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搭便车的破解之道

集体行动“搭便车”的破解之道——基于河北邱村实行村级公共事业集资“国家+农民”新模式的个案研究程士强摘要：本文借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搭便车困境理论，对河北邱村集资修路事件进行个案研究和理论分析，总结其中“搭便车”困境的具体表现，并从村干部作用、社会资本、国家政策的激励等角度解释该村“搭便车”的破解之道。

利用集体行动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相关理论对该个案进行事件分析，同时结合实际系统地阐释这些理论。

关键词：集体行动 搭便车 理性选择理论 个案研究一、 背景农村税费改革前，村提留、乡统筹是村级公共事业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取消了村提留、乡统筹和之后，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村级公益事业失去了固定的预留资金，国家规定村内的公共事业建设由村集体根据需要进行“一事一议”，从村民中临时集资。

但是，在农村集资还是非常困难的，成功进行“一事一议”集资建设公共事业的村不到10%(张克中、贺雪峰，2008)。

这主要因为村内道路属于准公共产品，它是由本农村社区居民共同享有的“社会产品”，具备公共产品的效用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和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等特征（王名，2002）。

花钱购买这种物品与不花钱购买的人在消费公共物品的权利并无差异，村民缺乏参与集资的主观动力和客观激励，公共物品的这种性质促使理性的村民产生坐享其成而“搭便车”的现象。

因而，村级公共事业建设投入总体上呈下滑趋势。

出现了所谓的“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减轻——基层政府收入减少——公共产品供给更加短缺”的困难局面。

为此，国家开始积极探索对村级公共事业建设进行财政奖补，根据《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通知》安排，2008年，中央选择黑龙江、河北、云南三个省在全省范围开展试点。

2009年总结试点经验，完善政策，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范围主要是村内道路等村级公共事业建设，采取农民集资、财政补贴的“国家+农民”模式，以提高农民参与社区公共事业建设的积极性，改善投入不足的困境。

奖补标准在河北省是：重点项目在村民每人每年筹资20元限额内，由中央和省财政按照村民筹资总额1∶3给予奖励补助；一般项目则以1∶1给予奖励补助。

长期以来，河北邱村街道状况破败泥泞，虽然经过几次修整，但大部分主干道路面仍然坑洼不平，给村民的生活、运输、生产等方面带来了诸多不便。

但是，该村历届村委会因经费等问题均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集资难。

2008年8月，河北邱村参与了“国家+农民”模式试点工程，村干部积极动员村民自愿出资出力参与村级公共事业（主要是村庄道路硬化），由村民自愿集资，每人至少20元，目前集资工作基本完成。

但根据笔者的观察，在村民集资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例如大部分村民根据村委会的动员缴纳了集资款，但这项原本是有利于基层村庄、民办国助的公益性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一开始有一部分村民拒绝缴纳集资款，一些村民口头答应缴纳但实际上一直在观望，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国家政策的宏观背景下，河北邱村的集资活动较全面涉及到制度激励、村庄精英、村民的理性选择、半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等因素，形成比较完整的行动系统，从而构成了在理性行动理论视角下研究集体行动“搭便车”问题的典型个案。

本文将关注集资作为自愿参与的集体行动都遇到了哪些困境？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该村是如何破解“搭便车”的困境从而基本完成集资任务的？按照国家的有关安排，2009年逐步扩大试点规模，对于首批参与试点的一些社区的经验和教训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总结具有一定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由于搭便车问题是形成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因此，如何克服搭便车、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就成为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许多学者对集体行动理论困境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社会学研究集体行动主要是奥尔森和科尔曼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

奥尔森在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认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

集团利益的公共产品特征会引起集团成员普遍的搭便车行为，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中国俗语所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层面的非理性。

这就是著名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他认为小群体和选择性激励是克服“搭便车”的有效途径（董国礼，2007）。

科尔曼研究集体行动主要是通过他的理性选择理论，他提出人们建立了各种社会关系，并形成了各种人际网络，从而产生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集体行动有显著影响，个人可以凭借它来影响其社会网络中的人；他还指出社会规范是通过社会共识形成的、非正式的有关行动权利的规定，规范的实施涉及惩罚问题，如果惩罚不足或激励不足都会产生坐享其成现象。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行动系统都包含“个人利益”“控制分布”“资源价值”“行动者实力”和“事件后果”五个概念。

其中，“个人利益”指个人需求及其满足程度，“资源价值”取决于有实力的行动者在相应资源中具有的利益；“控制分布”指每个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和权利及其分布，“行动者实力”存在于它控制的有价值的资源之中（杨善华，1999：111）。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解释，困境的产生是因为协商或禁止搭便车会遇到交易成本，所以当人们搭便车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太高或小于交易成本时，人们就有一种投机倾向，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构成的制度，既能减少也能增大这类成本（思拉恩·埃格特森，1996）。

按照费孝通的观点，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按亲疏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可能有利于形成对搭便车现象的道德和舆论谴责，或者相反，形成抵制集资的舆论。

