筒瓦形玉坯料加工而成。

玉工将其两端琢成互相对称的侧面鹦鹉头像，身躯部分为适应玉坯弧度作了压缩和省略，表现出强烈的图案意识。

两端鹦鹉首的形象则突出勾喙、肉冠及眼部，其尺寸远大于实际比例。

作品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处理的表现手法形成吴国玉器独特的造型风格。

综观春秋时期的玉器，早中期玉器延续殷代和西周遗风，玉器种类以璧、环、璜等传统礼器和动物形佩饰为常见；玉器的纹饰比较简单，多采用阴线一面坡的雕刻手法。

晚期礼器所占比例明显减少，佩饰激增，并出现玉剑珌、玛瑙杯等新的种类；玉器纹饰趋于繁缛华丽，刻画手法向减地浅浮雕的方向发展。

列国玉器的琢制工艺较西周时期有明显提高，就出土资料而言，尤以中原的晋国，关中的秦国和江汉地区的黄国、吴国最为突出。

吴国宫廷玉器窖藏出土的双系活环拱形脊饰是具划时代意义的玉作佳品。

三、战国时期的玉器
战国时期是制玉工艺高度发展的辉煌时期，达到殷周以来新的高峰，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河北平山中山王室墓9，河南洛阳金村周王室墓10、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11、山东曲阜鲁国故城12、河南信阳刘庄13、叶县14楚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15等处出土的玉器最具代表性，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战国制玉工艺的高超水平。

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三汲发掘的30座墓葬中，6号墓为中山王墓，其他为王族墓或陪葬墓。

中山王室墓群虽经早年盗掘和火烧，仍出土3000余件玉器，其质料有各种颜色的玉、水晶、玛瑙和彩石。

以浮雕作品居多，圆雕少见。

纹饰以阴刻为主，也采用阴起、凸凹透雕等工艺。

玉器的种类有佩、环、璜、玦、饰版、串饰、玉人、剑珌、带钩、梳、鼻塞等。

各种纹饰的玉版最富特色，皆以
隐起的雕琢技法，使龙、凤等动物图案呈半浮雕状态现于版面之上，给人以既神秘又自然的感觉。

6号墓出土的战国晚期玉龙纹版(图八、1 )（图版四、1），是玉饰版中的典型作品。

墨玉，长方形，扁平体。

图案为隐起雕琢的四龙纹对称蟠绕形象。

图案右半部为两条大龙作S形蟠绕状。

图案充分利用有限的版面，设计别具匠心。

雕琢玉版饰为中山国所独创，尚未见于其他诸侯国的玉制品。

1号墓出土数十件有墨书文字的玉器。

书写玉器的名称、某人姓名或纪事。

例如“它玉珩”、“它玉环”、“它玉琥”、“桓子”、“集子”等，为研究战国玉器的用途、定名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1号墓出土的墨玉带钩，通体青色间墨点。

首尾俱琢隐起兽头，身呈弓形，表面琢变形夔纹和斜格纹，并饰以细如发毫的阴线勾勒的各种几何纹饰。

这种隐起主纹，配以发丝刻画的技法，是中山国玉器的典型作风。

河南洛阳金村周王室墓，随葬玉器丰富，但于1928年被盗掘，许多精美的玉器流失海外。

日本梅原末治所著《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收录了部分出土的玉器，包括透雕龙虎饰谷纹璧、夔龙凤玉佩、金链双舞女玉佩、双龙玉璜、龙玉珩、玉琥、玉鸟、玉、嵌玻璃珠瑗背铜镜、玉耳环、玉桃式杯、金龙凤饰玉厄、螭凤勾连纹玉樽、嵌玉金铜带钩等。

