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人生》中高加林人格分析

压抑·释放·回归

——路遥《人生》中高加林人格分析

王虹帅

摘要

本文试运用弗洛伊德的三维人格结构理论——本我、自我和超我，对路遥《人生》中高加林的人格结构予以剖析，着重讨论高加林人格结构从压抑的平和到释放的冲突再到重构的回归三个阶段的变化，以及这种人格上的变化对高加林人生命运的影响，进而探讨高加林形象的悲剧性和他回归黄土地的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

人格结构本我自我超我压抑释放回归

Abstract

This paper try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the Gao Jialin in "Life" of Lu Yao by Freud's theory: Id ,Ego ,Superego. The paper focused on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changes that 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Gaojia Lin changed from the mild to suppress to the release of the conflict an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turn. And this change of personality impact on the fate in life of Gaojia Lin. Then discuss the tragic in the image of Gao Jialin and the significance that he return to land.

Keywords：Personality Structure Id Ego Superego

Suppress Release Return

路遥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的小说对当下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独特、深刻的思索与探寻，着重体现了“城乡交叉地带”人的命运的变迁与冲突，路遥的作品《人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人生》发表后曾在文学界乃至全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和争议,研究者们从各种角度来探寻《人生》的丰富内涵。其中悲剧性人物高加林的人生命运轨迹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虽然研究成果众多，但大都从人物形象的表层系统上来探讨高加林的悲剧性，而在人物形象的深层系统上对高加林内心世界的剖析的研究关涉不够，尤其是对高加林人格心理的深刻剖析鲜有关注。本文试运用弗洛伊德的三维人格理论——本我、自我和超我及其相互关系，对高加林的人格予以剖析,进而论述高加林形象的悲剧性及其回归黄土地的意义之所在。

一、压抑的平和

“自我总是根据现实情况来满足本我的欲求，但是当现实条件不许可时，自我就暂时延缓甚至否定本我欲求的满足，以求得与现实的协调，避免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带来痛苦的后果。”①高加林进城工作之前，由于现实条件的不许可，他人格中的自我暂时延缓了本我欲求的满足，甚至不断的否定本我。同时，遵循“道德原则②”的超我也监督自我去限制本我的本能冲动。这样，高加林的本我处于自我和超我强有力的控制之下，表面看他的人格暂时处于平和的状态，但因为本我欲求的满足处于不断被延缓、否定的非正常状态，所以这是一种压抑的平和。

高加林是个才华横溢的知识青年，他那老实巴交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完了高中，多年的学校和城市生活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不愿像父亲那样做所谓“土地的主人③。”高加林高中毕业后当了三年民办教师，满心希望能通过考试转为国家正式教师;他一直当五年级的班主任，不仅带这个小学毕业班的语文和算术课，并且还给全校各年级上音乐课和图画课，成为公社拔尖的模范教师;他挤出课余时间继续学习，苦煎苦熬，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在地区报上已发表了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实际上在高加林的心中潜藏着一种对古老守旧的生活方式的反抗力，滋生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之情和对现代文明追求的理想，这是高加林人格中最初的本我欲求，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它像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④。但是“现实世界不是伊甸乐园，不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⑤，当现实条件不许可时，自我就暂时延缓甚至否定本我欲求的满足，以求得与现实的协调。高加林投胎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他满心希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高考落榜第一次否定了他的本我欲求，而三年民办教师生活延缓了高加林的本我欲求，使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使得高加林的本我欲求暂时与现实协调。然而，高考落榜、当民办教师只是高加林本我遭受压抑、否定的开始，小说的上部中，高加林的本我欲求不断的遭到压抑、延缓和否定。当了三年的民办教师的位置被“走后门”高三星替下了，这个不合理却又实实在在的现实使得高加林的本我再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高加林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走出农村，虽然这几年当民办教师，但这个职业对他

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几年以后，通过考试，高加林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可是现在，他所抱的所有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高加林的本我欲求被无情地否定。在本我追求欲望满足的道路被堵死之时，高加林的本我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趋乐避苦⑥”原则的支配下，做出了反抗。高加林对父母吼叫着说要“豁出这条命，也要和他高明楼小子拼个高低”，他不听二老的劝要“和他狗日的（高名楼）拼了”。此时，本我似乎打破了这种压抑的平和，但当高加林的母亲以下跪来威胁央告他时，高加林的本我软弱了，因为在传统的孝道面前，自我升华为“道德化了的自我⑦”——超我，所以本我不仅面临现实的自我的压抑，还要面对以“道德原则”行事的超我这个强大敌人的压制，因此高加林的本我再一次遭受到压抑和否定，他选择了听父母的话，“不告了……”。高加林的人格系统恢复到压抑的平和状态。

