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_袁志刚

２０１２年７月第４４卷　
７月号
学术月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Ｖｏｌ．４４　Ｎｏ．７
第一作者近影　
经济学前沿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
袁志刚 余宇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必须明了中国经
济未来的变动趋势，厘清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背后的决定因素。

从长期看，劳动力供给数量、资本形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处于下降趋势中，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正趋于下降，
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在上升，因此，中国经济如何面对转型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就短期来说，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和内部各方面的冲击很大，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操作空间正在萎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必须实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
为前提条件，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增强市场活力，促进资产
的资本化进程，
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尤其是应以土地资产的资本化为切入点、以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为条件，进一步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中国经济　长期增长趋势　短期波动　市场化改革
［作者简介］袁志刚（１９５８—）
，男，浙江省舟山市人，生于上海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运行、就业与社会保障的研究。

余宇新（１９７７—）
，男，江西省高安市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３９－８０４１（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６２－
１１
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分析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分析，只能从供给层面来进行研究。

由经济增长理论可知，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与资本等要素投入以及技术进步等影响潜在生产能力的因素。

具体来说，就是需要重点关注劳动要素供给变动趋势、资本形成变动趋势、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增速变动趋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等因素的作用。

而就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来看，则应关注于政策变动、投资变动以及消费变动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见图１
）。

（一）劳动要素供给变化
劳动力要素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可发现，自１９７８年以来，
中国劳动人口·
２６·
年龄１５—６４岁的占总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图１　
中国经济长短周期影响运行图
根据联合国人口信息网数据①，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即将到达拐点；２０１０年以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劳动人口绝对量也逐渐趋于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在２０１５年达到顶峰。

由此，劳动力资源供给稀缺性对经济的影响也逐渐显现。

２０１１年的通货膨胀现象尽管有其他方面的众多原因，但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成为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

劳动力数量变动因素已成为中国２０１１年通胀高企的重要推手。

联合国人口信息网数据同时表明，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已经到达拐点；２０１０年，中国总抚养比到达最低点。

抚养比上升，
将导致投资增速出现下降，消费比例上升，因此，未来投资增速下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必然应从投资转向消费，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型。

另外，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减少了过多人口的产生，另一方面也使得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８０后、９０后缺少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无力承担一线蓝领工人的素质；而在全社会单纯追求上大学以及教育制度滞后的原因影响下，
使得大学生供给过剩。

这两个原因最终导致蓝领工人短缺与大学生就业困难并存，就业的结构匹配严重失衡。

这种结构失衡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在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数量上也趋于下降。

因此，中国经济的劳动要素供给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供给数量的下降和结构的不匹配是不可避免的。

这使得中国经济将不得不面对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考验，也使得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受到明显约束。

（二）资本形成变动趋势
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本要素投入量，即资本形成量的变化。

一国经济体资本形成的基础主要来自储蓄，
因此，储蓄率的高低就决定了该经济体未来的潜在增长率高低。

一国的总储蓄率是由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共同决定的。

中国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以来都较高，不仅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与同为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储蓄率水平也持续高于两者。

从各部门的储蓄率分布可以看出，政府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在２０００年左右开始持续上升，而居民储蓄率有一定程度的下滑，政府储蓄居于一
个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则处于平分秋色的状态。

显然，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的上升是中国总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

就结构上看，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地位在下降，而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地位在上升，政府储蓄所占比重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因此，２０００年以后导致储蓄率飙升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上升，居民家庭的储蓄率实际上是在降低的（见图２
）。

图２　
各部门储蓄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国际比较来看，可以发现，虽然中国的国民总储蓄远远高于经济合体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及亚洲许多国家，但分部门的储蓄率对比规律却不尽相同：首先，中国的居民储蓄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居民
·
３６·◇经济学前沿
①
“联合国人口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ｐｏｐ
ｉｎ／
储蓄率一般在２０％上下波动，ＯＥＣＤ等发达国家基本是在５％—１０％区间，而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相比（如印度２２％）则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①。

显然，中国及印度等国家的居民高储蓄率原因，
更多是基于制度因素或发展阶段所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国居民储蓄率也将会回落。

其次，中国的企业储蓄明显高于美国、法国、印度等国家，
但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似乎差距并不明显。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的企业储蓄率单就数据上看高于其他国家，但企业储蓄在国内总储蓄中所占比重并非最高。

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两国的企业储蓄基本上是国民总储蓄的主要来源，占到其中的８５％（
见表１）。

