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民族歌剧“女性文化” 的探讨

修回日期：2010-12-27作者简介：王方（1988-），河南周口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艺术学硕士。

研究方向：音乐文化与声乐艺术研究关于中国民族歌剧“女性文化”的探讨王方（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031）摘要：“性别文化”一直是艺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20世纪中国民族歌剧以“女性文化”为主线，创作了许多经典的女性形象，成为中国歌剧独特的民族风格。

中国民族歌剧“女性文化“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特定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女性文化“发展到今天依然是我国民族歌剧的“主流文化”，其文化内涵与政治话语权还需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民族歌剧女性角色女性文化中图分类号分类号：：J822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23（2011）02-077-0320世纪20-30年代，现代女性主义意识的渐渐觉醒使各行各业开始关注女性的“话语权力”，“女性文化”得到一定发展。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E·泰勒曾经最早对“文化”进行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①当人们使用“文化”这一词语时，常常所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界定：其一，一种社会生存的内在模式；其二，知识信仰等有组织的系统。

一个民族就是用这种“有组织的系统”制约自己的行为，建构他们的感官与经验而做出选择。

从人类学角度看，社会是由性别人组成的，“性别文化”是人类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在某一个意义后面加上“文化”这个概念，来隐喻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方式下所隐藏的观念系统。

纵观20世纪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围饶女性角色文化而展开的一条主线历史，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民族歌剧风格。

而“女性文化”发展到今天，一直都是学术界引起争议的一个热点问题。

因此，笔者想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民族歌剧：女性角色梳理女性角色的塑造始终是中国民族歌剧发展历史轨迹一个重要标志。

现在存留在我们口头上的咏叹调大多来自于以女性角色为媒介的情感传达，例如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江姐》中的“绣红旗”等等。

当我们在哼唱这些歌曲时，潜意识产生共鸣，因为它向我们传达了符合某个特定时代的女性精神。

从20世纪初天真烂漫的少女儿童形象，到三、四十年代，《葡萄仙子》《秋子》为代表的受压迫奴役女性形象；从四、五十年代，新形式、新内容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到中国民族歌剧的里程碑《白毛女》，呈现出具有自主女性意识、要求自由解放的“一女一妹”的女性形象；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民族歌剧的女主人公几乎都为清一色的“巾帼女英雄”，如刘胡兰、韩英、江姐等。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文艺交流增多，中国歌剧开始进入了变革时期，呈现出多元文化以及俗雅分流新趋势，但是仍有《伤逝》、《党的女儿》、《原野》等一系列以女性为主角的优秀歌剧出现。

现在，当我们在“后现代”的氛围中，重新以女性视觉去审视，可以察觉现代社会女性地位的提高，这无不与中国民族歌剧发展而迅速成长的强烈女性意识有密切关系。

的确，在近、现代中国歌剧发展历程中，女性角色一直占据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歌剧舞台，使“女性文化”成为民众的一种精神和审美时尚，历史将不会再遗忘女性的历史或女性创造的历史。

民族歌剧中的男性角色虽然也占据着一定的舞台，但是就男性所塑造的歌剧形象所产生的社会辐射效应来看，远远比不上女性角色的影响力。

中国歌剧中女性角色占据主流的这样一种艺术现象，如果单纯从歌剧剧本创作角度来批评，可以评价为“题材过于单一，不利于多元文化思维的发展，制约了男性角色演员的表演创造”，民族歌剧中大多以“怪腔怪调”这种单一模式介入到男性反面角色，削弱艺术真实表现力。

中国民族歌剧在我国不仅是一种艺术现象，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为中国民族歌剧的社会辐射效应远远地超过了它在专业音乐领域的影响。

中国民族歌剧的女性角色为什么能够一统天下，如何对歌剧中的女性文化主题及两性文化做出阐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中国民族歌剧：两性之间的文化差异“人类文化可以说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克齐美尔曾经对性别这样论述。

“对待女性的态度，是对待历史，对待文明以至于对待宇宙的态度的一个缩影。

”②性别文化发展到今天，一直都是艺术家争论的一个问题。

中国民族歌剧虽然是以女性角色塑造为主流，但我们必须承认，抛开历史主体与身份限制，人类之所以能不断地创造丰富艺术宝库，一个根本前提就是承认两性差异。

而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两性文化关系呈现出非常微妙的关系，也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活力。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男权父权统治社会，很多艺术作品创作总体形式是男强女弱，虽然中国民族歌剧对这种关系有意颠覆，但我们仍需反思：在同一历史时期，歌剧中所塑造的男性角色是否会有女性角色一样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女性是否有归属于自己的生活态度？《白毛女》这个剧名就隐喻着在旧社会压迫下女性的艰难历程，有一种悲壮苍凉感，似乎在宣泄女性要求解放、自主的反抗主题，同时也是时代声音的象征。

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女主人公“韩英”，其“红色经典”、“巾帼女英雄”的形象印入了很多人心里。

通过艺术媒介的夸张，这类人物成为貌似引领时代的“革命先锋”。

剖析文本时，可以发现，剧作者似乎淡化了“韩英”的性别，使她们成为“女性中的男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性”，因为在对“韩英”形象塑造上失去了“女人”的性格本质——婉约。

