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史前考古

甘青地区史前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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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居民死后都得按当时的葬俗进行埋葬，并有一定的埋葬制度。

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墓地一般选在住地的附近，形成一个较大的氏族公共墓地。

这时期的墓葬形制，成人盛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的墓坑四壁较整齐，有的筑造较粗率。

没有发现木制葬具。

葬式采用仰身直肢葬河屈肢葬。

墓向有东西向和南北向，头向以西向的为主，推测他们根据西方为日落方向，认为西方是人们魂魄归宿之所，认为人死后都要到那里去继续生活。

儿童埋葬多使用大型陶器作葬具，即瓮棺葬。

做瓮棺盖的陶器多是陶钵，陶钵底上穿有小孔，以为灵魂可以从此出入。

这是当时存在灵魂崇拜的真实反映。

墓内一般都有随葬品，各墓随葬品多寡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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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赵村一期文化的居民，经济生活水平较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兼营蓄养和狩猎业等生产活动。

生产工具较简陋。

有石质的长方形或梯形斧、长方形刀、穿孔刀、舌形铲、条形凿、砍砸器、长条形或圆柱形磨棒、带柄杵、方形或长方形带凹槽磨盘、石弹丸和石叶；骨质的有镞、锥、铲、针和鹿角器等。

石斧、刀、铲多磨制，为农业翻土和收割工具，石磨盘、磨棒或杵多为农作物加工工具，骨镞和石叶、弹丸等为狩猎工具，骨锥、针为纺织工具。

蓄养的动物油猪和牛、羊，猪是当时主要的家畜，各个遗址都有猪骨出土，并且幼猪骸所占比例较大。

狩猎的对象有马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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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在师赵村遗址的发掘中，发现有清楚的文化层叠压关系，该期文化所在层位的下层为师赵村一期文化，其上层为仰韶中期文化，故其
相对年代是早于仰韶中期文化，而晚于师赵村一期文化。

从大地湾和师赵村两处遗址采集有木炭标本8件，经碳—14测定结果，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899~前3819年，这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同期文化的碳—14年代大体是一致的。

甘青地区仰韶早期文化大约经历了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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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鸡等。

野生动物有多种，实现民的狩猎或捕捞对象。

据已鉴定的动物骨骸，其种属有野猪、野马、野牛、黄羊、羚羊、马鹿、水鹿、斑鹿、虎、狍、狸、野猫、豪猪、麝、野兔、竹鼠、岩松鼠、獐、猕猴、雕、鹳、鲤鱼、草鱼、青蛙、鳖、中华圆田螺、蚌等。

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骸和取土样作孢粉分析，可以反映出当时的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

动物中有虎、麝和猕猴等，说明当时遗址附近覆盖一定范围的森林。

鹿、獐和梅花鹿等则表明在遗址附近的山地和河谷之间生长着茂密的灌木和草丛。

竹鼠表明该地区曾分布着树叶常青的竹林。

鱼类和田螺、蚌的存在，说明其地必有宽大的水域。

孢粉分析也说明聚落地的附近有森林、草原。

在山坡或山地上分布着松、柏、针叶树和栎、榆、桦、椴等落叶阔叶树。

草原上分布着一蒿、藜、禾木科为主的植物。

在低凹积水处生长着淡藻类的水生植物。

茂密的各类植物围绕着居住地，说明当时的居民生活在一个有山有水、林草丰茂的优美生态环境中，使人们能够很好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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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次葬的寓意，学术界一般都认同这样一种解释，认为古代人类相信血肉史属于人世间的，必须等到血肉腐朽后，才能作最后的正式埋葬，这样死者才能进入鬼世界。

也有人认为，二次葬是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仰韶文化的居民不断扩大生产和生活区域，当人们到更远的地方从事生产活动时，死后就埋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待尸体腐烂后，有奖死者迁回氏族的公共墓地。

氏族观念在氏族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的，二次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同一个氏族的成员的合葬，以便于死者还能团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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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彩陶的突出特点，是在一部分陶器上出现了不同形状的刻划符号。

它大多数是刻画在彩陶钵口沿外侧的黑彩宽带纹上，少数刻划在陶钵底部或其他部位。

刻画符号多是在烧制前刻划在陶坯上的。

刻画符号的形体多种多样，主要有：“1”、“十”、“X”、“”、“7”、“O”、“卜”等。

其中作一竖道者是数量最多最常见的一种。

一般地说，笔画简单的较多，复杂的较少。

刻划这些符号的工具尚未发现，我们推测，可能是用石、骨、竹等质料做成尖刃或平刃的刻刀一类工具。

这些刻画符号在秦安大地湾和王家阴洼等地都有发现。

关于刻画符号的涵义，早在西安半坡发现这种符号后，就曾在学术界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刻划的意义虽然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族徽之类。

……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迹”。

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已属“文字”，也有认为是“记号”的。

这些刻符可分为数字和单字两类，“数字刻符可能是表示陶器标号次序或种类”，“单字刻符可能是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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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形花纹比较复杂，线条流畅活泼，有回旋钩连纹、叠弧纹、凸弧纹、三角纹、网格纹，多见勾连纹、花瓣纹、豆荚纹等类似花卉状的图案。

鸟、蛙等生性花纹是这时期最富有特色的图案。

不论鸟纹还是蛙纹，全是写实的，形象生动。

苏秉琦先生把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几何形纹列入植物图案序列，分别命名为蔷薇科图案与菊科图案，分析花纹中的圆点为花蕾，弧边三角形或涡纹为花朵，单元间的斜曲线具有界格和表现茎蔓的双重作用。

