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旅游研究热点与动态——期末论文

旅游管理学院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专业选修课

期末考查

课程名称：全球化下旅游研究热点与动态（英文专著与文献选读）

题目：浅谈全球化与遗产旅游地

要求：

浅谈全球化与遗产旅游地

随着世界遗产地数量和类型的不断发展，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世人所瞩目，遗产旅游正成为一种新的旅游业态。但是，在遗产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较为突出的问题反映在过分强调遗产旅游的经济作用而缺乏对遗产的有效管理和保护，忽视对文化遗产内涵的挖掘而导致遗产所反映的地方文化被误读，过度商业化导致遗产旅游地同质化现象严重等。当前遗产旅游发展中的困境，是全球化市场浪潮席卷地方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地方也不断地以抵抗、包容、协商等各种态势面对全球化的影响。从而，遗产旅游成为全球与地方合作的产物。

《全球与地方：遗产旅游地的重构与调控》一书，从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入手，通过几个典型遗产旅游地的案例分析，对遗产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重构和调控方式进行了讨论，意图从遗产旅游的视角透视全球化浪潮波及下的地方。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旅游中的地方性

人类学家吉尔兹认为，地方性是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国内外不同的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解读了地方性的特征，但地方性终归还要落实到地方特色，也就是说它不能被其它地方复制。旅游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游客对地方性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东道主对地方的自我认同度，进而创造一种地方感。东道主根植于地方的文化认同，构成了个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它也是游客识别地方独特性的文化符号。因此，地方性是旅游接待业中主客关系开展的重要依托。

正是地方性的存在，才使得遗产成为游客们怀念过去、疏解心结的一种对象。所以地方性影响着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游客的旅游体验等。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遗产地也融入全球化竞争体系中，遗产所依附的地方成为游客和东道主共享的空间。遗产旅游的兴起本身就是地方性生产的一种表现，地方成员在旅游业的运作中给地方赋予新的文化意义。地方犹如一个旅游客体，被不断解构、重构，最终以产品的形式展示在游客面前。遗产在变化，地方性也被重新建构。正如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在经历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后，“艳遇之都”、“小资天堂”的旅游形象成为许多游客眼中丽江的地方性，甚至超越了以传统纳西文化为本底的地方性等。这一旅游形象的重构，正是由于丽江本身的纳西文化的独特性为游客提供了

一个想象的空间，旅游经营商则以这一文化为商业卖点。就这样。一场以地方为舞台，当地人为演员，政府和经营商为导演，游客作为观众的表演就此完成。

对地方性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觉得过去总是美好的，对距离我们较近的历史的更改则是违背，这种试图通过凝固的景观来定位地方性的做法违背了地方的发展过程。因为地方性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纯粹的物质实体，而是不断建构的过程。石库门为我们理解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石库门作为一种融合了西方文化和汉代传统民居特点的建筑，被认为是上海地方性的象征，是老上海的一个文化符号。但在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后，石库门的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俨然已不再是上海人的居住社区，在这儿再也看不到普通街区的日常生活了。比如新天地的石库门，虽然外表保留了传统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外壳，但是内部已经完全被改装为一个高档商业区，充斥着来自全世界的产品。通过这一现象，很多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下的上海地方性正在逐步被消解。

以发生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是长期积累下来并不断变化的。文化的保护并非是如文物一样的静态保护，而应以发展的视角来考量。传统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是被不断重构的。它的整合不是来自久远的存在这一简单的事实，而是源于不断地阐释。因此，这一认知本身就是狭隘、故步自封的地方性的体现。因为这一观点试图将地方性凝结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以一种僵化的眼光去凝视地方性。首先，在石库门建筑形成之前，上海的民居建筑是典型的江南的风格；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其建筑风格才慢慢演变成后来大众所熟知的石库门。所以，过去也是从过去发展起来的，它不是静止的、僵化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二、否定的真实

否定的真实是指游客因对舞台环境熟悉而质疑一个类似于舞台的真实地方。这里的地方性尽管是原生的，但并不为游客所认同。也就是说，即便是原生的地方性，游客仍然会产生质疑。

位于滇西北怒江江畔的重丁村，村民主要为怒族，其次是藏族和傈僳族，也有少量的汉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人口。由于村民一般都能互通藏语、傈僳族、怒语和汉语，各个民族节日也是社区共有的节日，因而村民们表演的歌舞类型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民族身份来界定的。各民族同唱一支歌、同跳一支舞已经成为这

个峡谷山区的地域文化特色。歌舞表演上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正是当地文化的本真性表达。可游客们却将重丁民族歌舞表演看作是虚假的商业化演出，认为各民族歌舞不应该混同在一起，各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共融性反而被掩盖了。

重丁村民族歌舞的本真性被误读不仅因舞台化而起，还由于游客对当地居民文化的主观认识。一些游客认为，各族歌舞表演的混同实际上就是旅游经济发展的结果，明显带有现代化的烙印。而事实上，这一现象并非是旅游经济发展的结果。

书中指出，重丁村本真性表达困难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首先，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最主要的原因。城市是发达的、快速的、优越的，乡村是贫穷的、落后的、缓慢的，这样的概念已经为大众所认定。现代社会的城市游客不自觉地被赋予了文化优越感，城市游客的心理优越感实质上无法使乡村与城市同被视为一个平等的空间。

其次，城市游客习惯于将民族的概念符号化，认为各民族无论在服饰、语言甚至体貌特征上都应当有所区分，更无论生活习俗、节日活动等内容了。这一先验的意识左右着游客对目的地本真性的判读。同时，各地民俗村中大量商业表演的存在，也使得游客将兼收并蓄的多样化表演和商业化划上等号。

再次，中国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单一发展模式也导致了本真性表达的困难。大多数游客选择农家乐进行旅游消费仅仅是因为那里可以吃到绿色食品，或是农家小院可以提供户外娱乐空间。这样，农家乐所提供的旅游服务被限定在低档次，乡村旅游的丰富内涵无法得到充分展现。开办“农家乐”的乡村家庭始终只是一个低端的消费空间，还无法成为一个游客期待的体验空间。因此，民族歌舞对当地文化的本真性表达，无法构成游客体验的重要内容。

最后，遗产旅游本身对历史叙述的选择也导致遗产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真”。尽管遗产地的历史是可以获知的，但在遗产旅游活动中，这些历史的展演往往是片面的和带有倾向性的。一方面，这是社会意识形态支配的结果。比如为了强调美国社会的民主、进步和自由精神，美国历史上的黑奴贸易、驱逐印第安人，在现今美国的遗产旅游活动中都少有叙述。另一方面，这也是现代游客“趋利避害”的心理反应。人们总是倾向于去记住美好的时光或有趣的历史，而负面事件的公众记忆逐渐减退。在地方可以通过遗产旅游获得更大的利益时，对当地旅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