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的《围城》及其语言艺术.苏晓芹

论钱钟书的《围城》及其语言艺术【摘要】钱钟书的文学创作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这种肯定代表了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

《围城》的创作使我们看到了钱钟书文学创作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其语言方面最大的特点是风趣幽默，妙趣横生。

讽刺中充满丰富、形象、生动叫绝的精辟比喻；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古合中外的典故，逸事纷至沓来，琳琅满目；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还常以幽默的笔触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总之全文在幽默外表下露出其辛辣犀利的笔锋。

【关键词】人类文化、理智感、艺术情感哲理化、讽刺幽默、比喻、象征、高侃、漫画、心理描写《围城》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被誉为新的《儒林外史》。

学术界因《围城》而评价钱钟书的作品是既有现实主义品格，又有现代主义品格，说他的文学创作有深刻的人生忧患感，深沉的文化心理感和深蕴的历史感。

与大多数中现代全家相比，钱钟书与中国文学传统有更深的亲缘，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和现代审视使钱钟书在创作心态上，完成了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的转型。

这种以人类学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在钱钟书身上表现为；第一，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境遇有着深刻和真挚的关注。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整个人类内部（人已之间）的精神沟通的高度关注。

从《围城》来说，钱钟书明确地说他最终的举不在他自己归属的知识阶层这一小类，也不在于中国的族类，而是整个人类。

第二，对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揭示。

柏格森曾说：“再没有比虚荣心更浮父更深植的缺点了。

”钱钟书的创作是扎在人性那颗鼓胀起勃的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

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沧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无独有偶，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实好“侦查”时，都向孙柔嘉报当年的嫁妆，一个说家俱堆满了新房，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一是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高雅与粗俗相距甚远，但在虚荣心上是一致的，我认为钱钟书并不是刻意设置这种对称结构，但是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时，却又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知到无知，所有研究者说，钱钟书是对人类虚荣心有高度兴趣的作家，他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颓败的关系，促使他深入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当我们对钱钟书的忧患意识大致作了勾勒之后，就会发现他对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学思考是那么真挚和警拔，宅再也不是那种有感伤色彩的哀怨掩抑，悲慨兴怀，而是一种以人类哲学为本体的现代忧患意识，对于钱钟书来说，不仅是对中国文学传统有深挚的亲缘性，而且还要有异质文学传统参照下深刻的批判性。

与大多数中国当代先锋作家相比，钱钟书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深刻的洗礼，而他的作品又反而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原因在于他完成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心理转型。

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浸润与钱钟书创作的现代性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是不争之事实，对于钱钟书这样一个吞吐百家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我认为要打破常规“影响模式”的研究，重要的不是去考察他所受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而是要控讨他对非理性主义消纳。

这种消纳集中体现在下面两个事实反差中：1、他的创作有现代性，但他的创作手法又背离现代性，我们几乎看不出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技巧和其他手法。

2在创作心理态势上，现代主义通常所具有的神秘感恐惧感和骚动感被高度削减了，反而呈现一种强烈的理智感，以至开始出现一种对情感的抑制，我认为这种创作手法和创作心理上的反现代性与作品本身的现代品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围城》中钱钟书能臻“无痕有味”之境，表明他完成了另一次心理转型：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表现有二：一、艺术意向的意蕴化，钱钟书作品总体的阅读体验不是情兴的感情，而是智兴的警醒。

我认为钱钟书的创作意向很值得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强烈的情绪感因素，而是说与理性色彩极浓的冷峻观相比，情绪不再张扬，反而显得节制，情感也不那么抒张，反而显得敛聚。

在钱钟书的艺术传达中自觉地把哲理品格推移，从而呈现由形而下的形体性向形而上的精神性递进的趋势。

请看《围城》的揭题形式：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跟他谈过。

他引用一句英国古话……”在此我们看到的是钱钟书的揭题方式：他不选在其他场合，如张吉明家的麻将桌上，或开口说方鸿渐象众女子俗争夺的一块“肥肉”的周太太的桌上，而选在知识分子们的诗酒雅席上；钱钟书不选中他人，如说：“从我们干实际工和的人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没两样”的赵辛楣，而要让“罗素的老朋友”哲学家褚慎明（请注意：慎明）先开口；婚姻如乌笼一语实属近俗，可钱钟书不让褚慎明经直道出，而偏偏让褚慎明不经决心书请罗素出场，由20世纪哲学巨匠来：“说”那句俗话，诗酒之雅，慎明之玄，罗素之哲，三者层层递进，烘云托月般把主题请出场，钱钟书可谓煞费苦心，选取定诗酒雅席就规范了一种精神氛围，表明钱钟书在具体场景中抽取精神属性的企图；为了强化这种精神属性使之趋向哲理性，“慎思明辩”的褚家宝就成了优造的对象。