表１　中国各部门储蓄率与其他国家比较
（部门储蓄占ＧＤＰ比重的百分比）
中国
美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国民储蓄率５２．３　１４．３　２０．７　２５．５　３１　２８．３居民储蓄率２２．５　４．８　１０．８　８．２　４．５　２２企业储蓄率２１．６　１０．３　９．５　１９．４　１４．８　４．８政府储蓄率８．２
－０．９　０．３－２．２　１１．７　１．５中国储蓄率与其他国家差距３８　３１．６　２６．８　２１．３　２４居民储蓄１７．７　１１．７　１４．３　１８　０．５企业储蓄１１．３　１２．１　２．２　６．８　１６．８政府储蓄
９．１　
７．９　
１０．４
－３．５　
６．７
注：
中国储蓄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其他国家数据来源于高路易（Ｌｏｕｉｓ　Ｋｕｉｊｓ，２００５），中国为２００８年数据，其他国家为２００２年数据。

中国企业储蓄上升，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报酬过低，
这使得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较低，积累则相对较多；另一方面中国的资金成本一直保持在较低的非均衡水平，导致财产收入所占比重下降，
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较低，激励了其投资冲动，由此推高了企业储蓄。

另外，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
国有企业很长时间未向国家上缴红利，即使现在上交的红利占其利润的比重也是相当低的。

例如，２０１１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２２５５６．８亿元，但上缴国家红利只有７６５亿元，仅仅占利润的３．４％②。

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向股东支付的股利也低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

除金融企业与部分上市企业外，国有企业的利润基本上不用于分红，特别是一些垄断型国有企业，其利润绝大部分留在企业内部，并未作为红利对全民进行分配，而是用于投资扩张，形成了企业大量储蓄。

非国有企业利润更是再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银行系统对其贷款较少，所以不得不靠自有资本进行再投资，被迫进行储蓄；
私人企业为避免多缴个人所得税，也不愿分红而留作企业的投资资本。

出口导向的贸易体制也是推动中国企业储蓄升高的重要因素。

因为各种出口与招商引资政策出台，不仅降低了企业经营的成本，也促使企业有更强烈的投资欲望。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企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稳步上升，同时生产资料价格、劳动力成本又长期偏低，
故进一步刺激了企业投资欲望。

因此，企业在充分利用ＦＤＩ的同时，也积极增加自身储蓄。

一旦国有企业利润留存问题得到解决，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得以推进，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顺利完成，资源价格实现市场化定价，中国企业储蓄率必将呈现下降趋势。

最后，中国政府储蓄近些年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虽然在国民总储蓄中的比重没有前两者大，但却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水平，可以说，政府的高储蓄意味着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大。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政府部门对国民储蓄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主要因为：一是税收及其他非税收入的增加，提高了政府可支配收入；
二是政府仍旧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政府官员在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下，投资欲望很难遏制，使得政府的投资性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消费性支出领域却一直增长缓慢；三是近年来政府在经济改革中其计划成分逐渐增多，政策制定的行政性有所加强，而计划型政府更偏好预算扩张和公共投资类政策，这就导致政府边际储蓄倾向的不断提升③。

高路易（Ｌｏｕｉｓ　Ｋｕｉｊｓ，２００５）认为，中国政府储蓄率的上升是通过“
资本转移”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导致的。

其实，这一认识是存在问题的。

因为，资本转移在２００３年后下降很多，而资本形成即政府直接投资额上升远远高于资本转移。

另外，从图３可以看出，伴随１９９７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政府投资性支出的规模和增速都不断提高，
而教育、医疗、社保领域的消费性支出则增长缓慢。

显示出政府投资增
·
４６·学术月刊　２０１２·７
①②③
“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财政部数据来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ｇ
ｏｖ．ｃｎ／杨涛：《中国政府储蓄研究：实践考察与政策应对》，载《财贸经济》，２０１１（２
）。

速经历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两个增长高峰期，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虽然在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有所下降，但接着又迅速反弹；而政府消费增速自１９９３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２００５年之后才略有上升，除了如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等几个调控经济过热的时期之外，
多数年份都低于政府投资的增速，说明政府可支配收入增长份额更倾向被用于政府投资。

资本形成与主要消费性支出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６０％左右，
这两个变量是影响政府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政府储蓄率的下降将主要取决于这两者的变动趋势。

图３　
资本形成与主要消费性支出占比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政府储蓄率高于其他国家，
只比韩国低，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韩国也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韩国的政府储蓄倾向也较高①。

政府高储蓄率进而成为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的基础，但是由于投资效率低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为了降低中国政府的这种高投资行为，根本上就需要降低政府储蓄率，使其不再拥有满足这种投资冲动的能力。

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资本项目支出仅占其财政支出的５％以下，因此，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意味着减少政府投资支出。

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教育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都较低，即使与印度相比也偏低，说明政府主要消费性支出所占比重过低（见表２
）。

主要消费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对政府储蓄率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若能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所占比重，就能大幅降低政府储蓄率。

