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

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该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满志敏利用文献物候资料研究了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等基本理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2]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倪根金认为其变化原因，除了社会因素外，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破坏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3]王晖利用古代土壤学的新研究成果和先秦古文献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商末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环境进行考察，认为商后期干旱的气候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线，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24]秦冬梅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的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这种异常的气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粮食歉收，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安定程度。[25]

王开发通过对上海地区大量孢粉样品的研究。

发现沪杭地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具有多次的波动，表现出5个凉期和4个暖期。[26]

中国是个水灾频仍的国度，水与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樊自立和方英楷撰文对塔里木河水资源问题进行探讨。樊文指出，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沙进人退为主；上游灌区引水增加，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面积不断扩大，使这里生态环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减少，古代绿洲消亡，天然植被退化，沙漠化扩大，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水，防护功能不断减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形势。[27]方文则总结了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5次改道，引起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剧变、绿色走廊衰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保护塔里木下游绿色走廊的18条措施。[28]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炎黄子孙的灾难河。学者们对黄河及其引发的生态问题格外关注。王星光撰文对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进行研讨，他指出，黄河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又不可能出现在正常条件下，只有当流域内大范围出现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异常情况时，才会出现该现象。黄河清是干旱和黄河断流的前兆，同时，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奇异的文化与社会现象。[29]王尚义就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至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观点：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30]还有论者著文探讨了黄土高原人为水土流失的历史根源与防治对策，有较强的现实意文。[31]张健民利用汉中、兴安2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清代后期该地区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32]

王建革对清代大清河的治理进行研讨，太行山一带森林和植被的破坏加剧，引起水土流失加重，使得永定河、子牙河的泥沙量上升，是大清河决口泛滥的关键原因。清政府为了减轻水患，将治水重点放在永定河、子牙河堤坝系统的修筑，使清浊分流，其治水过程突出反映了专制王朝由紧到松的治水特点。[33]郭声波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34]张芳撰文论述了清代南方山区水土流失的人为原因及其防治措施，并提出要“以史为鉴”，山区开发应走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35]许怀林还分析了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及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36]

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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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重要演化进程之一－－古代文明的起源或复杂社会的初现一直

是学术界普遍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的演化和发展规律，气候环境变迁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忽视。本文在综合近年来考古学材料和全新世环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探讨全新世中期—大约5500aB.P.前后的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1. 5 500a B.P.气候事件

研究表明，5 500aB.P.前后气候转变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全新世最为显著的气候变化之一。如在太平洋地区，沉寂已久的ENSO气候开始重新活动；在欧洲，全新世最适宜期停止活动的阿尔卑斯山冰川在5300 aB.P.前开始发育（许靖华，1998）；在非洲大约5 500 a B.P.前后发生了变幅大、影响广、发生突然的“撒哈拉干旱”事件（Perry etal.，2000）或“气候危机”（demenocal et al.，2000），并直接导致了非洲地区全新世最适宜期的结束（demenocal etal.，2000）；在两河流域，对波斯湾海底沉积物堆积通量的变化分析表明，5 500 aB.P.前后发生的重要气候转变（赫尔佐克，1998）。在中国地区，5 500 aB.P.前后的气候事件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施雅风等，1992）；如在我国西部，天山乌鲁木齐河源的冰川发生冰进（王靖泰，1981），墩德冰芯记录也肯定了冰峰出现于5300 a B.P.前后（姚檀栋等，1997）；在黄土高原，关中盆地全新世古土壤在6 000-5 000a

B.P.发育中断，反映了一次较为明显环境变化（Huang et al.，2000）；内蒙古岱海在5 500 a B.P.左右出现低湖面（王苏民，1990）；北京地区5 600±100 a B.P.前后云杉花粉再次繁盛（孔昭宸等，1982）；在宁镇一带大约5 800-5 000 a B.P.，对剖面孢粉分析，推算当时气温下降值比现在低1-2ºC或3-4ºC，冷锋时可达5-6ºC （徐馨，1984）；杭嘉湖平原的孢粉研究也表明低温值的高峰大约发生在5 445 a B.P.（施少华，1993）；这次降温事件在考古学上称为仰韶中期的寒冷期（吕厚远，1991）。

2. 5 500aBP前后的考古学现象

研究表明全新世中期-5 500 a B.P.前后，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如在西亚两河流域，5 500 aB.P.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诞生；在非洲，涅伽达文化II的早期，即5 500 a B.P.前后，一个个以灌溉为基础的地方灌溉区文明—“诺姆文明”开始出现；在秘鲁海岸，大约5 800 aB.P.以后不久原始居民开始建筑庙宇；同样在秘鲁，尽管高地农业耕作已经几千年，但当地先民开始同时食用农产品和海产品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上述太平洋地区ENSO气候发生显著变化之后；在智利北海岸大致同一时期，原始居民的文化也开始明显复杂化；在日本，Jomon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大型建筑物的修建、埋葬上所体现的阶级分化以及代表高级身份、限制分配的商品的开始出现等（Sandweisset al.，1998）。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龙山文化开始取代仰韶文化，社会开始酝酿变革。首先是社会群体内部开始出现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接着社群之间也出现分化，在考古学遗存中出现中心聚落和贵族墓葬（严文明，2000），如大地湾晚期遗址，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牛河梁、东山嘴以及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出现的一些功能特殊、规格较高、面积较大的聚落或遗址群。研究表明，这一时期随葬武器开始成为时尚，以前的墓很少用武器随葬，而到了这一时期，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江浙的菘泽文化、安徽的薛家岗文化和两湖地区的大溪文化晚期的墓葬中则普遍用制作精良的石钺随葬，可能表明战争开始成为经常性的社会现象（严文明，2000），这一时期城堡的出现（Sandweisset al.，1998）也更加证实了这一点。最早的城址当推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其具体年代尚有待于进一步确定，其次是河南郑州西山土城，距今约5 300-4800 a B.P.，属仰韶晚期（杨清，1997）。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山城址发掘的10多个坑内发现仍弃的完整或散乱的人骨，其中一些人骨明显呈挣扎状，有的尸骨不全，身首异处，可能说明当时氏族间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