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浅析

中国中产阶级特征分析

朱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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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几年有一个在海内外被热烈讨论的话题：即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壮大，这个庞大的新兴阶级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

概念

中产阶级（英文：middle class）是一种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中，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例如有安定、较高薪酬的工作，在现代社会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很大的作用。此词常用于专业人士、学者、知识份子，或大企业、公营机构、政府部门的中级管理层，或中小型企业东主，中学、小学、幼稚园校长、教师、社工和护士等。马克思主义将这一阶层称为“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有时也被戏称“夹心阶层”，意即他们既不如上层社会人士般享有巨大财富，又不像低收入人士般能享受相对大的社会福利保障，夹在中间。

在社会学中，庞大的中产阶级一直被作为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人群结构特征。

界定标准

中产阶级的界定因素随各国有所分别，但是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三个，一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二是职业，三是文化程度。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都倾向于把收入作为划分中产阶层的首要标准。例如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多数可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而拥有自置物业及私家车，亦是中产阶级的象征：而在香港，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吕大乐说“这（收入）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是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

中国中产阶级现况

中产阶级的界定：目前在我国，一般而言，无论是时尚传媒还是普通百姓眼中

的“中产阶级”，往往就是与“白领”及“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群体，甚至也有人提出中产阶级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并不是用一个模子打造出来的。地理位置影响着他们的消费习惯，而且年龄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因素。3 0岁以下的人一般是独生子女，而且受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宠爱。而那些3 0岁以上的人一般经历过困难时期，家里可能都有兄弟姐妹需要接济。以生产高档手表而著名的宇舶公司总裁让-克洛德·比韦说：“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中国，而是十几个中国。这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需求。”而从有关访谈中所获得的材料看，调查对象一般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有这样几类

人：

1、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私营企业主；

2、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主要指类似办公室文秘、技术工人等）

3、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工程师及各类市场稀缺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4、国营大企业及垄断行业的“老板”；

5、传媒、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大腕儿”。

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分析

首先：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表达自己意见的管道与权利没有？答案是没有，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与社会底层一样，没有任何制度化的管道。如果硬要说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能力，那就是部分人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写点不涉及政治、温和批评社会现象的杂文――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人那么酷爱杂文，恐怕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有关，杂文产生于专制社会，用于隐蔽地讽议时政。

其次：以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为例，中产阶层是参与非政府组织和担任社会志愿者的主要力量，这正是该阶层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功能的体现。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制度化管道，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民间结社。要说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那也不对。因为按照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提供的不完全统计，今天中国所有的NGO约为300万个左右，略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合法的即被官方认可的民间组织（如妇联、残联、各种与官方单位挂靠的行业协会等等），二是草根性、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包括各种专业技术团体、民间公益、环保、慈善救助、灾难救助组织等等），三是海外在华的民间组织（如各种外国在华开展公益活动的协会、商会、基金会等等）。但其中第一类基本上是以民间团体名义出现但由政府财政供养的所谓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本身就与NGO的本义矛盾，因为NGO的中文规范译词为“非政府组织”，也称为“非营利组织”，其核心标志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自愿者组织”。而第二类组织当中有大量纯粹属于消闲性质的同好协会，比如大量钓鱼协会、桥牌协会，茶协会等，这类组织再多，恐怕也只能是部分社会成员的自娱自乐的消遣行为；还有金瓶梅研究学会、民间剪纸协会、陶瓷协会、园艺协会及大量同类协会，恐怕也只是供少数专业人士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场所。而中国此时此刻最需要的、供某行业人士参与公共事务、维护本身权益的民间组织，在中国恰好被悬为厉禁。而中国知识界人士在发言及参与社会活动时用以自律的两条标准一是不结社；二是不参与任何工人、农民的组织性活动，担心的就是触犯政府。而作为中产阶级成员的个体，如果没有代表所属职业群体的民间组织做为维权的制度性管道，面对政府就非常软弱无力，等于一盘散沙。

然而：政府是否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道是“外部因素”，而中国中产阶级与现存体制的关系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态度。

可以说，中国中产阶级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中产阶层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既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又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教育行业尤其是高等院校目前正是教育产业化最大的受益者；医疗卫生行业亦是医疗市场化的受益者，对患者来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市场绝对是卖方市场；而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寄望最高的社会变革力量，但从他们的存在、资本的积累以及发展壮大中所依赖的力量等各方面来看，他们与政治精英之间是种利益共生关系，他们的发财致富，与其说是通过市场竞争赢来的，还不如是官员们施舍的结果，因为官员们凭借手中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将自己变成了“可以造就国王的人”。至于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与高科技精英们，从他们的价值取向来看是去政治化，追求小资情调成为时尚。目前，与其说中国的中产阶层的主流是希望民主化变革，还不如说他们希望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