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经体(写经书法艺术)

写经体(写经书法艺术)

南北朝写经书法艺术（一）

汉末两晋到南北朝时代，是我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由于士大夫文人对书法艺术的热衷，其优秀的书法家如张芝、索靖、钟繇、二王等不同程度地引导了书法变革的新潮流。两晋以后，正书由隶变而为楷成为时代的大趋势，章草也渐变为今草，介于草书与真书之间的行书，也在士大夫文人书札的流行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现存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碑、帖及传世墨迹来看，真、行、草、隶、篆众体皆备，丰富多彩，灿若群星。

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朝代更迭，战乱所祸，两晋以来的名家真迹大多湮没，仅靠临摹品和石刻拓本传世，其中真伪相杂，多准以确辨。近代以来，人们对钟、王等名家书法字帖产生的怀疑，争论较大。清中叶以后，碑学兴起，康有为等人更是大力倡导北碑，而贬低南帖，于是，人们对六朝书法的认识便以魏碑为旨，学书者崇魏碑而轻南帖成为一时的风尚。康有为论述了魏碑的<十美>，对南北朝碑刻书法的艺术特征和美学风格作了概括。但是南北朝的碑刻书法毕竟是书写者雕刻者共同创造的，并不单纯是由毛笔写成的，其问书与刻的水平高下有差，往往影响到最后的效果。在碑学大兴之时，不少有识之士就已指出这一点，书法家启功、

沙孟海等也曾有过论述。因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写本便成了研究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重要资料，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成千上万的古代写经公诸于世，其中有南北朝时期的很多写本，对于这个时期书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敦煌遗书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明确纪年的卷子在七八十件以上，这些为数众多的写卷，有的是敦煌人所书，也有不少是内地或南方人所写。因地域和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书法风格。两晋时期的写本具有浓厚的隶书特征，如晋写本《三国志·步皆传》（礅研O二八七）具有汉简书法意态之潇洒、自由开放等特点，但字体结构已变横势为纵势，结体稍紧，略显峭峻（图一）。一字之中强调主笔，特别是撩划收笔较重，体现7隶书的风格，但在很多地方改变了隶书的结构形式，横划的起笔不回锋，撇划送出也不回护，又反映出向楷书演化的特征。本卷与六十年代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吴书·孙权传》书写风格极为相近，应是同—时期的写本。

东晋南朝时期，楷书的写法开始普及，当梁天监五年（五O 六年）写于荆州的《大般涅槃经》（S·八一）是南朝楷书的代表。通篇结体均衡，布局平正，点划基本上扫除了隶书行笔的笔势。横划起笔略轻，收笔略重。北魏皇兴五年（四七一年）写于定州的《金光明经》（P四五0六）与之近似，真可谓交相辉映。其行笔劲健，骨力峻峭，具有《刁遵墓志》

（五一七年）的特点（图二），结构严谨，风神典雅等方面，堪与《吕超静墓志》（四九三年）《王慕韶墓志》（五一四年）等相媲美。

南朝写本发现的较少，而所见的南朝写卷均为楷则严整，书写平正。除上述《大般涅磐经》外，还有梁天监十八年（五一九年）写的《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P二一九六)、梁普通四年(五二三年)的《律序卷第上》、普通四年（五二三年）的《华严经卷第廿九》等等。此外，如陈天嘉六年(五六五年)的《仁王般若经序》（P、三四七一），是风格较为独特的一例（图三）。此卷仅存一纸，凡十三行，行四十字左右，小楷细腻，笔法劲健、流畅，妍美处颇有《崔敬邕墓志》（五一七年）的神采。南朝晚期写卷，楷书已逐步成熟。如陈至德四年（五八六年）的《摩河摩耶经》，陈太建八年（五七六年）的《佛说生经》等等，笔法和法体方面都为唐楷树立了典范。

大多数北朝的写卷，字体都介于隶与揩之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隶法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十六国时期至北朝早期的写卷，直接承袭了汉隶的笔法，如写于西凉建初元年（四O五年）的《十诵比丘戒本》，此卷前部已残，尾全，近十米长，根据题记可知为敦煌僧人所书，书法具有浓厚的隶书

特色，字形不太严整，大小不一，通篇看来却显得意态潇洒，奔放不羁。行笔迅疚，很多字往往末笔重顿或拉长，与汉筒书风一脉相承。另外如兴安三年（四五四年）的《大慈如来告疏》（敦研OO七）（图四）。此帖仅一页，正文十七行，每行廿七字，下部多残，字体方正，结构紧凑，字距、行距疏朗，笔致朴拙，上承《衡方碑》之气度，下可与《枳杨府君神道阙》（三九九年）（图五）相媲美。康有为认为《枳杨府君神道阙》<丰茂浑重>，<考其体裁，可见隶楷之变>。这一评语用于敦煌写本《大慈如来告疏》，同样也是很适合的。这类书体对北朝写本影响较广。如果说以上两种写本更多地近于隶书，那么，在北魏至西魏很长时间流行的书法则应称作隶楷型，隶楷型写卷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类以北魏写本《大般涅槃经》（敦研二O）（图六）和《妙法莲华经》（敦博七二）为代表，继承了汉隶平正、匀称的特点，又接受了东晋、南朝楷书的影响，结构校长，行笔流畅而又灵活多变，左右两侧的笔划放得较开，特别是横、撇、捺划拉得较长，显得灵秀、娇媚，又往往一字之中多有连笔，笔致迅疾处，尤见变化奇丽，跌宕乃端。使规整冗长，布苦算子的小楷写经呈现活泼、清丽之姿，既发展了隶书典雅、优美的精神，又一改其古朴、凝重的气息。属于这类风格的，尚有水平五年（五二一年）的《大般涅槃经》（P.二九O七），正光二年（五二一年）的《十地论初欢喜地卷第一》

（P.四八二三），大统七年（五四一年）的《大般涅槃经》（S.二二一六）等等。

第二类则发展了汉隶敖侧，变化的特点，以永平四年（五一一年）的《成实论》（S.一四二七）、延昌三年（五一四年）的《成实论》（P.二一七九）为代表，这类写经结体紧凑，呈向左倾斜之势，起笔较轻，收笔厚重，前承《三国志·步笆传》和《十诵比丘戒本》书风，又与龙门造像碎书法意态相通，波成变化细腻丰富，行笔流利，墨色丰润，气象浑穆。这类风格在北朝写卷中数量较多，尤以北魏末、西魏时期居多。如延昌二年（五一三年）的《大楼炭经卷第七》（S.三四一）、同年的《华严经卷第十七》（S.二O六一）、永熙二年（五三三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一》（S·四四一五）等等。直到北周保定元年（五六一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S.二O八二）仍然沿袭这一风格。有的写本则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和变化，如北魏正始元年（五0四年）的《胜重义记》（S.二六六O）笔法刚健，结体险峻、雄奇，与龙门《杨大眼造像记》相比，其意态风神极其相似。又如大统二年（五三六年）的《法华经义记》（P.三三O八）（图七）和大统三年（五三七年）的《东都发愿文》（P.二一八九）主要发扬了这类书法的活泼奔放、倚侧跌宕的特点。前者己近于行书。时见草书的省写，又往往连笔，气势流畅，后者虽保持楷则波挑起伏很大，横画、撩画和有的竖画往往拉得较长，时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