目前，中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大约占ＧＤＰ的１１％左右，预期中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还需要提高１０个百分点，达到２１％左右，那么按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推断，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至２．１万亿，用政府总储蓄２．６万亿减去这一增加值，再除以现有总储蓄，可发现，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储蓄率会大幅下降，即中国政府储蓄率将在１．６％附近，
这一数值与印度的政府储蓄是较为接近的。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
其具有一定的资本形成动力，政府主导经济模式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中国政府储蓄率可能会高于这一数值，大约将在５％左右，这比２００８年要下降大约３个百分点。

表２　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比较
（单位：占ＧＤＰ的百分比）
国家教育医疗卫生澳大利亚４．８　６．４日本３．７　６．４韩国４．６　２．８新西兰６．９　６．３中国２．９　１．１印度
３．３　
１．２
注：国外数据为２００４年引自张明（２００６），中国是２００９年的数据。

因此，从在长期看，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以及政府储蓄率都将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逐步趋于下降；总的来看，国民总储蓄率将从２００８
年的５２．３％下降到２８．６％—３４％左右。

由于高储蓄
率下的中国经济在扭曲的利率与投资体制影响下，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效率很低，即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中，未来储蓄率的下降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化改革转化效率来缓解，但是粗放增长动力的下降是必然的。

这也就意味着，
从储蓄率层面看，中国经济资本形成的长期潜能是趋势向下的，最终将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三）中国经济ＴＦＰ增长率变动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来自技术进步，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ＴＦＰ（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经济增长最常用的指标。

ＴＦＰ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采用索罗生产函数模型对ＴＦＰ进行研究。

一般而言，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应该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

这两个指标都可以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本研究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按１９９０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单位是亿元；资本存量单位也是亿元；劳动人数为历年就业总人数，单位为万人。

其中产出和劳动投入变量是可以直接
·
５６·◇经济学前沿
①
何新华、曹永福，《解析中国高储蓄》，载《世界经济统计研究》，２００５（２
）。

从各年的统计年鉴上获取，在资本存量的计算上，采用永续盘存法。

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的资本存量数据取自张军和施少华（２００３），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资本数据是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推算的。

通过计算得到中国经济的ＴＦＰ增长率，具体见图４。

图４　中国经济Ｔ
ＦＰ
增长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这两年外，ＴＦＰ一直保持正增长，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的ＴＦＰ增长率为负值，是由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
中国政府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实行的紧缩经济政策所致。

很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ＴＦＰ有三个快速上升期：一是改革初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二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经济效率大幅提高；三是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全球竞争，ＦＤＩ大幅流入，同２０００年相比流动人口在２０１０年增长了８１．０３％，达到２．６１亿，劳动力要素实现了全国范围的重新配置，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ＴＦＰ增长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在改革前后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可以从表３、表４的对比中发现这一点。

表３　改革前中国经济Ｔ
ＦＰ增长率及其对产出的贡献１９５３—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１９７６ＴＦＰ增长率１．５％－１５．２％４．２％－１．３％产出增长率１０．８％－１１．９％９．９％４．６％ＴＦＰ增长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１３．６％
－１２７．７％
４２．５％
－２７．８％
来源于：
张军和施少华（２００３）。

①表４　改革后中国经济Ｔ
ＦＰ增长率及其对产出的贡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ＴＦＰ增长率３．０％２．７％２．９％２．９％产出增长率９．６％１０．０％１０．３％９．９％ＴＦＰ增长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３１．８％
２７％
２８．２％
２９．３％
从表３
、表４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ＴＦＰ波动很大，但在改革之后，中国经济的ＴＦＰ有了明显提高，１９７９年—２００９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２．９％，
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产出增长中的大约２９．３％，说明经济改革确实显著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经济制度的改革是ＴＦＰ增长率能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转型期与日本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以及韩国８０年代末期较为相似。

这一点可以用购买力平价（ＰＰＰ
）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国际元）来进行验证。

从表５可以看出，以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话，中国２００７年的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对应于韩国经济的１９８７年以及日本经济的１９６８年左右。

表５　中、
韩、日转折期收入对比（单位：国际元）中国
韩国
日本
年份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人均ＧＤＰ　４７６１　
５５６８　
４９５１　
５６５５　
４５９０　
５２５０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日本与韩国在转折期附近的ＴＦＰ变动趋势可以发现，在转折期日本和韩国ＴＦＰ增长率都有一个下降的波谷，这表明，在转折期经济结构的变动会降低原有推动生产效率因素发挥作用的效果。

日本和韩国转折期后几年都出现了一些外部冲击，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石油危机”和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特意将这两个时间相关的年份单独分开，
从结果可以发现两次危机都导致两国的ＴＦＰ增长率显著下降。

