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方祭祀”到“民间信仰”

从“官方祭祀”到“民间信仰”

作者：尉彦超

来源：《寻根》2019年第02期

位于晋南地区黄河、汾河交汇处的后土祠，是一处具有悠久历史的祠庙，方志中记载“其祠庄严宏巨，为海内祠庙之冠”。当地的后土崇拜由来已久，金以前盛行国家祭祀，金元两朝改为皇帝派官员祭祀，明清时代“沦为”民间信仰，文化内涵丰富而厚重。本文拟以后土崇拜的渊源、祭祀沿革为主线，探究后土祭祀由皇家主持转为官方推行并最终成为民间信仰的变化过程及其缘由。

关于晋南地区后土崇拜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学者做了后土和女娲的文献考证，介绍其历史源流，如孟繁仁、文庆介绍了女娲、土地祭祀与后土祠的关系，孙清珉、孙召比较历代的记载后认为女娲与后土是等同的，尹虎彬则认为后土是大地之神，陈伟、樊淑敏更指出人格神女娲与自然神后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笔者认为由于时间跨度太大，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很难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综合来看，由于自然神的人格化，后土与女娲是有联系的。总体而言，对晋南地区后土崇拜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现有研究多是一些当地学者和文化人士所做，由于地方意识等原因，部分研究略显粗糙;第二，对地方志材料利用不足;第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后土祭祀的民间化，但对其具体原因缺乏必要而深入的探讨。

后土祭祀源流

最早亲临汾阴祭祀后土的是传说中的黄帝。祠内仍保存着明嘉靖年间的轩辕扫地之处碑，此说也见于多种方志，《荣河县志·古迹》载：“扫地坛，旧在汾阴祠左，有坊树焉，以为轩辕扫地而祭之所。元时设，今沦于河。”据《蒲州府志》卷二十三“事纪”记载：“黄帝祀汾阴扫地而祭。”黄帝祭祀后土的目的又何在呢？《史记·五帝本纪》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古有“建邦国先告后土”之语，此外黄帝之名源于其有土德，“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所以必须重视后土，在黄帝平定天下之后，祭祀鬼神山川以确定统治，祈求国泰民安。

祭祀后土又为何要来汾阴呢？这就需要考察汾阴的地理位置。古汾阴位于汾河流入黄河的交汇之处。由于这两条河流的长期冲积，河中的泥沙形成了一块南北长四五华里、东西宽二三华里狭长的“河中绿洲”。因其地隆起，如人之臀部，故史称“上”或“汾阴”。何以称？颜师古曰：“以形高起如人尻，故以名云。”《水经注·汾水》对其这样描述：背汾带河，长四五里，广二余里，高十余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又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十分适宜人类居住。《左传》中记载：“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在其《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都所’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所以，在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祭祀后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轩辕黄帝之后，“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意思是尧舜时有八大官员专管后土祭祀，夏商周三朝国君每年举行祭祀后土仪式。《唐玄宗祠汾阴后土碑》中记载“舜则五载一巡”，“逮于有周，礼文大备”，周代对于后土的祭祀已经成形，“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以地非大地，则知‘后土’为土地最尊神也”。“汉文帝令方士观汾阴，欲治庙而未定。”到了汉武帝时期，据《史记·孝武本纪》载：“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

这里记载了汉武帝祭祀汾阴后土的情由。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43年），为了遵照古帝王礼制并宣揚帝威，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后土祠，设为国家祀庙，纳入国家重大礼制。他本人于元封二年、四年、六年，太初元年、二年，天汉元年共六次亲祀汾阴后土。天汉元年，最后一次亲祀后土后，留下了千古绝唱《秋风辞》。为纪念此作，当地人在后土祠中建起了秋风楼。

武帝之后，据《蒲州府志》记载：

宣帝神爵元年、五凤三年、甘露二年，凡三祀。元帝初元、永光、建昭中三祀。成帝永始、元延、绥和中，凡四祀。东汉光武建武中一祀。唐开元中，凡三祀……至开元修庙，规模壮丽，同于王居，号奉祇宫。宋开宝九年，徙庙稍南，遣官致祭。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亲幸汾阴告祀。先一年修祠，倍益增丽。后金章宗、元世祖并遣官致祭。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皇家动用国库巨银三百多万两对后土祠进行了大规模修葺，汾阴后土祠成为与当时汴梁东京的东宫同等规模的建筑，可谓规模壮丽。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亲临祭祀，撰写并御题了《汾阴二圣配飨铭》。金元两朝，帝王未曾亲临祭祀后土，而改为派遣官员前来。明代在北京建天坛、地坛以祭祀天地，朝廷连遣官致祭的活动也停止了。明清两朝，后土祭祀由皇家与官方活动逐步转变为民间行为，从此逐渐衰败。