其中的精品当属金链双舞女佩饰。

佩饰全长约41厘米，由6件玉管、1件双舞女玉佩(图八、2 )、1件连体双龙玉佩和2件卷体龙形玉佩组成，皆以发辫状金链贯穿。

舞伎高7.5厘米，透雕而成。

舞伎发额作半月形，两鬓卷曲，长裾窄袖，斜裙绕膝，翩跹起舞。

螭凤勾连纹玉樽也颇具特色。

玉樽通高9.5厘米，直径11厘米，盖周缘鎏金，上有立式风鸟和爬行螭虎，器身遍饰勾连纹，一侧设，另一侧有环形纽，器底连接三只兽蹄小足。

金村大墓还出土1件铜人，两手各持一鸟架，架上有1对玉鸟，作匍匐状，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造型华美精致，金、玉工艺巧妙结合，也是金村玉器中的代表性器物。

1950年末至1951年初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王室墓和祭祀坑内出土许多玉器，有环、璜、佩饰、玉鸟、圭、简册，以及金嵌玉琉璃珠、银带钩等。

1号墓的两个祭祀坑皆以朱色绢铺垫坑底。

1号坑东侧放置玉环、蓝白色料珠和玉柄饰2件。

2号坑北侧壁龛内藏玉器、料珠等105件。

其中玉册以青玉白斑半透明的简片编成，片长约22.5、宽1.2、厚0.11厘米，50片编为一册。

这种完整的战国玉册尚属首次发现。

龙形大玉璜(图八、3 )呈弧形，外距全长20.2厘米，由7块玉和2个鎏金兽头组成。

龙身皆饰勾连纹，两端各雕龙头，昂首前视。

龙形璜以铜条贯穿其中，连为一体。

铜件露出龙口的部分，又制成鎏金小兽头，口衔椭圆形透雕勾连纹玉片。

龙形大玉璜构思奇巧，雕琢细腻，堪称“玉器冠冕”，是战国玉器中的精品。

5号墓出土的包金镶玉琉璃珠银带钩，长18.4厘米，勾面为包金蟠龙嵌以白玉玦和料珠，银托底，钩部用白玉雕琢成回首鸭头状。

此器可视为魏国玉器中复合工艺制作的代表性物件。

山东曲阜鲁故城乙组东周墓葬，已发掘16座，多为大中型墓。

其中战国早、中期的3、52、58号大墓出土的玉器最为丰富，有璧、环、璜、玦、组玉佩、镶嵌绿松石银带勾、玉马、玉博具等。

乙组3号战国早期墓出土的玉马(图八、4 )，呈青色，杂棕色斑纹。

马为立姿，昂首竖耳，口微张，举目前视，马尾挽髻，四肢略短，前腿直立，后腿微曲，立于方座之上。

玉马造型生动逼真，雕琢精细，艺术手法简洁，是鲁国玉器的代表作。

52号战国早期墓出土的一组玉博具，呈青棕色，共6枚，均为立体正方形，皆磨去棱角，器表光素无纹。

同墓还出土象
牙博具、筷形牙筹、筷形银筹等，是研究鲁国上层贵族娱乐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1957年发掘的河南信阳刘庄1号楚墓，时代属于战国中期。

出土玉器有璧、
璜、双夔龙纹佩、错金嵌玉铁带钩、错金带钩等40件。

玉双夔龙纹佩(图八、5 )，呈白色泛黄，体扁平，扇面形。

主纹由连体的双夔龙和牛首纹组成。

双夔龙相背连尾，躯体卷曲。

牛首位于夔龙下方以口衔龙身。

夔龙爪、牛首双目皆镂空，可供穿系。

玉工以隐起的技法使佩饰表面呈浅浮雕状，并以阴线雕曲线纹、勾云纹和小方格纹，装饰夔龙的颈侧和牛首的面部，使佩饰分外华丽。

这件夔龙佩饰反映出楚国工匠掌握了娴熟的玉雕琢工艺。

错金嵌玉铁带钩，呈扁条形，钩端为错金鸟兽，器身镶嵌蟠虺纹金质浮雕4块，其中1块作三角形，表面铸两螭一首浮雕，另有3块作方形，表面铸蟠螭盘绕，旁立一兽。

另有3块青色卧蚕纹方玉，分别镶嵌在金雕饰之间，带钩的周边饰以金银错细线、菱形、三角勾云纹等装饰。

带钩的主体材料虽系铁质，但加之金、玉等不同材料，以错金、镶嵌、雕琢、铸造等极其复杂的工艺流程，创造出精美的艺术杰作。

河南叶县1号楚墓出土玉器14件，有璧、璜、玉条形饰、龙形璜等。

其中以玉龙形璜工艺最为卓绝。

璜呈碧绿色，镂空透雕蟠绕的四龙、四凤、二蛇，表面阴刻极细的网纹、线纹和卷云纹。

这件玲珑剔透的佩饰，润泽晶莹，造型优美，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发掘，是战国考古的重大发现。

