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_清末以来的近代学制改革

第十二章清末以来的近代学制改革
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定环境中。

但它并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教育上的反映，而是外来军事技术、教育思想和学校教育制度对传统中国科举教育进行冲击的结果。

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这成为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其后历经40余年，以建立军事学堂为基点，洋务派兴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从而为近代学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而“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的相继出台，极大地促进了清末以来我国新式学堂和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与教育的普及，并逐渐在制度上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第一节近代学制的产生
虽说在洋务军事自强运动和维新变法之后，我国的新式学堂大量增加，这客观上使长期以来沿用的以科举选才为中心、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古代学制框架已无法进行。

但新建学堂的主办者多因观念不同，在学校性质、培养目标、教育教学诸方面各自为政，互不统属。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又颁布“兴学诏书”，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①各式学堂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在入学条件、修业年限、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相互衔接关系给予明确的规定。

于是，“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相继出台，中国有了自己全国性统一的学制，这可以说既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科举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

一、“壬寅学制”的制订
1902年8月15日，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奏呈批准并颁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发的学校系统文件。

它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共六份文件，总称《钦定学堂章程》。

因这一年为阴历壬寅年，故史称“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的颁布是中国新学制的开端，“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

”②
其实，在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的思想由来已久。

从容闳向洪仁玕面呈教育计划，到陈炽对西方学制的介绍；从最早出访西欧的官员斌椿对西方学制的引述，到花之安、李提摩太等对清政府的建议；从郑观应、盛宣怀对学制的倡导和实践，到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具体构想；从《教育世界》杂志对日本近代学制连篇累牍的介绍，到清政府官员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实地考察，使中国对西方和日本教育制度有了更深刻和更详细的了解，反映出建立中国近代学制的思想条件已日趋成熟。

③
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派遣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于1866年率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游历欧洲十余国，历时近四个月，回国后有《乘槎(chá)笔记》刊行。

而1623年刊行、由艾儒略增译的《职方外纪》是系统论述五大洲地理的第一部中文著作。

其中第二卷对欧洲各国的学校制度又概略的介绍。

书中写道:“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

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

”小学“自七、八岁学至十七、八”，优者进中学，中学毕业优者入大学。

大学分四科:“一
①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版，第5-6页。

②《清史稿·志八十二·选举》。

③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

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

皆听人自择，数年而成。

①1891年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也介绍了西洋各国的教育制度。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

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

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

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省，以及国都之内，学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无不有一定程限。

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

”②
除清政府外交官员介绍外，西方近代学制还通过外国传教士大量输入我国。

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撰写的《泰西学校论略》在上海出版，李善兰为该书作序。

在此书中，花之安将德国学校制度全面介绍进了中国，并将西方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行政管理等整套模式展示在国人面前。

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外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专著。

188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ter 1836—1908)发表《振兴学校论》，批评中国人古训至上，所学范围太窄，不过都是些“仁义礼智孝梯忠信”而已，建议改革中国教育制度，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女学，并把士、农、工、商全纳于学。

后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委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专门研究和报告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

1883年，丁韪良完成了题为《西学考略》的研究报告，全面研究和介绍了欧美及日本的教育制度。

此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著《新学八章》(1887年)、《七国新学备要》(1892年)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96年将日本明治初期文部大臣森有礼所辑《美国诸名流振兴文学成法》译成《文学兴国策》等都对我国学制的创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所说:“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

”③
在传入和了解西方教育制度的同时，很多有识之士同时提出了效法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主张。

最早提出这一要求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在美国接受了正规教育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容闳。

容闳（1828—1912），1850年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

1860年11月，他在向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所提改革建议时曾主张设立武备学校，建设海军学校，创办各种实业学校和颁定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

④随后，社会上要求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制定学制的呼声持续强烈。

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卷一《考试下》中就表明了“仿照泰西程式”，在中国建立文武并重的近代学制的观点。

他说:“窃谓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

”其中大学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武学分为陆军、海军两科。

他还提出实行分班教学，小学和中学学习年限各为3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相互衔接，逐级递升等建议。

⑤中日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也提出了全国自京师以至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的建议。

府州县学选12—20岁民间俊秀子弟入学，省学选25岁以下诸生入学，京师大学选30岁以下举贡监生入学，学习年限均为3年。

而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更是明确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

⑥
在张百熙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第一个较为完备的从蒙学到大学层次递进的学校系统终于面世了。

“壬寅学制”秉持“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和“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设学宗旨，将学校划分为三段七级。

初等教育阶段包括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和高等小学堂3年，规定从6岁起儿童入蒙学堂，旨在“培养儿童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

”蒙学堂毕业后方可升
①斌椿等：《乘槎(chá)笔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乘槎笔记海录职方外纪(
②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230页。

③陈景磐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150页。

④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⑤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3页。

