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及城市布局空间形态分析

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及城市布局空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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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城市规划（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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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及城市布局空间形态分析

【摘要】北京从元朝自今作为中国的首都已有近千年，但元大都定于北京之前，北京在形成城市上经历了漫长的道路，这条路也就是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时期。秦国灭掉燕国后，秦朝建立郡县制时期，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无中心发展阶段。东汉末期，才确定北京地区的中心城市。自秦汉至北朝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发展初期的整合阶段。隋唐辽金时期，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继续发展期。元明清时期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完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北京作为中心城市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区域城市体系形成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更新，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由于主要交通方式不同而呈现的空间形态差异是因为交通方式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存在着重要的作用关系。

【关键词】北京区域城市体系空间形式城市交通等时间线

北京自周初燕蓟分封至燕国统一这是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区域内城市发育极不完善，表现为城市数量少，城市发展极不稳定，城市之间也缺乏紧密的联系。尽管燕国实行了郡县制，但是还不完善，况且战国时代燕国是一个诸侯国，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独立和封闭的状态。自秦汉至北朝时期，是区域城市体系发展的整合期。传统社会形态的城市，其等级规模与行政建置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尽管北京地区城市体系是从燕国统一开始，但是其真正的起点还是秦代，因为秦代已经完全确立起郡县制，城市建制得以从制度上完善。秦国统一后，北京地区才成为封建大一统国家的一部分，区域城市体系也从封闭走向开放。秦汉时代，是北京地区城市大发展的时代，但是区域城市体系也开始完善。首先区域中心城市逐渐确立。秦灭燕后，蓟城由燕国都城降为普通的郡国治所，因此秦至西汉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无中心发展阶段。西汉末期，幽州刺史部治所开始设在蓟城，蓟城迈向了区域中心城市第一步。东汉末，幽州刺史部转化为地方一级政区，蓟城也在建制上完全确立为北京地区的中心城市。

秦汉时期，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重地，因此区域城市表现出浓厚的军事职能。其次，西汉王朝北京地区设置许多郡（国）县城市，显示了区域社会的发展水平。这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第一次发展期。进入魏晋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各自建立政权，相互攻伐不已，北京地区屡经兵祸，社会经济陷入倒退，不仅城市数量大大减少，而且城市也极端萧条，区域城市体系发展停滞不前。自秦汉至北朝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城市体系处于发展初期的整合阶段。这一时期区域中心城市处于相对发展阶段，其理由为这一时期，区域中心城市的确立历经了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而且在确立后处于不稳定发展状态，在某些时期还有被其它城市取代的现象；其次，蓟城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的郡级城市在城市规模上当不相上下，彼此间还没有拉开距离，还不具有绝对的城市地位。隋唐辽金时期，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继续发展期。自隋统一中国，中国社会再次进入新的发展局面，北京地区城市体系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日益繁荣，北京地区新设置了一些州县城市，如通泽、丰利、玉田、三河、永清、蓟州、遵化、玉河等新的州县城市，区域城市数量增加。隋唐以来，随着幽州地区重要性上升以及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体系的文化功能也大大加强了。自幽州入辽后，京津地区的城市体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幽州蓟城在辽代成为陪都南京，政治、经济地位上升。金代燕京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称中都，成为国家正式都城，上升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社会经济更加兴旺，也出现了更多的城市，漷阴、香河、宝

坻、平谷、玉田、丰润、房山等城市相继设置，使区域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进入辽金时代，中心城市的文化职能又进一步提升。辽南京为五都之一，经济发达，百官聚集，城内设有各种教育机构，这自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金代中都文化事业比辽代有进一步发展。随着隋唐辽金以来北京地区中心城市的极化式发展，中心城市在区域城市体系中越来越起主导作用，区域城市体系的功能出现了依附于中心城市而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区域城市体系进一步完善，一是中心城市的完全确立和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先后经历了由区域政治军事重镇上升为陪都，再由陪都上升为都城的过程。其次，区域州县城市进入第二次活跃发展期，城市数量继续增加，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结构逐渐完善。元明清时期是北京地区城市体系的完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北京作为中心城市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区域城市数量增长不多，北京地区出现了天津、宁河等新的州县城市。

从空间演变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城市体系。个人认为，自秦汉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地域开发强度的提高，濒海地区社会经济逐渐发达，因此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山前向濒海延伸的过程。秦汉至北朝阶段是郡县城市的第一次活跃发展期，此时间区域城市大多数都分布在海拔20～100米高的山前平原地带。隋唐辽金时期是区域州县城市第二次活跃发展期，区域内新出现的州县城市都位于海拔5～20米等高线范围内的近海平原区，因此这些城镇的活跃发展是该地带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结果。元明清时期是区域州县城市第三次活跃发展期，天津、宁河、河西务、唐山等城镇先后出现并迅速发展，而这些城镇都位于海拔0～5米的濒海平原区，这是濒海地区地域经济开发的反映。尤其是清代以来，天津据水路优势而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北京地区东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至天津开埠后，天津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呈现出与北京并列的双中心分布格局。总之，区域城市体系在空间上经历了自山前平原区向近海平原区，再由近海平原区向濒海平原区渐次推进的梯度发展规律。区域城市经过这三次活跃发展，改变了区域城市体系最初西重东轻的分布格局，城市分布由原来的西重东轻不均匀分布向东西均等均匀分布转变。同时，运河交通线的形成弥补了影响区域城市分布的陆路交通骨架在东南方向的缺失，从而使区域城市的空间格局在各个方向更加均匀分布。区域城市的空间展布过程反映了自秦汉以来北京地区地域开发自山前平原向濒海地区不断推进的历程。

区域城市的空间布局的发展，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交通体系。城市交通体系形成与城市区域体系的发展过程有着怎么样的内外在联系，是很值得思考的。尤其是在现在日益拥堵的交通问题上，研究城市区域体系影响城市交通，城市交通体系如何反过来作用于城市体系的发展，是摆在城市规划者面前的当务之急。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1月被正式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以建设郊区新城为核心内容，以快速轨道交通为导向，实现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协调发展，构建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这不仅不同于北京以往曾经试图构建的“子母城”和“卫星城”所构成的城市空间格局，更是对此前历经几十年形成的同心圆形态“摊大饼”式蔓延的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

二、交通方式对城市空间规模的影响。。

1951年，美国规划官员协会(ASPO)提出“等时间线”的概念，认为出行者关心的不是他们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距离，而是从一地到达另一地所花费的时间，强调了可达性在土地利用方面的重要性，用等时间区来衡量居住区与工作区是否处于恰当区位。出行需求是人们为进行其他经济和社会活动产生的派生需求，人们不会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派生需求上，因此，人们出行时间有限的出行规律对城市规模有重要影响，这种规律决定了城市的规模不会无限度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