实际上，
在前面关于中国ＴＦＰ的计算中，也发现在“次贷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的ＴＦＰ增长率也是显著下降，即２００７年后ＴＦＰ增长率趋于下降。

日本和韩国在危机冲击后ＴＦＰ增长率都有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其ＴＦＰ增长率显著低于其转折点前的增长率，
而韩国在近几年其ＴＦＰ仍保持着与前面差不多的增长率，不过也仅在１％左右徘徊（见表６）。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经济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解决，２００７年以来的ＴＦＰ下降，很可能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情形，使得ＴＦＰ增长率长期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ＴＦＰ增长率将会下降很多，
也使·
６６·学术月刊　２０１２·７
①
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１９５２—１９９８
》，载《世界经济文汇》，２００３（２
）。

得ＴＦＰ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强劲。

表６　日本和韩国在转折期附近的ＴＦＰ增长率年份日本（％）年份韩国（％）１９６０—１９６５　１．４７８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１．００３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　１．９４６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１．０２０
１９７０—１９７３　０．６８６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０．９９６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　１．４８１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０．９５８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０．４６９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１．０２６
数据来源：日本数据来自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１９９２）的分析结果，韩国ＴＦＰ的数据主要来自张雄辉（２０１０）的计算结果。

①就近期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程度大于日本，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强的技术“后发优势”，而且，“十二五”规划出台，高新产业投资增加，研发投入增加，制度改革的深化，都有助于中国ＴＦＰ增速保持一定水平，因此，中国ＴＦＰ增长率并不会像日本那样下降太多，估计还有５—７年的相对高速增长期，这表明，在２０１２年ＴＦＰ增长率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预计在１．５％—２％左右。

但是，中国ＴＦＰ增长率的下降是很难避免的。

（四）经济发展环境成本上升明显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是２．３５亿吨，成为仅次于美国（４．５６亿吨）的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比所有其他亚太国家的总进口量（２．２６亿吨）还要多②。

在中国，由于需求增长超过国内供应，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大幅上升。

尽管天然气进口增长了十四倍，石油进口增加近三倍，但石油进口继续主导着中国的能源进口。

而且中国单位ＧＤＰ能耗不仅高于美国、日本、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比俄罗斯、印度要高③，因此，必须降低单位ＧＤＰ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节能生产技术，这是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满足的条件。

从经济发展的成本来看，２００１年以来，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以废气排放量为例———逐步上升。

至２００５年，环境污染的情况已很严重，增长的环境成本已很高。

２００８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２３２１万吨；２００９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也高达２２１４万吨，相应地，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不得不增加。

２００８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高达４４９０．３亿元，占ＧＤＰ比重１．４９％；２００９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高达４５２５亿元，占ＧＤＰ比重１．４９％④。

污染治理成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成本，尤其有些环境污染是非可逆的，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代
价更为高昂，同时也使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明显的挑战。

总之，就长期因素而言，不论是劳动力要素还是资本要素从数量层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将下降，ＴＦＰ增速也正处于下降趋势中。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上行推动力在下降，而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则趋于上升趋势中。

总体而言，必然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率有较大的向下压力。

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调整压力较大，增速的下滑概率较高，这使得长期因素将压制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复苏速度。

二、中国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分析
对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分析，尤其是对２０１２年经济运行的分析，则需要从需求层面来进行研究。

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因素主要是消费、投资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就２０１２年来说，外需的下降已成定局；就２０１２年第一季度来说，出口４３００亿美元，增幅仅７．６％⑤，仍处于大降趋势中。

由此，外需由于发达经济体步入衰退期而明显受限，内需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不足也难以在短期有效扩大。

因此，在２０１２年，不论是外需还是内需对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都不大，因而有可能成为这一轮短周期的低谷。

而在投资方面，目前投资行为仍主要由政府主导，且近期各类政策出台频繁，投资会有一定增长，但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效率是不足的，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缺乏可持续性。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短周期波动的分析，尤其是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分析，应重点关注于政府行为带来的影响即政策影响。

在２０１２年，财政政策会因为政府面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而不得不有所放松，但空间有限，尤其是会加剧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从而使结构失衡问题更加严重。

货币政策在２０１１年过度趋紧的影响下也可能放松，因为资金注入方式已发生改变，同时受到国际大宗商品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得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也将极为有限。

具体来
·
７
６
·
◇经济学前沿
①
②
③
④
⑤
张雄辉，《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２０１０年
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ＢＰ世界能源统计回顾２０１１》，参见ｗｗｗ．ｂｐ．ｃｏ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ＢＰ　２０３０世界能源展望》，参见ｗｗｗ．ｂｐ．ｃｏ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