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颜元在人性论上对朱熹的批判

论颜元在人性论上对朱熹的批判

赵子杰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颜元对朱熹人性论的批判，是以实事实行作为着眼点的。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第一，颜元以“气”为人性的本原，加上“理气融成一片”的理气观，批判了朱熹的以“理”为人性的本原，这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开端；第二，颜元以“人欲合理”来驳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变化气质”的要求，进而指出“气质之性”是人唯一的本性来批判朱熹的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以恶由“习染引蔽”而产生来批判朱熹的“气质有恶”，使“气”的人性本原得到了体现，并为修炼注重实行与践履的修心养性工夫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焦点；第三，颜元以“习动”来批判朱熹的“主静”和“死读书”，而主张人们成为既对自己又对天下有利的人，正是他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归宿。颜元对朱熹所作批判，把对人性论的着眼点从形而上的东西转移到了形而下的东西上来，具有鼓动人们在实际事情与行动之中以践履来求道并修养自己身心的意义。

关键词：颜元；朱熹；人性论；批判

中图分类号：B9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2）05-0014-05

收稿日期：2012-03-12

作者简介：赵子杰（1984-），男，广东肇庆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研究。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2年5月第33卷

第5期

May.2012Vol.33

No.5

一、引言

早在南宋时期，朱熹就集张载、二程等人的学问之大成于一身，为理学建构了最完备的体系，被称为朱子学。朱子学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是统治者们的处于指导地位的思想。然而，朱子学却随着统治者的腐败逐渐地变得腐朽，使得学者们感觉到理学的天地非常狭窄，于是去寻找一条新的思想出路。

清代的颜元也是这些学者的其中一位。在颜元所处的时期，学者不学习对社会实用的学问而只讲求虚文，使得读书人不以做好学问而以求取功名为读书目标。由于朱子学是官方意识形态，所以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包括颜元在内的一批忧国忧民的学者把这样的局面归因于朱熹等理学家。颜元本人曾经修习周张程朱之学，后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察觉了程、朱、陆、王之非，于是以经世致用为追求，建构了他独具特色的以“习行经济”为目的的学说。另

外，颜元在他34岁那年为祖母服丧的时候，遵循朱子家礼而疏食少饮，几乎因为病饿致死。这件事使得颜元感到朱子的学说有违人的性情。这样的切肤之痛使得颜元对朱子的学说痛心疾首进而作十分激烈的批判。

颜元对朱熹人性论所进行的批判，首先在人性的本原问题上提出以“气”为本的理论批判了朱熹以“理”为本的理论；其次，颜元通过指出人欲合理而否定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变化气质”的观点，进而指出人性的基础为“气质”，批判了朱熹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论，并以孟子的性善论为根据，指出了人性中的恶因为“习染引蔽”而造成，批判了朱熹把恶归因于“气质之性”的“气质”的观点；最后在修养工夫问题上，主张以“习动”和“践履”来改造人性，批判了朱熹的主“静”。

颜元对人性论的论述，以及他对朱熹等宋儒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以《存性编》为首

的“四存编”、《朱子语类评》等篇章之中。在对朱熹人性论批判之中，颜元注重形而下的东西，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并突出了在具体事情之中践行的价值。

二、人性本原问题的批判

哲学家在论及人性问题时，必然有一个作为其最根本的、本原的事物。自宋以来，儒者一般以“理”或“气”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差异则在于“理”与“气”何者为先，何者为后。

朱熹谈论宇宙观问题时，是以“理”为第一位的。他曾经说过“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1“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在这里。”［1］4通过这几句话，朱熹点出了“理”是先于万物的产生而存在的。“理”在这里有“天地万物产生所依据的根本的规则”的含义。朱熹进一步指出了“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1］2这里表明了“气”是因为“理”而产生的，凸现了“理”在万事万物产生之中的首要地位。万事万物都是具有这个“理”，正是它们的相同之处。朱熹曾经讲过：“周子谓：‘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后又只是一个理。”［1］2374天下之物皆其所以然之理，而其理在物之先，所以不依赖“气”而存在的“理”正是万物所以存在的因由。

在朱熹那里，人性也是因为他的“理”而产生的：“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1］58每个人都是具有相同的“理”而产生的，而人性的差异正是因为他们各自禀受的“气”所不同而造成的，这个正是朱熹所指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产生原因。

在颜元的著作之中，并没有直接地从正面在人性的本原上对朱熹进行批判，然而，颜元把“气”放在第一位，“理”放在第二位，提出“理气融成一片”的观点，相对于朱熹的理气观可谓是把“理”与“气”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分歧正是颜元对朱熹的人性论批判的根源所在。在论述“理”与“气”何者为先后这个问题之中，颜元首先指出了在“气”与“理”这两个相互依存且不可分割的范畴中，“理”是因为有“气”而产生的，“若无气质，理将安附？”［2］3“理”不能离开“气”而独立存在。颜元还进一步指出了“知理气融成一片，则知阴阳二气，天道之良能也；元亨利贞四德，阴阳二气之良能也……万物之性，此理之赋也；万物之气质，此气之凝也。”［2］21世界万物都因为“气”而产生，而“理”则是事物本身的法则。

朱熹谓“理”是至善的，因而它是人性之中善的部分的来源；“气”有清浊厚薄之分别所以使得禀受了不同的“气”的人有了善恶的差别。根据朱熹这一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因为同一个“天理”有了其本身的“理”作为其至善的根源，而万事万物禀受了不同的“气”就使得它们有了各种各样差别。由此，人也是接受了同一个“天理”而禀受了清浊厚薄不同的气就有了善恶贤愚的分别。可见，在朱熹的论说之中，人性具有两个本体，而差别是先天就形成的。朱熹这样的论点可以说是“理善气恶”的人性论。颜元主理气合一之说，认为“理”与“气”融为一片，以气为宇宙之本原，是他人性论的最根本依据。“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2］1说明了“理”和“气”都是无善无恶的，这样就否定了朱熹认为的人性之中的善与恶都是先天形成的观点。

在理气何者为先后的问题上，颜元把“气”放在第一位，把朱熹的“理”的第一位推翻了，正是颜元对朱熹的人性论进行批判的开端。而颜元的“理气融成一片”指出了化生万物的本原“气”与作为事物本身法则的“理”具有不可分割性，后者不能离开前者而存在。因为在颜元那里，“理”依附于“气”而存在，没有“气”，“理”就不能存在，所以人是只有其本身“气质”这一性。

三、“气质之性”以及性恶问题的批判

根据以“气”为万物及其产生之本原的理论，颜元批判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以及“变化气质”的要求，进而颠覆了朱熹把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部分的理论。同时，颜元指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