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1页。

入小学堂，小学堂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蒙学堂和寻常小学堂共7年，规划为义务教育性质，“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4年，“为高等专门之始基。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设政、艺两科）；大学堂3年（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共七科）；大学堂之上设大学院，年限不定，以研究为主。

如此，将大学院不计算在内，壬寅学制的总学制年限约为20年。

除学制主系列之外，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还有简易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平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和仕学馆等。

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虽经公布却未能实施，只可以看作是新学制改革的先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育权。

具有维新思想的张百熙（1847—1907年），同治进士，1900年以礼部侍郎赴西安面见西太后，痛陈时弊，主张兴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张百熙充任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和掌管全国的教育改革。

他上任之初即辞退了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传教士丁韪良，跪请“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的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同时还延揽了其他许多名流学者担任京师大学堂教务、行政各职。

如聘请张筱浦（鹤龄）任副总教习、严复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琴南）为副总办。

另有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孙诒让、蔡元培等均也在被聘之列。

可能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

”于是，“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

”①加之，又有人上奏称京师大学堂“仅一汉大臣，至成弊薮，请增设满大臣主其事”。

②为此，朝廷派荣庆为管学大臣，以分张百熙之权。

由于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难达共识。

时又值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鸣钟上堂”，学务改革因此受滞，“无一事可办”，参与起草学制的张鹤龄、赵从蕃、李希圣、沈兆祉等也由于这些矛盾而相继被迫离开京师大学堂。

在这种情况下“壬寅学制”事实上无法真正执行。

更何况《壬寅学制》制订时间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

百般无奈之下，清政府选派封疆大吏张之洞会商学务，厘定学制。

二、张之洞与“癸卯学制”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同治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名，是处于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晚清政坛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长期担任湖广总督，每到一处他都致力于改造旧学堂和积极创建新式学堂，曾经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建立了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新式学堂以及在在两江临时代理总督期间创办储才学堂、陆军学堂和铁路学堂等，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

在两广任职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和广雅书院。

甲午战败后，张之洞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前比较固守中国旧学，开始吸纳西学，并逐步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思想归宿。

1895年，张之洞在《苍页请修备储才折》中认为“宜广开学堂”。

他说，西方事事有学(专业化)，处处有学(普及化)，国家用人皆取自专门学校。

因此，“应请各省悉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各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三年小成，乃择其才识较胜者，遣令出洋肄业。

”当然，这些主张设立一系列专门学堂的想法还只是对西方学制的初步认识，所设学堂也缺乏系统性，但一般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张之洞日后提出学制改革思想的滥觞。

③
1898年3月，张之洞著名的《劝学篇》问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变法的基本立场，并提出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办学原则和具体的改革学制的建议。

他说:“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

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

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之选，府县
①赵尔巽：《清史稿·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57版，第3132页。

②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57—959页。

③黄新宪：《论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松辽学刊》1988年第3期。

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

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

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

大学又加深博焉”。

这一学制构想虽然仍比较简略，同时设想还充分体现了其“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等极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良苦用心。

但明确提出建立三级学堂，并规定了设学的地点、学习的内容，都表明张之洞有关建立近代学制的思想已经趋于明朗。

1901年7月，根据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的上谕，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计有《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折》，其所奏之事，涉及面很广，详备而实用，成为清末新政改革的实际纲领。

在“江楚三折”的第一折中，张之洞开宗明义地指出：“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

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

保邦致治，非人无由。

”①为了求才图存，他最关心的是兴学校、改科举和派游学三件大事，并认为三者的关系是“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

”②可见，此时创立近代学制在张之洞教育改革思想中居于中心地位。

而创立近代学制的实践观点则来自他对中外教育的反思和借鉴。

张之洞认为，中国历史上或用荐举，或凭考试，“要之皆就已有之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

”这表明他已看清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缺点，理解到国家既要甄拔人才，更要教成人才。

此时张之洞对东西方各国学制以至“教士之要义”、“教成之善”等都有了比写《劝学篇》时更丰富的知识。

并且还主要取法日本，在“江楚三折”中提出了包括蒙学堂、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在内的六级学校体制，对各级学校的入学年龄、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录用等作了明确规定，这些都比《劝学篇》更为具体详尽。

③
就在张百熙着手制订学制的同时，张之洞也在湖北全省以学制创立为核心，着手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实验，出台了一套湖北教育发展计划，也可以看作是湖北的地方学制，这就是1902年10月31日奏上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学折》。

这个计划于四月拟妥，十月呈报中央，它的内容包括学校系统、教有行政、师资训练、课程安排、教材供应、学堂建筑设备、以及经费筹措等主要措施，比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学制又进一步具体和完备。

在这个学制体系中,张之洞把湖北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专门职业教育两类:1.基础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五级。