我认为钱钟书让褚慎明引出罗素，不单是一种调侃性戏谑，更重要的是对上述哲理感的高度强化。

这正显示钱钟书在一些哲学语词的层递中表现出创作意向的理蕴化，这种理蕴化倾向在钱钟书创作中是非常明显的，它使钱钟书的创作渗透出一种刺透性的理性气质。

从通常的场景描写，形象刻划上升到精神氛围的营造，从对具体人生体验和普泛的人性经验的思考钱钟书都力图将其提升到哲学本体高度去反思，并力图把这种反思虚涵在艺术象征之中，第二，艺术情感的理智化，人们往往简单化地把钱钟书作品的情感农度不足归结为用黄过多，引譬过繁，我觉得要深入到他任凭心理上去考虑，我很愿意拈出对旧体诗的一个精到的一字之评“紧”来描述。

这一“紧”在他的现代作品中体现得更充分，其内涵也较丰富，不是泛泛的“以理抑情”和“才大于情”所能涵盖。

我觉得“紧”作为钱钟书的创作心理态势，是他完成第二次心理转型时必不可免的副产品，是指由于哲学思维高强度的介入，使创作主体身上存在的情理调节机制失衡，致使本来就相互制约的情性和理性从谐和转向冲突，不仅是以理抑情，而且还有情来扰理，使理不再深入下去。

另外，他的小说叙事达到以非罕譬巧喻不能叙事流畅的地步。

例如，《围城》开头，中甲板上，有一个惹得苏小姐不快的孙家两岁小儿，描写得很传神的，说他眉眼相隔得要害相思病。

后来描写到方鸿渐初见元郎时：“鸿渐吓了跳，想去年同船回国那位孙太太的孩子长是这样大了，险些叫他‘孙世兄’天下竟有如此相象的脸”！孙家小儿与曹诗人风马牛不相及，钱钟书何以要写一张相似的脸呢？我看就与上述心理定势有关：当曹元郎出场时，钱钟书一定要找一个妙喻来调侃曹诗人一番的，可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喻象，如选用下文紧接着出现的“圆脸肥身”的瘦诗人贾岛说“曹元郎象……贾岛”，不免不些突兀，肯定会弄巧成拙；而小说叙事必然要连续下去，不能因为没有一回解疑的妙譬而停滞过久，这时钱钟书心急之余，想到曹元郎来献诗的苏文纨，再由苏言语纨联想到那位在甲板上惹她不快的孙家小儿，这样才出现他把握孙家乳臭未干的小儿放大成曹元郎，说他们想象，钱钟书似乎想不露痕迹地暗示读者去解释前面设好的沙譬，然后再一“睹”曹诗人风采尊容，也算弥补此处元妙譬之憾。

其实读者哪有闲情理会作者这曲折心思，钱钟书这么做足徒增他的心理负担而已，这种情形在《围城》创作中是经常出现的，这么丝丝入扣的曲折心思不断积累就成为一种理智感。

而这种理智感在他的创作中一直控制着他的情感。

情来扰理哲学思维的高度介入不仅造成对情感的抑制；同时，文学创作毕竟是情感抒发为主体的，情性还是占优势的，它对于来自智性的负作用力，不仅自身会有盈亏补偿和反弹，而且反作用于理智，弱化的穿透力，从而他遏制作者的哲学企图。

《围城》就出现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事实就足哲学主题与整体文学形象还有脱节，也即生存困境的提示没有完全到位。

正如炀绛所说的，如果能让方鸿渐和唐晓芙结为眷属，再沙架闹翻，这样结婚如进出“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辟了。

这里没有透辟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在于：钱钟书艺术情感哲理化有些过火，从而在“紧”的心理态势中出现了一种失控。

他的身上又有比一般作家更难以克服的心理弱势，那就是诗与思冲突带的“紧”的心理态势。

这种态势贯穿他的全部文学创作尤其是在现代形态的作品中。

在《围城》创作前，钱钟书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必要的创作经验，丰厚锐利的常识，深刻的情感体验，使钱钟书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围城》所具有的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双重品格，证明了他的自信。

但文学创作是个很微妙很复杂的机制，它不是面粉加水式的各面，而是种化合，原先准备好的各项因素会有相互消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抗生和干扰性情况。

上述冲突在小说前半部分是不明显的，其中去三闾大学一章更是写得机趣恬淡如鱼游活水，丝毫没有“紧”的感觉。

但自这以后，小说的色调逐渐灰暗起来，尤其在最后两章，冲突失衡到了极点，这表现在作者突出转换中心意象，但不甚成功，终使整部小说在创作心理抑制和抑郁中，匆匆收场，留下读者的遗憾和作者日后持久的不满。

这充分说明“紧”的态势已往成为钱钟书的创作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他的艺术创造力的正常发挥。

整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就感受一次长途旅行，生足有说有笑，留连窗外景色，继而开始沉默沉闷，最后刘车被黑暗的隧道吞没，永远也使不出来。

总之《围城》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钟书自身创作来说，可能过强了，它会阻碍文学向高层次的发展，因此，中国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进展，就必然体验钱钟书的心理障碍。

再说说《围城》的语言艺术，这足一部以旧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

讽刺艺术高超，独具一格。

语言风趣幽默，妙趣横生。

讽刺中充满丰富、形象、生动，令人叫绝的辟比喻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古今中外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采用独特的象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哲理；还常以幽默的笔触搞笑成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神形毕露地描绘出各色男女在特定的场合中的所思所想，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心思和微妙的情绪在幽默外表下露出辛辣犀利的笔锋，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的语言艺术试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