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金融开放的被动性与主动性探析

中国近代金融开放的被动性与主动性探析【摘要】本文阐述了中国近代金融开放的国内历史背景与国际大环境，分析了中国近代金融开放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从而说明中国近代金融开放是在开放过程中还存在外在强制性的金融变迁和内在诱致性的金融变迁。

【关键词】近代金融开放被动性主动性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开启了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

虽然近代金融开放与现代金融开放不同，但也不能简单地认定中国近代金融开放只是单纯地被动性开放，而是金融开放的被动性与主动性兼而有之。

一、1840年前中国的经济金融态势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曾长期作为世界最先进和富有的国家代表。

以公元1793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康乾盛世末期）为例，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为世界的1/3，而对外贸易则长期顺差。

英国人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评述：“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

”经济规模的庞大并不能掩盖中国自然经济体系衰落的事实。

从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的传统经济就已经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到鸦片战争前夕，内忧外患已经愈演愈烈。

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封建帝国，中国当时的社会是完善的自然经济社会，以家庭为经济单位，高度地自给自足。

自然经济的固步自封及封建制度对经济自由的束缚，成了184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痼疾；另外，社会分配严重失衡也激化了国内矛盾。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谈到：“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穷国家的人民。

”过强的中央集权使财富过分集中，而过多的人口又拉低了中国平民的生活水准。

从辨证的角度来看，强大的中央集权为人口繁衍和人民生存带来了保护和便利，但导致了平民长期受着沉重的剥削。

除了中央集权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发展迟缓、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不及人口增加速度、贫富悬殊也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埋下了另一个隐患。

从金融领域来看，当时的中国仍然实行银、钱并用的货币体系，鸦片战争前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货币形态是混乱的。

货币制度落后于西方国家，贵金属白银还停留在称量货币阶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贱金属铸币铜钱经常要用于较大数额的支付。

因此，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说：“货币方面，中国尚在比较原始的阶段。

”当时主要金融机构为钱庄、票号、当铺，主要信用形式为高利贷。

二、中国近代金融开放的国内历史背景与国际大环境1、中国封建经济的没落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1）中国封建制度与经济体系走向没落。

封建经济体系在中国运行的时间比西方要长，到了明朝前期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日臻完善，但从明后期起，封建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愈来愈明显，致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发展缓慢。

清朝的建立没有从实质上扭转明后期以来中国封建体系走向腐朽、没落的局面，而逐渐成了守旧、落后、封闭的国家。

（2）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

中国的封建经济走向没落的时候，西方国家正处于上升的通道。

工业革命使人类跨入了机器时代，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近代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拉大了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距离，打开了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大门，并把整个世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系。

2、西方工业体系发展对中国传统经济、金融体系构成威胁（1）中西方经济体系的摩擦。

西方工业文明开始迅速发展，以英国为首西方列强的目光越来越多的放在了海外市场的拓展和侵占上，拥有世界1／3人口的中国则成了他们眼中的猎物。

但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西方的产品在中国基本没有多大市场。

中国始终保持着对外贸易的长期巨额顺差。

西方国家对华巨额逆差真正的原因是西方近代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体系自身的特色。

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其《中国见闻录》（The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

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工业国家非但不能打开中国市场，反而将巨额白银输送给了中国。

”（2）鸦片贸易与“白银战争”。

对华贸易逆差使英国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且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使其殖民扩张费用紧缺。

于是英国人运用了鸦片贸易的手段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

据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

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万两。

1887年洋货进口突破一亿海关两。

到1894年，七年间已经迅速上升到1.62亿海关两。

中国贸易巨额入超因此形成。

大量进口鸦片残害国民身心，巨额白银流出造成银贵钱贱，从而引起严重的通货紧缺，还导致了清政府财政危机，经济长期失衡。

1839年林则徐等有识之士坚决抵制鸦片贸易，极大地触动了英商的既得利益，从而爆发了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腐朽而没落的清政府在处于上升阶段的英帝国的军事打击下溃不成军，签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例，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中国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自然经济体系被逐渐瓦解，经济主权也逐渐丧失。

有西方学者把鸦片战争称为“白银战争”，这也指出了战争的本质。

这本来是对外贸易引起的国际收支变动导致的贵金属输出入的货币金融问题，却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的攻击下，演变成了军事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殖民主义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中说：“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

