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西方舆论监督之异同

浅析中西方舆论监督之异同

关键词：舆论监督；异同；特点；功能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类节目的热播，“舆论监督”成为新闻界又一热门词汇。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以及北京电视台的《元元说话》等节目都将报道的焦点对准一些社会敏感问题。1998年以来，《南方周末》几乎每期头条都是有分量的社会新闻，其中百分七十以上为暴露阴暗、抨击腐败的负面报道。自此，中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开始发挥，并一度掀起高潮。但是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中国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界所提倡的舆论监督不同，在遵循二者共通的大众传播规律的同时，中国的舆论监督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

含义溯源的差异

在西方有关舆论、新闻媒介和大众传播的古典西方文献（主要是英美国家的英文文献）中，并没有“舆论”（public opinion）和“监督”（supervision）这样固定的词语搭配。只是在近几年，“舆论监督”（supervisionby publicopinion）一词才在西方报刊中出现。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西方新闻界的“舆论监督”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新闻监督”或者“媒介监督”。“媒介监督”是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监督；而新闻监督则是以“新闻”为途径或内容的监督。而新闻包括“事实的报道”和“舆论的表达”两个方面，所以比单纯的“舆论”一词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而舆论监督一词，在英语中也一度被人译为“Watchdog”，其本意并不像翻译过来的中文那样庄严，直解是“看家狗”，引申为“警觉的狗”。用以形容媒介对社会风云变幻的关注就像一只警觉的狗，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狂吠不已，引起世人的注意，起到监控之效。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

的影响，西方的舆论监督常常是建立在“新闻”和“散论”的基础之上的，它以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知情权”）为其内在价值基点。它所重视的往往是受众的知情权和新闻欲，借助“舆论监督”之名，扩大自己的新闻源，并非真正地着眼于监督效果和舆论的实施方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分析，“舆论监督”（supervisionbypublicopinion）是更合乎中国实际的用语。“舆论监督”是中国新闻界在实践中创造的并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它是由中国古代报业作为“舆论工具”并从事社会监督这两个传统职能中转化而来的。

在现代汉语中，“舆论”一词基本上接近褒义，一般是指经过意见机构（媒体或官方）筛选并加以概括的公众意见，这个概念接近于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谓的“公意”概念。汉语中的“监督”一词通常是指一种“上级”对“下级”的行为，多伴随着制裁的措施，是一种权力的表现。中国的媒介机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极大的政治权威，并被赋予代表政府监督社会的责任。这种监督有时还具有极大的力度，可能导致极为迅速的行政措施和社会整体的谴责。由此而言，中国的舆论监督虽然是媒介机构发现、选择，并概括表述代表“广大受众”的意见，因而和西方媒介的多元、分散的公众意见相比，更具有“监督”的权力实质。

对照中西方舆论监督的含义溯源，不难发现，西方媒介的舆论监督往往以对事实的开掘为主，以引领舆论和公众意见为辅。而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则往往反映对社会现象、事件或问题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建立在新闻媒介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基础之上的。

特点的异同

在学术界，有学者这样概括舆论监督：公众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形式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力，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中舆论监督的客体，主要是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公众服务机构和公务人员以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其载体主要是批评报道。这个定义概括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共同规律，突出了蕴含其中的基本内容。据

此为基点，不难发现，中西方舆论监督在与各自新闻体制和社会现实结合的过程中，自身的特点逐渐突出。

西方的舆论监督与它的国体、政体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说，现代西方新闻舆论监督体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和内在需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媒介对权力的监督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和制度完善的客观要求。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对垄断资本的依附，使西方媒介对权力的监督具有先天的软弱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主编威廉·汉密尔顿曾经说过：“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然没有给它任何特权，它对于社会也没有任何义务。”

因此，在西方，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利益的舆论监督不仅是对监督力度的削弱，更使监督本身发生了某种变异。为了达到刺激、新奇的效果，原本应是严肃认真的舆论监督往往成了一场浅薄无聊的新闻炒作；本该对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制订实施情况予以报道和评析，而现实的舆论监督却总是对高级官员的私德私事格外关注，不惜篇幅大加渲染；本应对社会各类丑恶现象及其根源进行揭露与鞭笞，结果却将镜头对准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凶杀、欺诈与色情。“水门汀事件”、“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事件”都曾经一度成为西方媒介舆论监督的“得意之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舆论监督在将矛头直指社会黑暗与腐败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担负起改造社会服务公众的神圣职责。“舆论监督不仅要有一只丑闻鼻，更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一副清醒的头脑，一颗真诚的责任心，否则，这鼻子便不可避免地要被利润和资本牵着走。”与西方舆论监督不同的是，中国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有领导的舆论监督，是作为某种行政职能的延伸而存在的。这就使它有着与生俱来的两大特点，一是有着极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必须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争取积极的社会效果。

正是中国舆论监督这种强大的“杀伤力”，使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门前总是排着前来反映情况的长队，也使得一些地方官员谈“焦”色变。对许多百姓而言，几年、十几年难以解决的事情一经曝光，几星期、几个月之后

就有了结果。而这种状况在西方的媒介监督过程中是难以想见的。“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贯坚持的原则，在此方针的规避下，中国的舆论监督也必然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为主旋律。这个方向，也正决定了中国媒介的舆论监督要以“责任”为出发点，重视舆论监督的责任和社会效果，而并非以追求“轰动效应”为前提。

综合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舆论监督是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下的舆论监督。

功能的比较

从一般传播学的原理来看，舆论监督主要具备５种功能：即社会监测功能、社会调整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制衡功能和动态地平衡监督功能。而中西方的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尽管不可避免地都涉及到了各个功能，但社会形态的差别和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使得中西方的舆论监督功能有着不同的侧重。

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遏制（check）政府滥用权力。人民对政府的意见，更多采用“抱怨”、“投诉”（complain）来表述。人民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则形成争议（issue），往往通过辩论来确定是非，并最终由法规和权力部门（通常是法院）来裁定争端，在分歧的舆论基础上产生的裁决，又通常带有相互妥协的成份。媒介则是促使产生这种争议的有力手段之一，它所形成的舆论并不能真正成为定论，甚至只是一定阶段性的结论，但其所担负的职能则着重体现在它的呼吁性和倡导性方面。从现代社会心理学方面看，西方媒介常常充当的是社会公众的“传声筒”和“排气阀”，传达呼声，宣泄积郁，平衡心理，满足愿望，从而使整个社会心态维持在一个理想的安全值上。因此，媒介对政府，媒介对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呼吁和批评的“权利”，而不是监督和制裁的“权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媒介机构是设置社会舆论议程者和声音最响亮的喉舌，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多的是社会调整、社会制衡和动态地平衡舆论监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