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珠子(七十)

中国古代珠子（七十）

——朱晓丽著【中国古代珠子】第十一章：元明的珠子(公元1206年一公元1644年）第五节：博山的琉璃珠和明代用于海上贸易的珠子

明崇祯十年（1637年），宋应星刊行了著名的《天工开物》。书中记录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种手工技术，其中“珠玉” 一卷专门谈到了琉璃，“凡琉璃石，与中国水精、占城火齐，其类相同，同一精光明透之义，然不产中国，产于西域。其石五色皆具，中华人艳之，遂竭人巧以肖之。于是烧瓴缻转锈成黄、绿色者，曰琉璃瓦；煎化羊角为盛油与笼烛者，为琉璃碗；合化硝铅写（泻）珠铜线穿合者，为琉璃灯；捏片为琉璃瓶袋，硝用煎炼上结马牙者。各色颜料汁，任从点染。凡为灯、珠，皆淮北齐地人，以其地产硝之故”（图234)。

图234明代琉璃小饰件。这些琉璃制品大多来自颜神镇，即今天的山东博山。明代使用琉璃仿玉的工艺很成熟，仿制的效果十分逼真，图中的白色宝相花即是琉璃仿玉，使用的是模铸工艺。私人收藏，由作者提供藏品。

宋应星在这段文字中谈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信息，第一，琉璃是西域物产，与中国古代的水精(水晶）和南方占城的“火齐（剂）”是一类，即人工烧造的工艺。水晶和烧造琉璃的原料都是石英质，所以宋应星称它们为一类。第二，中

国人喜欢西方的这种产品，便派工巧去学习然后仿效成功，能烧造出琉璃瓦、琉璃碗和珠子等。第三，制作各种琉璃产品时会使用不同的工艺和原料成分，比如硝石和马牙（石灰）。第四，制作珠子和灯具一类的是齐地（山东）人，他们之所以能大量制作这些产品，是因为当地产硝石的缘故。“硝”是熔化石英砂烧造玻璃必不可少的成分，清代的《颜山杂记》更是专门记录了齐地即山东博山生产琉璃的工艺和原料成分。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宋应星在文中提到“琉璃瓦”、“琉璃碗”、“琉璃灯”、“琉璃瓶袋”等几种功能和用途不同的器物，在后世人看来，从工艺流程、用料配方到制作目的都不相同，而作者由于其均为西方外来技术和原料工艺上的联系而将其一同放在“火齐”类，分类并不十分严格，这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人对琉璃和玻璃的称谓为什么一直比较混淆。宋应星并没有提到中国人仿效西方琉璃起于何时，从考古资料看，博山在元代已经有琉璃烧窑作坊，这种工艺传人不会太晚。这里涉及一个工艺流传和失传的问题，从古代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来看，中国的琉璃工艺（或者称玻璃工艺）曾经几次从西域传来，文献第一次提到是《魏书》的大月氏人带来琉璃工艺在平城（山西大同）兴建作坊，而考古资料显示的情况则更早，前面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六章第六节都专门讨论过；唐宋文献诗歌中不断有西方玻璃舶来品的记录，而同时也记录了本土有自己的琉璃制造，且与西方

舶来品不同；迄今还没有宋代和之前的琉璃（玻璃）作坊遗址被发现，但是宋代制作各种琉璃装饰品流行民间和琉璃珠出口贸易的情况被记录在当时的文献中，而且都被国内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土资料证实。元代的琉璃作坊遗址是迄今最早的考古证据，明清胃& 的情况则大为明朗，文献记载和考古遗迹相互印证。博山古称“颜神”，颜神镇境内煤炭资源蕴藏丰富，并且多处出产琉璃所需的主要原料马牙石、紫石，使得这里的烧造一直很发达，从元代开始，至少持续了近700年。20世纪80年代初，博山兴建百货大楼的工地上发现一处古琉璃作坊遗址，在400平方米的地槽中，有大型炉址1座，小型炉址21座，烧炉的排列十分密集，炉与炉之间的距离近的只有1米。这样数量众多、排列密集的炉群，即使在近代的琉璃作坊中也不多见。考古学家依据现场地层和出土的元代瓷器窖藏及明代“洪武铜钱”，认定这一遗址的年代至少从元代持续到明初。遗址中出土的琉璃标本有：笄、簪、圆珠、瑶珠、扣、环等；颜色有：蓝、绿、红、黄、白、乳白、黑、茶晶等色。从这些标本中还能够看到当时制作时采用的装饰手法，比如在白色笄的顶部蘸上红、蓝、绿等色的斑点，清代和民国期间仍旧在使用这种“蘸花，’工艺；又如使用模具印压花纹，装饰手法多样且花色皆备。其中“瑶珠”的发现为研究早期博山琉璃的销售情况提供了一条重M 的线索，这种瑶珠呈螺丝状，是西南少数民族尤其是瑶族同

胞喜欢缀在衣帽上的饰物，这种产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仍大量生产，畅销云南等省。清代孙廷铨的《颜山杂记》说博山琉璃的销路“南至百粤”正是实情。除了销往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博山琉璃珠的最大销售是海外贸易。明代继续了南宋以来主要出口东南亚的瓷器和琉璃海上贸易，这种贸易链在蒙元人统治时期并未中断过。“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最为著名的航海事件。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先后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郑和及其船队一共远航了7次之多，最后一次郑和在船上病逝（图235 )。

图235郑和下西洋海上路线示意图。“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最为著名的航海事件。明永乐三年即公元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由苏州刘家港出发，海船240多艘、士兵和船员27400名，访问了30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郑和及其船队一共远航了7次之多，最后一次郑和在船上因病过世。明代的海上贸易继续了南宋以来针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其中瓷器和琉璃珠是最受欢迎的贸易品，这些产品针对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装饰效果和色彩可选择。

文献记载的航海事件还见于明朝马欢著于景泰二年（1451

年）的《瀛涯胜览》，书中记载了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絹、烧珠等物，甚爱之”的情形，烧珠就是被称为琉璃珠的低温玻璃珠，宋代称为“五色烧珠”和“硝子珠”，与宋应星将玻璃工艺归为“火齐（剂）”类工艺的说法一致；明代称“烧珠”，清代称“料珠”。这些珠子在现今东南亚如菲律宾等国家时有出土，从数量看，南宋以前是印度生产的“印度一太平洋珠”占优势，至少从南宋开始，中国的博山玻璃珠与印度的珠子平分了菲律宾的珠子市场（图236 )。

图236 菲律宾进口玻璃珠的地理分布图。图示显示的是15世纪的分布情况，五边形表示“印度——太平洋珠”，椭圆形表示中国珠子。从图示看，印度和中国明代在15-16世纪平分了菲律宾的玻璃珠子市场。

附：103占城，Champa Kingdom,古国名。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简译占婆、占波。始建于公元2世纪末，1697年为阮氏广南王国所灭。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南沿海地带，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简称林邑，五代又称占城。占城深受印度文化影响，使用南天竺文字，崇拜湿婆和毗湿奴等神，采用种姓制度。占城的玻璃烧造一类“火齐（剂）”技艺可能来自印度，从中国的汉代开始持续繁荣数百年，现今越南境内多发现色彩和质地优良和玻璃珠和玻璃饰品，断代相当于中国的汉代，这些破璃饰品很可能均来自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