明万历年间，黄河冲刷，丘塌陷，后土祠不得不择地迁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黄河决口，后土祠建筑荡然无存。清同治六年（1867年），黄河再次肆虐，将重修的后土祠和秋风楼全部吞噬。从建筑面积来讲，清末重修的祠庙不及宋真宗时的1/20。地方志中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诗句，无不表现出对后土祠衰败的时代感慨。如：“汉祀汾阴遗庙在，殷迁耿邑故城荒。”“扫地坛崩愁夜月，秋风碑蚀暗朝晖。”“汾水今亦迁，祠宫久已空。”

明清以降的后土祭祀

从明代开始，后土祭祀变为民间活动。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后土从土地神灵逐步成为司职土地、保佑农业丰收、掌管生育的神，其社会功能更加多样化，其传说也愈加丰富。这些功能更加注重实用性和回报，就像王斯福所说：“非官方的民间崇拜，则更注重实实在在的、榜样式的灵验。”

从祭祀主体看，明初，皇帝尚遣使致祭，洪武之后，官方活动基本消失。朝廷在北京修筑了天坛以祭祀皇天后土，后又分地建造地坛。皇帝在都城举行郊祭。汾阴后土祭祀的主要力量是当地人，主要是后土祠周围数村的居民，他们组织起来，轮流进行祭祀。后土祠社日活动的基本单位变为村社和民众共同体。周围十村六社轮流掌管后土祠，最快的6年轮一次，最慢的24年才能轮一次。这时，后土崇拜“已经变成了一种区域联合节庆的中心，而且仅仅是指涉一个特定的地域”，周围十村六社轮流祭祀就是其地域化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前，与庙前村隔河相望的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也曾作为一个社参与后土祠庙会组织。总之，它的民间化将这一地域内的居民吸纳进来，成为一个拥有共同祭祀对象的人群单元，形成了新的区分界限。

从祭祀内容上看，民间信仰的特色更加凸显。以往皇帝祭祀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五谷丰登，获得丰收。据庙内碑刻记载：

玄宗开元十一年二月祭后土于汾阴。初，上将幸晋阳，张说言于上曰：汾阴上有汉后土祠，其礼久废，陛下宜因巡幸修复之，为农祈谷。上从之。开元十二年冬十一月祀后土于汾阴上，太史奏：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祥风绕坛，日炀其光。开元二十年冬十一月祀后土于汾阴，十二月帝还西京，初萧嵩奏自祀后土以来年谷屡丰，宜因还京赛祠，上从之。礼毕上为文刻石。

以上碑刻记录了唐玄宗三次祭祀后土的状况，其中“为农祈谷”“年谷屡丰”体现出了皇帝祭祀的目的和内容。

自明代以来，民间色彩开始增强。首先，多了很多民间的求子需求。比如偷后土娘娘神像前小鞋的求子习俗。在晋南地区，“鞋”与“孩”同音，人们象征性地偷鞋送给未生育的妇女，祈愿给她们送孩子。后土神有掌管生育的功能。

其次，娱乐和商业贸易功能增强。庙会演戏的本意在于娱神、敬神，到了后期逐渐由娱神转向娱人，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土祠中，在后土娘娘正殿对面，有一个建筑精巧的品字形戏台，可以同时上演三台戏。“每年三月十八日，秦晋豫鲁人士，群相聚集，览胜观剧，拥挤异常。”商贸经营活动也是后土祠庙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后土祠所在的庙前村交通便利，汉时即有官道（汾阴道）从此经过，由汾阴渡过河入秦地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为当时主要盐道之一。庙前村西有庙前渡，与陕西韩城芝川镇相对，系汾阴渡与西头渡合并而成，为秦晋商民往来之官渡，亦是潞盐运解秦地的主要渡口之一。人们借助后土祭祀进行集会和商业贸易。

最后，人们意识中后土信仰的历史内容更加丰富。土地神原属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的范畴。“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神形象有土丘、石、树、树枝、木桩和人形偶像。其中最早的当是土丘，最晚的是人形偶像。早期的土地神为女性，晚期的则为男性，并配有妻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当地人们逐渐将后土神等同于女娲，并在当地产生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比如“女娲娘娘与孤山”“后土女娲娘娘在这里炼石补天”“天皇与地母”等为这一论断做了注脚。他们认为汾阴即为女娲造人之处，说开天辟地时未有人，地皇女娲与天皇伏羲氏相合而怀孕。至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