实证研究方面，贺雪峰等国内学者对村庄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也有对农村社区公共事业建设的关注。

但是，由于对村民集资兴建公共事业进行财政奖补的政策推出不久，国内具体针对“国家+农民”这一新模式的相关研究还很少。

三、 集资活动中搭便车的现实表现及理论解析这次集资活动是在国家推行“国家+农民”这一新模式背景下进行的，虽然政策很优惠，村干部也使用了各种动员策略，在为期三天的集资期间村民们表现得并不踊跃，一开始有一部分村民拒绝缴纳集资款，一些村民口头答应缴纳但实际上一直在观望，动员工作还是比较艰难的，在这三天里，经常可以听到村主任在广播进行宣传动员，一般的内容是先象征性地表扬大家比较积极，然后是更实在地指出还存在的不足。

而村民们私下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村民ZY不想出钱并大肆扬言：“又不是修我家门前的小过道，要是修小过道，让我一个人出钱都可以”。

他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不积极”村民的心声，以及更多其他不愿明说的人心中隐秘的想法。

这种“自家事情积极，集体的事情不愿履行义务”的心理，是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的典型表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村庄道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对于村民个体来说，投入与产出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并不如“自扫门前雪”那样来的实际，因而缺乏足够的激励。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就会像奥尔森所说的那样选择“搭便车”。

公共物品指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无偿共享的物品，而像村庄道路这样一定社区内共享的物品则是准公共物品，按奥尔森的解释，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它是否付出成本。

就像邱村修路集资中的ZY那样，一个理性的行动者自然会有种“搭便车”的倾向。

科尔曼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更深入地分析，他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设甲乙两人，他们选择向某公共工程投资9元或不投资，投资9元可创利3元（即投资9元，可连本带利收回12元），最后本利相加，两人均分，不计个人投资多少，两人所作不同选择会导致他们盈利或亏损，表3-1显示了结果：表3-1甲/乙的选择乙投资乙不投资甲投资（3，3）（-3，6）甲不投资（6，-3）（0，0）注：括号中的数字分别表示甲乙的盈亏状况，如（-3，6）表示甲亏了3元，乙赚了6元。

在上述形势下，每个行动者均以不投资为上策，但如果分别投资则获利3元，如果不投资则无利可图，对每个个体有利的最优选择，在社会范围内却难以达到最优状态。

”（科尔曼，1994：295~296），在公共物品的投资，如邱村集资修建主干道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村民均以不投资为上策的倾向，这就会给集资活动带来一些阻碍。

虽然现实并不像奥尔森、科尔曼等人在理论上解释得那么简单，行动者会有很多种实际选择发生，但这种理论上的论述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在深层次解释一定社会心理和社会现象的有力工具，因而仍然具有其价值。

四、“搭便车”的破解之道在村级公益事业集资过程中，不仅存在“搭便车”的倾向，也有很多出客观因素在对村民的这种投机行为进行抑制和缓解，因而导致集资活动可以破解搭便车的困境。

（一）村干部的作用第一，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有助于集体行动的成功。

在集资开始之前，村干部在广播中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政策宣讲，表明干部们推行的集资活动是一项优惠的国家政策，并且本村在集资过程中将严格按照文件办事，从而取得村民对其推行的项目的合法性的信任。

另外，村干部表示，这次集资款项的管理进行一定的创新，不仅由个别村干部进行管理，而是由村委会委员、党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村民对资金可能被贪污挪用的怀疑，取得了村民对其资金使用的基本信任。

由此可见，在推行某个集体行动项目时，项目推行者一定要取得潜在的参与者的信任，这是他们参与集体行动、对公共物品进行投资的基本前提。

第二，村干部进行了各种创新性的动员策略。

利用乡土社会中村民对声望的重视，村干部决定对那些在集资中表现积极的村民进行“选择性激励”，村干部将每天集资的捐款情况进行张榜公布，是否捐款、捐款先后、捐款数额一目了然，另外，为了对捐款大户进行进一步的激励，村干部多次在广播中表示将在修好路后为那些捐款超过200元的村民立“功德碑”，用村主任的话说就是“立碑立传，以示后人”。

按照奥尔森对于搭便车困境的解决办法的相关论述，“选择性激励”是重要一项，要对群体中做的比较好的成员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董国礼，2007）。

立功德碑的做法表明，村干部们很巧妙地实践了这一点，“功德碑”等措施也可以对村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很好的激励，从而有利于克服搭便车的困境的困境。

第三，村干部作为制度化的村庄精英，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他们在动员村民参与时就具有更多的优势。

科尔曼认为，“如果某行动者的利益寓于相应的事件中而且他具有影响讨论的实力，他的意见将受到重视，利益多少及实力大小决定意见的重要程度”，“通过权利再分配和赏罚措施的支撑，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状态，行动者可以控制某些事件替代控制目标行动，因为事件中包含着目标行动者的利益，这些事件成为直接或间接的赏罚手段”（科尔曼，1994：3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