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对三曹的评价

曹操这类作品是“伤羁戍”，“辞不离于哀思”。显然，他对曹操的这类作品采取了否定态度。事实上，刘勰所批评的正是千百年来无数读者所称许的。因为“辞不离于哀思”的《苦寒行》等作品恰恰表现了曹操慷慨悲凉的诗风。曹操的一生，为削平群雄，统一国家而南征北战，历尽艰辛，《苦寒行》就是表现这种题材的作品。这是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公元２０６年）征高干时所作。高干是袁绍的外甥，曾投降曹操，后又乘机叛变，据守壶关口。曹操自邺北上太行山，征讨高干，时值正月，雪地寒天，军队行军异常艰难。诗中就描写了艰苦的行军生活。太行山巍峨高耸，山路崎岖，陡峭狭窄，险要无比，车轮为之摧毁，突现了行军的艰难。在风雪交加、猛兽横行、人烟稀少的险恶的自然环境中，行军将士是步履艰难。征途上的重重难关和满目的凄凉景象，引起了他们“长叹息”、“多所怀”的东归之情。这是一首笔调高古之诗，对后代影响很大。与此诗相类似的作品如《却东西门行》，是一首抒发征夫怀乡之思的作品，也写得极为深切、悲壮，读来催人泪下。这是作者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由于战事频繁所产生的久戍不归的惆怅情感的真实吐露。它委婉而真实地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同时也寄予了作者对征夫的关怀和同情。这些诗都“梗概而多气”，是不应该予以否定的。刘勰否定曹操这类作品，同时也否定了与之相联系的“《韶》、《夏》之郑曲”。对此，我们不能不指出，刘勰此处的评论是有失公允的。

曹操的诗歌有很多传世之作，令历代读者交口称赞，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评论曹操的作品只有《苦寒行》一首，而且还予以贬抑。刘勰的这种失误，自然反映了他文艺思想的局限性。曹操的诗歌，无论是四言诗，还是五言诗，都有不少上乘佳作，如四言诗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五言诗的《薤露行》、《蒿里行》，以及上文所论及到的《苦寒行》等。但刘勰在评论四言诗和五言诗时均未涉及。对《苦寒行》，还是他在《乐府》篇中谈论的，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也表明刘勰主要是从乐府的角度来看待曹操的诗的。因而他的局限性也就主要表现在其音乐思想上。刘勰在《乐府》篇中，表现了崇尚“雅乐”，鄙视“郑声”的思想倾向。“雅乐”，指宫廷音乐。郑声，指民间的地方乐曲。古代儒家以“雅乐”为“正声”，而谓郑声为“淫邪之声”。刘勰认为“雅乐”乃“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特别是到了建安时期，民间乐曲更代替了两汉以前居于主导地位的“雅乐”。尤其是曹操，受民间文艺的影响很大。他的诗歌全部是乐府歌辞，并且常常用乐府旧调旧题写新内容，把当时动乱的政治现实和人民的苦难生活形象地反映出来。在刘勰看来，这些“怨志”之辞，再配上曲谱，“正响焉生”？自此“诗声俱郑，自此阶矣”。以此看来，他必然对曹操的乐府诗歌持贬抑态度，将其视为“《韶》、《夏》之郑曲”。