(1)初等教育,分蒙学和小学。

蒙学为学前教育,设蒙养学堂;小学分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两种。

(2)中等教育,省城设文普通中学和武普通中学各1所,各道、府、直隶州设模范中学堂1所。

(3)高等教育,分文高等学堂和武高等学堂两种。

文高等学堂在省城设两湖高等学堂1所;武高等学堂在省城设2所,一为武备学堂,一为将弁学堂。

2.专门职业教育,分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三种。

(1)师范教育,设师范学堂。

(2)实业教育,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

(3)特别教育,有方言学堂、勤成学堂和仕学院。

这个学制体系的基本框架仿照了日本学制。

正如奏折开头所说:“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为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

”湖北学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初步分途,呈现出双轨的特征,并且师范学堂归属职业教育体系中。

④
其中，学前教育为蒙养院，由民间办理。

初等教育的目标在培养忠诚的国民，分为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二级，各四年毕业。

中等教育，文武分途，为专业前的预备教育。

文普通中学，四年毕业，武普通中学另加半年实习，四年半毕业。

高等教育，为职业分科阶段，学制为一至五年不等。

种类有师范学堂，分1-2年的速成科与三年本科；文高等学堂，包括文、法、理三科，四年在学，一年出洋游历，五年毕业；武高等学堂，教授军事知识，2-4年毕业；方言学堂，五年毕业；以及农务
①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47－48页。

②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9页。

③田正平分卷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2页。

④刘虹：《〈癸卯学制〉百年简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1期。

学堂与工艺学堂，各四年毕业。

完成整个教育过程大约需要20年学程。

在该学校系统之外的“勤成学堂”，不分科目，不定年限，不限数额，容纳年长好学生员讨论中西学问。

“仕学院”旨在聘请中外教习为湖北在职职官讲解中西学问。

清廷曾将此折交给主持制订“壬寅学制”的张百熙议奏，张百熙在《光绪二十九年管学大臣张（百熙）遵旨议奏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次第兴办学堂折》中，对张之洞的湖北地方学制评价很高，认为该折“与钦定章程相合之处甚多，不谋而同”，“该督疏陈湖北学堂章程,其中足补臣百熙奏进章程所不及者,当即一律照改,奏明在案。

”①只是对个别地方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可见，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

同时，张之洞也对《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第一，读经，要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读经、温经的课程,“期于人人能读全经”；2 放假,以旬假代周假;3 权限,学堂的管理权不能“轻假洋员”;4 学费,小学堂不收费,其余学堂均收费。

②张百熙充分肯定了这些建议。

他说：“查张之洞留心学务最早,办理学堂亦最认真,久为中外所推重,是该督二十余年之阅历,二十余年之讲求,于学堂一切利弊知之较悉,自与寻常不同。

”③而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希望朝廷能够派张之洞会商学务。

事实上，张百熙是想借此制衡荣庆等守旧大臣对创建新学制的掣肘，而据《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中记载，荣庆也动议奏派张之洞会商学务,则是想借此排斥张百熙。

于是，1903年6月27日，在荣庆上任后四个月, 荣庆与张百熙联名奏请“派重臣会商学务。

”声称:“为了兴学务而防流弊”,“必须有精审画一之课本,完全无缺之章程”,而“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湖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此中利弊，阅历最深。

”④奏请派张之洞“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将一切章程详加厘定”。

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着即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先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务期推行无弊,造就通才”。

⑤
接受主持制定新学制重任之后，张之洞以北京长椿寺为办公之所，“当将保荐特科之陈毅、胡钧留京赞助”，⑥广延通才，以《钦定学堂章程》为基础，以湖北教育改革的经验为参考,取法日本, 分门拟定，日夜增补和修改，经斟酌取舍，历时数月，七次易稿。

据说其间张百熙等及其下属也曾对出台中的学制某些部分提出了异议，如反对增加经学词章等。

但最终决定大权掌握在张之洞之手。

而荣庆本想借此排斥张百熙，不料“之洞独断，百熙拱手让之，荣庆遂不能容喙。

”⑦新学制的制定完全按照张之洞的意愿行事。

张之洞先令由曾赴日考察的湖北人陈毅草拟成章程初稿后，送政务处军机大臣复阅。

据此便有人认为“张之洞不过参以审定后借花献佛以欺名盗世而已”。

⑧事实上，制定学制的工作始终是在张之洞的主持下进行的，该学制基本反映了张之洞的思想和意志，陈毅不过作了一些记录和整理工作，对学制的一些主要部分，张之洞还亲自动手拟定。

⑨据《张文襄公年谱》(许谱)的作者许同苇说:“其学务纲要、经学各门及各学堂中学、文学课程则公手订。

”故王国维说:“今日之奏定学堂章程，草创之者沔阳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

”⑩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将修订好的学堂章程上奏，得到皇帝谕旨的批准：“著即次第推行。

”这就是所谓的《奏定学堂章程》，因该学制颁布的
①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1页。

②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③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④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版，第288页。

⑤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⑥《记北京大学堂事》，《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1903年10月。

⑦《京师大学堂成立记》。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58页。

⑧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页。

⑨黄新宪：《论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松辽学刊》1988年第3期。

⑩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