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姚文元的“成长三部曲”-2019年精选文档

揭秘姚文元的“成长三部曲”

第一步：批胡风崭露头角胡风在解放前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其著作和思想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姚文元也曾是胡风的崇拜者，他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热情歌颂胡风是“最优秀的理论家”。但这本书还没出版时，1954年下半年，中国文坛就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姚文元吃惊不小，继而又暗自庆幸：多亏书稿还没有送到出版社。

为了紧跟形势，姚文元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北京《文艺报》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一文。在文中，姚文元恶毒攻击胡风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污蔑党的立场上去了”。

第二步：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之风总是一阵接一阵地刮个不停。1955年“反胡风”的斗争刚过，1957年又掀起了“反右派”斗争。这种政治气候，正符合姚文元的口味，也使他的“打棍子”特长有了用武之地。

毛泽东喜欢看上海的《文汇报》，那天正好看到了姚文元的《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在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之能事，可谓是“锋芒毕露”。联想到不久前看过姚雪垠1956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毛泽东

当时认为姚雪垠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好像“别人独醉他独醒”似的)，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很有针对性，便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也。

1957年2月6曰，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的问题时，提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讲话很快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时姚文元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成了上海文艺理论界的一颗“新星”。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按理说，姚文元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赞扬，中共上海市委对他另眼相看，姚文元被选为代表赴京参加会议。

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姚文元。毛泽东说：“不要怕片面性……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但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在短短的一个来月时间里，毛泽东两次表扬了他，使人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大帷幕。姚文元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又到了。6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原来，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午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很短的

电讯。

《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都刊登了这一电讯，但在编排的技巧上各不相同，使用铅字和标题的大小也各不相同。本来，这样的编排在正常人眼里是正常的，不会去多想什么，而在不正常人的眼里就是不正常的，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姚文元对照这三张报纸，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从此，他官运-亨通，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第三步：靠批《海瑞罢官》清云直上

政治上的得势，使姚文元的灵魂和人性都扭曲了。他想，自己是靠“棍棒”起家的，那么，就应该把“棒威”发扬光大。他打当代名流，如流沙河、徐懋功等；打文坛老将，如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打完了今人，他还不过瘾，还不解恨，还要向长眠于地下的古人打去。海瑞，就是他棒打的重点对象。1965年11月10日，他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

《海瑞罢官》是时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所作，其写作的动机是缘于毛泽东1959年4月4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海瑞的故事。毛泽东的目的是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忠诚而又刚正不

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恳求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

此剧本发表和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毛泽东当时亦称赞过。但江青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硬说《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攻击人民公社的戏，是大毒草。为了借此搞垮北京市委，攻击那些对党忠诚但对江青等人的行为不满的党的领导人，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全国因此而受株连的人何止成千上万，被迫害至死的又何止成百上千。而姚文元却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是副组长。姚文元入伙后，便和江青、张春桥结成了“三人帮”，至于王洪文后来加盟而成为“四人帮”，那是一年后的事。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姚文元，这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的“英雄”，靠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而跃上人生巅峰的跳梁小丑，最终遭到了历史的唾弃。1976年10月，他被逮捕而成为阶下囚；1981年1月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