这种“女性文化”塑造的方式，会给女性接受者一种心理审美距离，女性接受者更希望歌剧还原一个“普通女人”。

如果我们以“性别文化”的角度，重新对女性角色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并没有几部歌剧是以女性自身命运为主要载体。

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歌剧《伤逝》，子君的咏叹调唱段让我们听见了女性在封建社会牢笼下要求追求自由爱情的向往与无奈，把女性角色自主的感情体验化成歌剧旋律，女性角色的自主意识才开始有了发展。

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中国民族歌剧大部分都是出于男性剧作家的笔下，而女性歌剧作者却凤毛麟角。

现实社会男权主义的强大影响，使男作家潜意识里会把女主人公放在一个被“欣赏”的位置；或者处于一种同情、怜悯的状态；或者把女性主人公神化，传递男性化阳刚，符合政治的需要，而不是直接反映女性的情感，忽略了生活真实性，受到现代女性主义的质疑。

这种男性书写女性历史的文化现象，并非在中国独有，在西方国家的许多领域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

我们需要反思，女性角色的形象塑造是否能从男性笔下发现自己的真实身影与真实情感，引起心理的共鸣。

如果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一味任由男性剧作家描绘自己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或创造自己理想完美的女性形象，会使中国歌剧的发展忽略其艺术真实性与人性化。

作为女性，我们也需要反思，难道只有男性才能帮助我们书写自己的历史吗？女性是否有能力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可能会无奈地发现，虽然女性角色在舞台上早已绽放光彩，但是女性的创造意识依然很薄弱，这个设想可能遥遥无期。

“文如其人，风格即人”，作家笔下塑造的人物潜意识里是创作者的复本，因此，中国男性艺术家在创造了中国民族歌剧“女性文化”的同时，既带来了女性角色的兴盛，同时也留下一些遗憾。

不可否认，中国民族歌剧的“女性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符号”，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

三、中国民族歌剧：女性主题的文化内涵（一）中国歌剧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中国戏曲以其浓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艺术长廊中“瑰宝”，以其程式化、虚拟化、独特的唱腔使“女角文化”成为戏曲百花园中最亮眼的花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论是传统戏曲中所塑造的理想化“女神”形象，还是现代戏曲文化中真实的女性形象，在不同程度和阶段都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气质，表现为母爱和妻性的审美放大，或者塑造成爱情忠贞不渝的形象，其超越艺术审美放大后的女性形象变得更加迷人，扎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歌剧自诞生过度到成熟的那天起，就在音乐素材、音乐主题、音乐文化等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受着传统戏曲文化的影响。

尤其在“女性文化”表现上，有着微妙的奇缘。

1942年，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感召下，陕甘宁地区掀起了秧歌剧运动。

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的有关“白毛仙姑”的传说激发起当时创作者的欲望，如何塑造“白毛仙姑”这一艺术形象成为创作者首要思考的问题。

创作者首先想到了借鉴人们最喜爱的传统戏曲。

一方面是因为其艺术表现力强；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唱腔温柔委婉，独具韵味。

所以创作者选用了秦腔音乐作为《白毛女》的谱曲。

《白毛女》以其圆融了传统戏曲、民间音乐的艺术设计与形象塑造，成为中国新歌剧的里程碑，同时也带动了中国新歌剧的探索改革。

从《白毛女》的整体创作看，创作者坚持了民歌多元化与传统戏曲相融合的表现形式，因为传统的中国戏曲已经难以融入现实社会生活，需要对此进行加工改革来寻求创新，如喜儿的曲调借鉴了河北民歌“小白菜”、“青阳传”，又渗透了陕北的秦腔、道情中的滚白，由此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喜儿，并且突出了歌剧的戏剧性。

纵观中国民族歌剧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发现，80余年中国民族歌剧发展历史，就女性主题来说，如《江姐》、《刘胡兰》等一系列“女性文化”的阐释方式都是学习中国传统戏曲而来的新民族歌剧。

戏曲对于民族歌剧女性文化的渗透是其艺术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

中国民族歌剧借鉴中国传统戏曲中“女性文化”的经验，不仅为中国民族歌剧创作带来了繁荣，而且所形成的“民歌戏曲多元融合”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品格和审美情趣。

（二）中国歌剧与政治因素的联系。

艺术与政治作为两种社会元素，它们的关系始终密切而复杂，在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是中国民族歌剧的驱动力和风向标。

“20世纪被高度政治化的历史教训，为艺术创新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当我们分析特定时代的女性角色或女英雄时，总是要加上一定的政治背景，以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力去分析评价。

20世纪40年代继《白毛女》为中国新歌剧指明了发展方向后，中国新歌剧开始呈现出历史上的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新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人民需要一个引路人来激起民众的热情、信心，而中国民族歌剧积极顺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创造了刘胡兰、江姐等一系列女性英雄形象，给民众以鼓舞，感动着中国千万民众，同时在歌剧创作上也收获了丰富的成果，使中国民族歌剧成为当时艺术界最受大众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是“天人合一”，反映在民族歌剧中，则是渗透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与气质的和谐完整的结构。

从女性心理角度来分析，中国女性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着奴役和欺凌，但她们始终保持自己的信仰和不屈服的决心，建构了中国女性的“群众心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