墓中出土的玉、石器共528件。

器类繁多，有璧、玦、环、璜、琮、镯、带钩、佩、挂饰、剑、管、玉人，葬玉中的琀包括牛、羊、狗、鸡、鱼、口塞、握等。

其中以四节龙凤玉佩和二十六节龙凤玉佩造型最为精致。

四节玉佩呈青白色，体扁平，以一块玉料透雕出三环四节而成，中间为活环，三环首尾相接，组成龙纹。

各节雕镂龙凤布列左右。

佩上端中部钻一小孔，可以穿绶系佩。

两面均以细线刻画出龙凤眼、角、冠、嘴、爪、鳞甲和羽毛。

第二节上刻四条龙纹。

二十六节佩(图八、6 )（图版四、2），亦呈青白色。

全器为长带形，分五组主体构件，套扣成似龙状的整体。

其中有四个活环，以金属榫插接。

另八个活环取镂空技法制作，不可拆卸。

各节构件的主纹为龙、凤和兽面，兼备正侧面的形象。

主纹表面再饰蚕纹，杂以弦纹、绹索纹，繁缛华丽。

此器集切割、平雕、分雕、阴刻、剔地、透镂、接榫、碾磨等多种工艺于一体，难度超绝。

玉琀共21件，器小如豆，皆仿生圆雕，其中12件工艺最精，且形象逼真。

玉牛翘首，弯角张口，挺胸收腹，腰脊微突，四足分立。

玉羊昂首竖角，臀部略高，四足直立。

玉猪昂首噘嘴，躯体窄长，颈部阴刻鬃毛，腹部下垂。

玉犬昂首张口，竖耳挺胸，作吠叫状。

玉鸭扁嘴微张，翅尾雕阴线翎毛，双足分立。

诸器形体颇小，玉工琢制难以控制，但独具匠心，仍然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

战国时期玉器的应用范围较春秋时期更为扩大。

除传统礼器和佩饰外，生活器皿明显增加。

如金村大墓的玉耳环、玉桃式杯、金龙凤饰玉厄、螭凤勾连纹玉樽等。

纹饰繁缛而又富于变化，是战国玉器的突出特征。

春秋以前的素璧战国时已极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饰纹璧。

既有单一的谷纹、乳丁纹、蒲纹璧，也有变化多端的龙纹、鸟纹、谷纹等混合纹饰璧。

中山国王室墓的墨玉带钩，表面饰隐起夔纹和斜格纹为主纹，加饰以发丝刻划的几何纹，其繁复华丽的程度，令人惊叹。

战国玉器已逐渐摆脱商代和西周玉器的图案艺术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

曲
阜鲁故城出土的玉马各部位刻划细微。

洛阳金村大墓的铜人鸟架上，作匍匐状的1对玉鸟，更为形象逼真。

由于琢玉技术和工具的进步，战国玉器的镂空和连锁工艺流行，玉器雕琢与金银错、鎏金等细工巧妙结合，并广泛应用。

战国时期各地玉器中的精绝之品甚多，其中以曾侯乙墓出土的四节和二十六节龙凤玉佩饰最为杰出，是战国玉器划时代意义的代表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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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3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科学出版社，1976年。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9期。

5赵丛苍：《记凤翔出土的春秋秦国玉器》，《文物》1986年9期。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7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4期。

8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窖藏》，《文物》1988年11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10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1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叶县旧县一号墓的清理》，《华夏考古》，1988年3期。

15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