这种压抑感不仅表现在高加林的事业上，在爱情道路上，他的本我同样倍受着煎熬。在爱情上，高加林的自我并没有否定本我欲求的满足，而是暂时延缓了本我欲求的满足。本来高加林心中理想的伴侣应该是有着现代文明气息的、有文化、聪敏的、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在城里上学认识的黄亚萍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高考落榜后，高加林不得不离开黄亚萍回到农村，爱情上，高加林的本我再次受到压抑。就在高加林爱情的道路即将被堵死的时候，刘巧珍出现了。在这个封闭的山村里, 刘巧珍把高加林当成梦想中一个高不可攀的神,她对高加林的仰慕达到了疯狂发痴的地步。高加林经受的两次打击对刘巧珍而言都是欢欣的, 刘巧珍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制造一切机会。

但是高加林根本没有把刘巧珍当作伴侣的意识，甚至看不起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此时的他还沉浸在对高明楼报复的情绪中。但是在刘巧珍唱情歌、送甜瓜、县城卖馍的一次次主动“进攻”下，高加林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本我欲求的满足得到了暂时的延缓，直到刘巧珍对高加林说：“咱们两个一个搭里过”时，高加林仍没有把他和刘巧珍的关系看作是爱情。而高加林感到的却是“手足无措，胸口象火一般灼疼，身上的肌肉紧缩起来，四肢变得麻木而僵硬”。对于突然降临的爱情，高加林“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还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想到过要爱巧珍”。但在刘巧珍一次次主动热情的追求攻势下，高加林被感动了，他的内心“立即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激情”，然而这“激情”并非是高加林本我所追求的理想爱情，它是高加林的人格中超我监督自我进而去控制本我的产物。从现实的角度看，高加林教师位置被替，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农民，凭着农民的身份去追求黄亚萍这样的城里姑娘显然是不会有结果的，他的本我必然遭到自我的否定。从道德角度看，高加林作为一个农民，得到了漂亮、淳朴，而且是村里最富有人家的女儿的青睐，加上刘巧珍的近于痴情的主动追求，高加林从良心上讲不可能无动于衷。“激情的洪流立刻冲垮了高加林建立起的理智防堤”,超我从良心道德上监督自我进而延缓了本我欲望的满足。所以从现实处境和道德良心的角度看，高加林接受刘巧珍的爱情在情理之中，于是两个怀着不同目的的心灵走到了一起，但这爱情并非是高加林本我所追求的理想爱情，他仍然对没有文化的刘巧珍和落后的农村生活心存偏见，他让刘巧珍刷牙，带领刘巧珍搞“卫生革命”，“没命的挖地畔，直到双手鲜血淋漓”“进城掏粪反霸斗殴”，“和张克楠妈吵架”这一系列行为实际上是他的本我与自我和超我进行的一系列抗争，然而这些抗争失败了，高加林不得不接受自己现在是个彻底的农民的命运。高加林的本我仍然被压抑着，他的人格系统仍然处于压抑的平和状态。

二、释放的冲突

弗洛伊德把“自我和本我的关系比拟为骑马者与马的关系。马供给运动的能力，骑者则操有规定目的地及指导运动以达到目的地的权力。但就自我和本我的关系而言，常见有欠理想的情境，在这个情境里，骑者策励其马，反而必须依据马所要去的方向跑”。⑧也就是说在这个“欠理想的情境”里，自我的力量不够强大，当现实条件许可时，自我没有延缓或否定本我，而是立即满足本我的要求。因此，超我的监督自我的作用也被大大削弱，而“本我会要求能量的不断释放以减轻紧张度。当能量释放时，紧张度下降，人随之体会到快乐感”⑨。因此本我象脱缰的野马肆意的“践踏”着超我的“道德良心”。所以这时的自我难以协调本我、现实和超我之间平衡，最终导致人格的分裂。

小说的上部中，高加林的本我始终处于压抑的状态。其实，“他内心里那种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根本就没有熄灭，他在等待转机”，而这个“转机”就是他二爸来的一封信。看完信的高加林“激动得在炕栏上狠狠拍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彻底唤醒了他内心长久被压抑的本我，有了当劳动局长的叔父，高加林很快通过“走后门”，被马占胜和高明楼安排在县里当上了通讯干事，在洪水灾情的报道中工作出色，在地区报和省报上发表散文，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成为机关篮球队的主力，在食堂，在百货公司他都成了最受欢迎的人，甚至到省城参加新闻培训班，“高加林简直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颗明星。”因为有了当劳动局长的叔父这张“王牌”，所有的现实条件似乎都成了满足高加林本我欲求的“助推剂”，一旦现实条件许可时，自我就立刻满足本我的欲求。因此，高加林本我的能量得到了不断地释放，他高兴的“如狂似醉”。然而高加林去追求本我的满足时,他根本没有去考虑外界的冲突与实际的危机，他的这种受本能驱使的“走后门”的行为，已经违背了超我的“道德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