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商业名镇赊旗

清代河南商业名镇赊旗

赊旗店，即今天的社旗镇，位于伏牛山南麓，南阳盆地东缘，是清代河南四大商业名镇之一。赊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因为曾为许国封地，故称许封镇。唐宋时期，许封一度发展成为商贾辐辏、百货云集、有45里长街的繁华市镇。宋末元初，许封镇毁于战火。元代，官府在许封故地行政建制，分旗屯田，称“三旗屯”，因军主姓余，又称“余旗”。明清时期，山西、山东、湖北等地移民相继来此，赵河南岸（今社旗县河南街）商旅过往留宿者络绎不绝，兴隆店由此兴起。此后，兴隆店向南发展，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裕州知州潘云桂招徕流寓设立兴隆镇。大概与此同时，赵河北岸，南阳县城以东九十里处也作为南北货运码头发展成为新兴集镇，这就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初次见于《南阳府志》记载的赊旗店。

商道：碧水悠悠带来小镇繁荣

清代赊旗的经济发展可以用“飞速”来形容。

这个在明代名不见经传，甚至在地图上连名字也找寻不到的地方，到了清代却奇迹般地成为了影响深

远的“豫南巨镇”，尽管这个华丽转身的完成时间仅仅是数十年，但这转身带来的繁华却维持了整整两个世纪。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条河，它就是唐河。

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李鼎：《李长卿集》）。在商品流通量迅速增长的前提下，原有的运河、驿站等线路已经满足不了实际运输的需要，万里茶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辟的。

万里茶路的起点在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其运输路线为：武夷山通过陆运抵达江西河口镇，再由河口转入信江水运，经鄱阳湖，入长江至汉口，溯汉水达襄樊，然后经唐白河、唐河水道北上达赊旗。此后改陆运北行，抵黄河渡口孟津，然后茶商或西行，进入西北边疆；或进入山西，一部分茶商“走西口”，进入归化（今呼和浩特），一部分茶商走国际路线，通过张家口，到达库伦（今乌兰巴托）和恰克图（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赊旗是这条商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商人们到达赊旗，不仅意味着2600多里水路的就此终结，也意味着在经历过一段共同的

风雨历程后，他们稍加整顿便将各赴前程。

其实，悠悠唐河水为赊旗送来的不只是茶叶，因为这条纵贯南北的国际运输路线虽为茶叶开辟，但是商人们也会将在南方采买的绸帛、花布、纸、糖、瓷器等物资贩运过来。到达赊旗后，他们或者经方城，继续迤逦北上过黄河，径往山西；或者在方城，通过驿道，到达洛阳，去往陕西；又或者向东北行，由舞阳县北舞渡入沙河抵周家口，然后转贾鲁河到达开封，也可以顺沙河东下进入安徽。因此应该说唐河水为赊旗送来了难以计数的财富，这些财富让赊旗在清代得以迅速崛起。

会馆：见证小镇两世纪的历史

会馆是由商帮或同业商人集资建立的联谊乡情、规划行情、集议发布及同业交易的场所。赊旗商人云集，会馆自然很多，其中同乡会馆就有山陕会馆、湖北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直隶会馆、湖南会馆、安徽会馆等十余座。此外，还有老庙（戏剧）、火神庙（鞭炮行）、马神庙（马车行）、大王庙（船运行）等行业性质的会馆十余座。它们点缀在赊旗的大街小巷，成为小镇光彩夺目的亮丽风景。

山陕会馆创建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不将初建时间计算在内，仅后来的增修、重修就经历了乾隆、嘉

庆、道光、同治、光绪五朝，历时136年，其发展几乎与赊旗同步，是小镇昔日繁华的见证。

山陕会馆由寓居赊旗的晋、陕两省商人合资建造。从资料来看，晋商是最早进驻赊旗的商帮。明代，“山西平阳府安邑县人段国祯，室人练氏，见在南阳府东本镇居住，既合社人等，建起观音宝阁”，具体时间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二十八日”。由此可以推定，晋商至少在明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长居赊旗了。

山陕会馆最初称关帝庙，初建时间大概在康熙年间，或者更早一些。雍正二年（1724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载“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中所提到的关帝庙，即指此。当时赊旗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商人实力有限，因此关帝庙只建有“庙”，而无其他建筑。

迨到乾隆时期，赊旗商业发展逐步进入鼎盛时期，晋、陕商帮手里已经“不差钱儿”，从“首事诸君……各输其诚，各展所长”，“或郊奔走取材于楚，泛江河而来宛郡，或周知四方，遍访匠师”。这些记载中能够看出他们对扩建关帝庙的关注及投入的热诚。这次增修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资金采取捐赠和从商号中抽厘的方式获得，《创建春秋楼碑记》记录了当时参与抽厘的商号多达423家，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赊旗当

时经济的繁荣。

增修后的山陕会馆，不仅春秋楼、大殿、两廊、厢房、悬鉴楼、琉璃照壁、铁旗杆等一应俱全，而且规模宏大，装饰华丽。据说所建春秋楼高三十余米，有三重檐歇山琉璃顶，金碧辉煌，至今当地还有“赊旗有个春秋楼，半截插进天里头”的民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南阳社旗镇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也以自豪的口气记录了建成的会馆雄伟恢宏，已经到了“壮丽不可有加”的地步，但前期投入仍然剩下“三千余金”，商人们“不可析金以入私囊”，就干脆用它打造了门口那对做工精细、高耸入云的铁旗杆。从这些字面信息，不难猜度出当时山陕商人们的富奢程度。

咸丰年间，赊旗屡遭兵燹。咸丰七年（1857年），捻军火烧山陕会馆，除了位于最南端的悬鉴楼等得以幸免外，其余建筑大部分付之一炬。赊旗经济虽然受到一定打击，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唐河水上依旧舟楫如梭，大街小巷照样车水马龙，经济还在继续向前发展，此时的山陕商人们也还有热情和余力对会馆进行恢复。这次修复的时间从同治八年（1869年）开始，耗时30余年，除春秋楼外，其余建筑基本上重现了昔日辉煌。民国12年（1923年）《重建山陕会馆碑记》就评论说：“功亦伟，气宇宏大，楼阁辉煌。”由

此可以看出此时山陕商人的实力同赊旗经济一样，虽已大不如昔，但仍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