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

”中国在开放五口通商等不平等条约签定后，旧的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而中国的传统金融体系也随之改变，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开放就此拉开了帷幕。

三、近代中国金融开放中的被动性与主动性1、近代中国金融开放中的被动性成分（1）政治妥协的产物。

中国近代金融开放的开端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导致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资本主义金融势力渐渐的渗透到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近代的金融开放确实有被动的因素，是源于政治上的妥协和屈服于列强武力下签定不平等条约的被迫承诺。

中国在被迫开放经济、金融体系的同时，并没有获得时机选择的主动权。

（2）外力威逼下的强制性金融变迁。

中国自身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了中国近代化历程被迫启动，而且中国金融业也被动开放。

以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华设立为标志，西方金融资本以侵入的态势进入了中国金融市场。

近代的金融开放最初并不是中国主动选择的有目的、有步骤的开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属于外力威逼下的强制性金融变迁。

（3）一场缺乏准备的金融开放。

正如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措手不及一样，近代的金融开放最初也使中国金融业陷入了迷茫。

不论是金融市场的监管者——当时的清政府，还是金融市场的主体——传统金融机构，都没有做好应对金融开放的准备。

在此之前，清政府对西方金融不甚了解，更不用说对其进行监管，即使是对传统金融市场和传统机构的管理也是很不完善的。

当时没有一部专门的金融法规，也没有完善的金融监督体制，在以人治代替法治的封建社会，往往是政令和训喻在起作用。

民间对于金融开放的风险也意识不足，对西方的金融工具、金融运行不了解。

另外，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在中国的某些经营也加剧了金融领域的投机性和风险，这都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金融风潮不断。

2、中国近代金融开放中的主动性成分虽然近代中国的大门是被“鸦片和大炮”强迫打开的，但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大势所趋。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冲击下必然会走向衰亡，而与之相适应的封闭的金融体系也将随之消亡。

虽然1840年金融开放的时机选择并不是由国人主动作出的，但中国金融开放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从事实上来看，中国金融开放思想的萌发在1840年前就已经产生了。

（1）早期中国有识之士的金融思想从封闭到开放。

早在鸦片战争前，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落后性，在金融领域学习西方的思想逐渐萌生。

林则徐、魏源是较早接受西方金融做法的人士，他们都主动学习西方来解决中国的金融问题。

在银荒问题上，他们分析出鸦片贸易和洋钱在华溢价流通是主要原因，不但反对禁止洋钱流通的政意，而且主张清政府仿铸洋钱，改变货币形态来适应民间需求。

当晚清政府财政力量不足时，有人提出了效法西方，举借外债的思想。

洋务派与保守派因此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梁启超积极地参与了“借债亡国论”和“借债救国论”的争论，并出版了《中国国债史》和《外债平议》，从政治需求和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并以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外债的利弊。

此外，还有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提出“兴银行”主张；康有为提出“金主币救国论”；以及后来陆续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届人士著书立说，介绍西方金融理论和西方新式金融机构。

向西方学习的金融新思潮的萌发，启迪着人们冲破封闭的旧式金融体系，成为了近代中国金融开放的思想启蒙。

（2）兴办新式金融机构。

在新式金融机构中，中国人最初认识到的是兴办新银行的必要性。

中国最早提出创办银行的是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

1859年洪仁玕在他所著的《资政新篇》中提出了“兴银行”的主张，认为“此事大利于商贾士民”。

这个建议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倡议，经清政府批准，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经营存款、放款业务，发行银元券和银两券。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北京设立了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光绪三十四年改称大清银行），除办理一般银行业务外，由清政府授予铸造货币、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经理公债等特权，并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30多处，成为清朝末年起国家银行作用的一家银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清政府邮传部出一部分资本并招商入股，在北京成立了交通银行。

这家银行除经办轮船、铁路、电报和邮政系统所属单位的存放款与汇兑业务外，还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并发行银行兑换券。

同时由民族资本开办的信成商业储蓄银行、信义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也于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1906—1908年）相继成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经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

为适应国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于1924年8月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

在官府办银行开端之后，民间银行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