曹丕“洋洋清绮”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曹丕的评价之处也并不多，约有八处。他于《明诗》篇中，称赞曹丕在“五言腾踊”的建安诗坛上“纵辔以骋节”。曹丕是建安诗坛上创作五言诗比较多的作者之一。由于他的“副君之重”的地位，其文学创作，必然对其他文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因而，他对“五言腾踊”局面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刘勰不仅注视到了曹丕的诗歌创作，而且也肯定了他在辞赋创作方面的成就。他在《时序》篇中说曹丕“妙善辞赋”。这一评论也符合曹丕创作实际的。曹丕创作了大量辞赋，大致有关于征伐战斗、离情别绪、妇女命运、宴饮田猎等方面的内容。曹丕不仅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对辞赋的喜好与重视，而且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创新之见。他在《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的评论就是以辞赋为主，并且提出了“诗赋欲丽”的创作标准，将赋和诗相提并论。可见，他对辞赋是极为重视的。刘勰很赞许曹丕的文采。他在《诏策》篇中写道：“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伟，即壮美奇伟。这里，刘勰肯定了曹丕诏文的壮美奇伟的辞义。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曹丕的《典论·论文》评论说：“魏典密而不周。”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现存最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在文中，作者指出了文人的通病，对建安七子的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对各种文体进行了探讨，并且论述了作家作品的关系、文章的地位和功用，劝勉作家要珍惜时光，努力著述。所论述的问题，特别是分析文体、文气很是细密，但还不是很周详，故刘勰所评比较恰切。另外，刘勰还对抑丕扬植的旧谈发表了意见。他在《才略》篇中指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这里，刘勰不同意曹丕文才“去植千里”的旧谈，并分析了旧谈的根源，是由于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同所致，指出了曹丕，曹植的才华和创作各有所长。总的来看，刘勰对曹丕的评价是肯定的，探讨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

曹植“独冠群才”

《文心雕龙》中，对曹植的评论是最多的，对曹植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他在创作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刘勰极为称许曹植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五言诗是建安诗坛的重要诗歌形式。曹植的五言诗写得尤为出色。他现存诗歌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五言诗，因而刘勰在《明诗》篇中评论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他赞扬曹植在诗坛上纵辔驰聘，为“五言腾踊”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勰在《明诗》篇中又说：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

这里，刘勰将四言诗看成是正体，而且认为以“雅润为本”，五言是以“清丽居宗”，这些看法自然是不甚恰切，但对曹植的四言诗、五言诗，给予的高度的评价，还是符合实情的。他认为曹植的诗兼有“雅润”、“清丽”之美，对曹植诗歌的褒扬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刘勰对曹植的乐府诗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乐府》篇中称赞曹植的乐府诗“咸有佳篇”。这是符合曹植诗歌创作实际的。在曹植的诗歌中，乐府诗占一半以上，而且名篇佳什不乏其例。如脍炙人口的《箜篌引》、《白马篇》、《美女篇》、《野田黄雀行》等，都属乐府之列。《箜篌引》通过与亲友饮宴盛况的描写及其对光阴易逝的慨叹，表现了要与亲友共同建立功业的愿望。《白马篇》是诗人前期的主要代表作。诗人以刚健明快的笔调，简洁朴实的语言，通过对游侠儿典型形象的行为动作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勇敢、机智、为国献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正是曹植本人自我形象的体现。曹植正是通过对游侠儿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赞颂，抒发了自己为国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其他的《美女篇》等也都是倍受后世读者称赞的篇章。总之，曹植的诗歌创作成就极大，而刘勰对曹植各种诗体的创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曹植一生写了许多书表，如《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士息表》等。曹植的这些散文受到了刘勰的高度重视及赞誉。他在《才略》篇中说，曹植“诗丽而表逸”，又在《章表》篇中说：

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便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

刘勰对曹植的这些评价并非是过誉之辞。曹植所写的表文确实是“独冠群才”，“辞清而志显”。今仅以他的《求自试表》为例。他于太和二年（公元２２８年）写的《求自试表》，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陈寿在其本传中写道：“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全文慷慨陈辞，首先谈及“古之授爵禄者”，都是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为条件的。而自己则是“无德可述，无功可纪”，为自己难以施展才力，尽臣子之责而苦闷。他想到“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于是，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满腔激情，要求捐躯济难：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伏见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也。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里，充分表现了作者奋身杀敌，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迫切要求从军杀敌，立功报国，为统一全国的事业做出贡献。全文就是这样抒发了报国的衷肠，感情真挚热烈，可谓是披肝沥胆。在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