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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nd Wisdom

1,若干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碰到了一个简单的任务:将一箱衣服从他所居住的印度邮递至美国。这些衣服是他的一个朋友兼同事来看过他之后落下的,所以阿克洛夫急着想将它们把它送回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印度的官僚体系和阿克洛夫自己称作“我在这些事情上的无能”使之成为一件麻烦事——确实,他估计这将会占去一整个工作日的时间。于是他一周又一周地推迟处理这件事情。这样一直持续了八个月之久,直到阿克洛夫自己都快要回国了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朋友恰好也要寄一些东西回美国,于是阿克洛夫得以将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衣服连带着一同捎回去。考虑到洲际邮件的不稳定性,阿克洛夫很有可能比斯蒂格利茨的衬衫提早到达美国。

2,这个故事有一点让人感到安慰: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会拖延!很多人生活中都充满着一大堆未完成的任务,或大或小,噬咬着我们的良心。但阿克洛夫将这再熟悉不过的体验看成是一个谜。他真心想把衣服寄回给他的朋友,但是,就像他在1991年的论文《拖延和顺从》(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中所提到的那样,“八个月里每早醒来我都决定第二天早上去把箱子寄给斯蒂格利兹。”他永远都将要把箱子寄出去,但那一刻从不到来。后来成了行为经济学的中心人物之一的阿克洛夫意识到,拖延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坏习惯。他认为这揭示了关于理性思维的限度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且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包括毒品滥用和储蓄习惯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自从他的论文发表以后,拖延症研究变成了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域,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争相加入。

3,学界人士经常很长时间都在自我主导的形式下工作,因而特别容易拖拉: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大学生有拖延现象,而涉及到这个现象的文章又往往以作者表示这是自己的问题而结束。(这篇文章也不会是例外。)但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学术讨论并不是一群学究在试图合理化他们的怠惰。就像在《时间的小偷》一书中——由克里索拉·安德鲁和马克·D·怀特编写(牛津出版社;65美元)的关于拖延的文集,囊括了从严格的理论探究到惊人的客观实际的一系列文章——众多专家讨论的那样,这种趋势向我们提出了基本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你可能认为,上次你中断准备presentation去看《老爸老妈罗曼史》只不过是你的一次小小的放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事实上进行了一种能够揭示人类自我辨识的不稳定性和人类必须处理的复杂关系的行为。确实,拖延症研究的中心人物,经济学家乔治·爱因斯理(George Ainsli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拖延的习惯“就像时间的形态一样根本,并且不妨可以被称作基本冲动。”

4,拖延被称作人类的基本冲动可能不无道理,但直到现代早期它才开始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被考虑。这个短语本身(由拉丁语衍生而来,意思是“推迟到明天”)在16世纪进入英语;到18世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将它描述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具有的重大弱点之一”,并且对他自身的这种倾向感到失望和痛苦:“我无法克制责备自己一直忽视那些最终不得不做的事情,并且每一刻的闲散都增加了我的痛苦。”而这个问题看起来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根据卡尔加里大学商业教授皮尔斯·斯蒂尔(Piers Steel)的研究,从1978年到2002年,承认自己有拖延症困境的人数百分比翻了四番。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拖延症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是有可能的。

5,这个问题同时也惊人地昂贵。每年,美国人都因为不及时报税而浪费上亿美元;哈佛经济学家大卫·莱布森(David Laibson)的调查显示美国工人已经在401(k)退休储蓄计划中放弃了一大笔的钱,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抽出时间去签订退休协议;百分之七十的青光眼病人宁愿冒着失明的危险也不定期使用眼药水。拖延症还给商业和政府造成了多余的成本:近期的欧元危机就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踌躇不决;以通用公司的破产为代

表的美国汽车工业的消退,部分是由于管理层喜欢延迟对棘手的问题作出决定。(在阿里克斯·泰勒(Alex Taylor)最近的通用公司史《60对0》里面,关键结论之一就是“拖延症无法创收。”)

6,哲学家们对拖延症的兴趣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希腊人称作akrasia的现象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做出有违于最佳判断的事情。皮尔斯·斯蒂尔将拖延症定义为,出于自愿地推迟某事,尽管你知道这样的耽搁会让你更加难受。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你只是说“尽情的吃喝玩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那么你就不是在拖延。如果你认为那是最有效的利用时间的方式而有意推迟也不算是拖延。拖延症的实质在于不去做你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一种造成人们精神负担的心理扭曲。这就是拖延症令人困惑的地方:尽管它是在避免令人不愉快的任务,但是沉湎于其中也不会让人快乐。在一个研究中,65%的被调查学生在他们开始着手准备学期论文之前,表示希望避免拖延:他们既知道自己不会准时地完成功课,也清楚这种延迟会让他们不快乐。

7,这本新书中大部分的作者都同意,这种怪异的非理性源自于我们和时间的关系,尤其是一种被经济学家们称作“双曲贴现”的现象。一个两级实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示例:在实验第一阶段,人们可以选择今天得到100美元或者明天得到110美元;第二个阶段,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月后拿到100美元或者一个月零一天后拿到110美元。这两个选择在本质上是完全等同的:多等一天,就可以多拿10美元。然而,很多人在第一阶段选择立即得到数目较小的那笔钱,而在第二阶段则更倾向于多等一天而得到那额外的10美元。换句话就是,“双曲贴现者”在考虑将来的时候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但是,由于现实的切近,短期考虑压倒了他们的长期目标。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由包括经济学家乔治·卢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在内的小组所进行的实验。实验中人们被要求为自己选择一部当晚观看的电影和一部第二天晚上观看的电影。对于前者,人们倾向于选择通俗喜剧和大片,但当他们在选择供以后观看的电影时,则更可能选择严肃、重要的题材。很显然,问题在于,当是时候看一部严肃题材电影的时候,另一部轻松花哨一点的通常显得更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Netflix中“想要观看”的影片队列里充满了从来都没人看的片子:我们那更有责任感的自我将《卢旺达饭店》和《第七封印》加入了影片队列,但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自己还是去了《宿醉》的重映。

8,这些实验告诉我们的不是人类如何目光短浅或者肤浅,而是他们的偏好不在时间中保持一致。我们想要看伯格曼的杰作,想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写好一篇报道,想去为将来退休存钱……但随着它们由长期变成短期我们的意愿发生了转变。

9,这为什么会发生?一个共同的答案是,无知。苏格拉底相信akrasia严格地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会希望看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的行动违背了自己的利益,那一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对。无知也可能通过被社会科学家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称作“计划谬误”的现象来影响拖延症。艾尔斯特认为人们低估了“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过去完成类似项目花去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们依赖于没有意外发生的顺利情境。”

10,但无知仍然不是问题的全部。首先,我们拖延时做的经常不一定都是好玩的事情,而有可能是任何事情,它们唯一的诱惑在于不是那件我们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比如说,我的公寓一直都是这么乱,从来不会得到打理。人们也从经验获知:拖延者太清楚重要的当下的诱惑了,并且想要抵制它。但就是无法做到。比如,我认识一个杂志的编辑,一个周三的中午一个作家告诉她会在她吃完午饭以后将一篇具有时效性的稿子发到她的邮箱。结果,她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了。所以,拖延症的一个更完整的解释应该将我们对所躲避的任务的态度考虑进去。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的将军生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内战早期领导了波多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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