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的中日经济、文化交流

浅谈清代的中日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提及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隋唐时期的遣隋使、遣唐使，再次是宋元明时期的交流和发展，但很少涉及到清代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其实，虽然清代中日两国都处在“闭关锁国”政策的桎梏下，没有正式的官方联系，但两国的民间交往并没有中断。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清代中日两国不仅在经济上仍然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在文化上也交流不断。

德川幕府时期（1635—1866）大致与我国清朝（1644—1911）为同一时期。两国由于各自的原因先后宣布锁国，因而并未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但互相间的小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将近两个半世纪中始终没有间断。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就靠着中国商船驶往长崎进行所谓的“唐船贸易”。长崎是当时日本向海外开放的唯一口岸。“唐船”是幕府时期对来中国商船的通称。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抵达长崎的唐船就有五、六千艘。也就是说每年平均有三十艘左右的商船到日本进行贸易。可见德川幕府时期，“唐船贸易”在中日经济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以生丝、绸缎、书籍、字画、茶、砂糖、瓷器、漆器、中药材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而日本输往中国的主要是金、银、铜、海参、鲍鱼、鱼翅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在当时日本处于贸易入超地位，金、银、铜等贵金属流出量较大，后来日本政府就采取了限制政策，实行了“信牌”制度，限制了唐船船数和金、银、铜等的流出量。并对唐船进港、返航路线、商人在长崎的居留地（也叫“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贸易税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这种贸易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

虽然“锁国”政策对唐船贸易严格限制，却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木宫泰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说：“是等输入品，年年为数颇多。不仅为上流社会所喜，即普通人亦爱用之。直接间接对于日本人生活上，予以多大影响。”同样，唐船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当时日本金银的比价低于清朝，铜的价格也较低，因而有很多清商进行金、银、铜的贸易。还有一些商人接受清政府的委托，承办军需业务，由官库支银赴日本买钢，回国后按清朝官价卖给政府。由于这项贸易利润极厚，某些商人甘愿成为宫商，归内务府管辖，专门贩铜。初步估计从1684年至1866

年近二百年间，从日本输入的“洋铜”就达三亿斤以上，这样才保证了清朝的铸币原料所需。

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跟昔日一样，僧人、医生、商人等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代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很少，赴日的明清僧人却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有朱舜水、陈元赟等。他们长年在日本讲学、传经、行医、经商等，因而清代的考据学风、医学、博物学等风靡日本学术界。他们回国时也把日本的书籍和民俗等带回中国，使中国人也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日本社会的发展情况。正是他们架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随处可见中国文化的烙印，如日本文学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明清时期的小说以及冯梦龙和金圣叹的序跋和点评影响着日本读本的发展。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中国的白话小说陆续传到日本，适应了日本市民阶层对新文学艺术的需要。《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等都在日本出版了日本刻本。此外，明清时期的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医学、音乐、烹饪等方面也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伴随着中日贸易进行，中国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这中间也出现了一些趣事。

从唐朝开始，日本政府就对中国古籍十分重视。日本来中国的遣唐使除了学习唐朝的文明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将中国古籍带回日本，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得封户、晋位、赐姓。因而在唐朝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的古籍带回日本。著名的僧人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学法期间，干脆雇用20多个学生，替他抄录《金刚经》等经书。从宋代到明代，中国图书典籍继续传入日本。当时的日本上层人士就以习中文、写书法、读古籍为时尚，流传到日本的书籍受到很好的重视。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很多人认为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是日本强大的灵丹妙药，进而要求“脱亚入欧”。而早前从中国带去的文化古籍，在他们眼中变成一堆废纸，几乎到了论斤叫卖的地步。为了避免中国古典文化在日本有灭顶之灾，清代有很多思想家要去日本搜书。最有影响的是清朝的外交官员杨守敬。

杨守敬是湖北宜都人，小时候就酷爱读书。他在科举考试中一直不顺，虽中了举人，但先后7次考试都失败了，迟迟不能迈入进士的门槛。尽管如此，长期

的积累，特别是他经常出没于北京的书肆，使杨守敬具备了深厚的目录版本学基础。光绪六年，杨守敬受新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请，以使馆随员的身份赴日。到了日本后，何如璋和杨守敬在东京的书肆里，发现一些在中国都难得一见的宋元善本书籍竟然俯拾皆是，这令何如璋、杨守敬非常震惊，他们决意尽最大努力让这些中国古籍尽快回归中国。此后，杨守敬在何如璋的资金资助下对流落在日本的中国古书籍进行了疯狂的“搜书大行动”。除了花钱购买外，还有一些珍贵的藏书，书主人不愿意出卖，杨守敬只好和他们换书帖。杨守敬是著名的书法大家，赴日本时，他从中国带去了很多中国书法的精拓本，那些藏书家一般对金钱很不以为然，却很难抵挡住他带去的书法字帖的诱惑，常常是让杨守敬大呼痛快。

如果实在换不到书，杨守敬还有他的杀手锏，就是抄书。当时他还雇有一批专门的“抄手”，不惜重金借阅以抄录。比如唐代抄本《春秋左传集解》在“日本惊人秘籍”中位居第一，十分珍贵，杨守敬通过关系借来后，10天时间里，就雇人日夜赶工将全书抄录了一份。

杨守敬等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搜集的古籍达3万余册，其中很多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珍本，极大保护了中国的古典文化。

此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的书籍、音乐舞蹈等也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生活也起了一定影响作用。

总之，清朝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国的社会发展，在各个领域都直接或间接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以后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