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夏族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是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的；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

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华族得名的由来的观点，是作者独到的见
解，为考古界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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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内存留有牛、羊等家畜和野兽骨骸，这是当时为了祭祀死者而进行的原始宗教活动的遗迹。

在师赵村遗址发现一件人形彩陶罐，它是在罐的正面采用彩塑和彩绘手法表现一个完整的人像，即人的头部由浮塑而成，头顶塑一椎形发髻，其他部位运用黑彩彩绘。

罐身布满了锯齿纹和十字纹。

罐口直径14.3厘米，高23厘米（图一九，上）。

鸳鸯池M51的人骨左上臂处出土一件五官嵌小骨珠的石雕人面像。

推测这些人像和人面像可能是作为信仰的偶像或巫师的灵物而被随葬的。

柳湾墓地发现的人像彩陶壶，在壶的正面塑人像，人像面部眼、眉、口、耳俱全，眯眼高鼻，巨口硕耳，八字形眉，大手粗腿，身材魁梧，显得强壮有力。

壶口直径19厘米，高33.4厘米。

人像性征似具男、女两性之特征，可能具有“两性同体崇拜”的含义，或是当时社会正处于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的一种反映（图一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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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由其独自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1.在聚落遗址中，有以白灰面为主的居处建筑群，并出土众多的窖穴和较有特点的“石圆圈”祭祀遗址。

2.在墓地中，以仰身直肢单人葬为主，并发现一批保存较好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反映当时存在夫妻合葬的习俗。

3.有磨制石斧、铲、锛、刀、磨棒、磨盘、敲砸器等石器。

4.有用动物下颌骨或肩胛骨制成的铲和锥、针以及带纹饰的骨匕等骨器。

5.有一批以红铜器为主的小件铜器，器类主要是锥、刀、环、斧等。

6.陶器以泥质红陶、夹砂红褐陶为主要陶系。

有以双耳大耳罐、高领双耳罐、侈口罐、盆或豆等为组合的陶器群。

陶器表面装饰有绳纹、篮纹和彩绘等，彩陶以红彩或紫红彩画成蝶形纹、蕉叶纹、菱形网格纹等几何图案，独具风格。

7.有玉琮和玉璧等礼器。

有绿松石、珠、璧、环、笄和石管等装饰品。

关于齐家文化的相对年代，据师赵村、柳湾遗址的层位关系，它叠压于马家窑文化层之上，而在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之下，故其相对年代晚于马家窑文化，而早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

从大合装、桥村、西山坪、柳湾遗址采集的木炭标本共6件，经碳—14年代测定结果，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183年~前1630年（参见附录“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碳—14年代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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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木洪文化的分布有一定的范围。

据目前所知，该文化遗存地域性很强，其分布范围仅限于青海柴达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并以盆地的东南部遗址较多，分布也较为密集。

发现遗址共计39处，其中格尔木市2处，德令哈市和乌兰县15处，天峻县3处，都兰县19处。

经过正式发掘的只有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一处。

诺木洪文化的内涵由其独自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聚落遗址由几个沙土包组成，平面布局成圈状，中间形成一个广场。

2.有长方形缺口斧、带槽斧、带柄斧、圈刃斧和带肩锤及凹槽刀等石器。

3.有带銎五孔铜钺、带銎铜斧、内狐刃刀、翘锋刀和柳叶形镞等铜器。

4.有以夹砂陶圈足碗、单耳盆、单耳罐、双耳罐、小口深腹罐、四耳罐、双耳瓮、四钮盆、四钮双耳缸和彩陶器等为组合的陶器群。

5.有用羊毛纺成的绳、线、带和织成的布制品以及用牛做成的革履等手工制品，为当地所特有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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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元前2195年~前1935年（标本为木柱），公元前1000年~前800年（标本为毛布）。

诺木洪文化的聚落遗址较大，有的遗址范围达5万多平方米。

由大小不等的沙土包组成，有三四个沙土包围成一圈，中间形成一个空间，作为人们活动的场所。

在聚落内有土坯围墙、房址、土坯炕、围栏等建筑遗址和瓮棺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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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养的动物有牛、羊、狗、猪、马等，并以蓄养羊群为主。

在已发掘的遗址中普遍都发现有羊的骨骼。

如辛店文化遗址，在永靖姬家川的发掘中发现有羊、牛、猪、狗、鹿等动物骨骼，而以羊的数量最多。

在墓地中也经常发现以羊作为随葬品。

在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一座墓中，死者的大腿处放置了一只羊腿。

在永靖姬家川的一座墓中，墓主人头端随葬一只羊。

在卡约文化遗址中，如循化阿哈特拉的墓葬中也普遍发现羊、牛、鹿等动物骨骼，有的墓内随葬羊角达百余对。

在湟中潘家梁墓地的M144中随葬有羊蹄和鹿牙饰共70多件。

可见，羊在经济生活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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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约文化的循化阿哈特拉和苏志两墓地中均发现火葬墓，在墓坑内将死者和木棺之类葬具一起焚烧，于木壁及墓底都留有焚烧的痕迹。

众所周知，在寺洼文化的命名地寺洼山遗址，早在1945年就发现有火葬墓。

因此，火葬墓是这三种文化中很有特色的葬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